因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我无意中体验了一把“战地摄影师”的滋味，并亲眼目睹了开罗游行示威演变成骚乱的全过程。 此次埃及之旅让我更加理解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了。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而我，已经身陷动荡埃及的漩涡中心了。
上学时，老师和同学总是把罗伯特?卡帕的这句话挂在嘴边，总是对马格南、VII这样国际顶级图片社的签约摄影师顶礼膜拜，羡慕电影《战地摄影师》里面的詹姆斯?纳切威：穿行于战场、瘟疫之中，没有防弹衣和安全帽，只有相机作为自己的武器，用照片改变世界。
我曾数次梦想着自己也能亲历那样的现场，拍出震撼人心的照片，甚至得到普利策新闻奖……只可惜我生在了和平年代，毕业后做了商业摄影师，相机依然是我的武器，只是拍摄对象都叫做“我的客户”。
这次埃及之行，终于让我无意中体验了一把“战地摄影师”的滋味。
无意中闯入
2011年1月23日，为了一个商业拍摄，我来到了埃及。
刚到开罗的头几天还算闲适，因为我就住在尼罗河边，每天看着当地独有的紫色黎明，吃着当地甜到发腻的小点心，在金字塔旁边喝喝茶，在埃及博物馆闲逛，心情轻松自在。25日，我们开始了拍摄工作，那天下午，一个在当地做摄影师的朋友告诉我，在开罗解放广场会有大游行，问我想不想去。当然要去!
在去解放广场的路上，我就看见很多埃及警察也列队开进广场，他们戴着头盔、手持盾牌，路边还停着黑色的装甲警车。
我们步行到达解放广场的时候，这里已经集结了很多的游行群众。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埃及穆斯林每天礼拜五次，游行的人群在解放广场一旁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直接集结在一起。
解放广场又称塔利尔广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一大片开阔地，而是一块不规则的道路交汇地，周围有开罗国家博物馆、埃及民族民主党总部、阿拉伯联盟总部、尼罗河酒店和开罗美国大学等地标性建筑。
我们几个人先到了埃及最高法院门口，已经有很多人站在高台阶上举着标语喊口号了。警察们站成一排，封上了路口。虽然警察们都拿着盾牌，但是气氛还算平和，人群只是喊口号、挥动国旗和标语，完全没有暴力场面出现。
突然，我身边的几排人开始跪在地上，一个人开始大声地咏唱，这是他们的礼拜。前一分钟还在喊口号游行的队伍，突然齐刷刷地跪下开始礼拜。开罗的灰尘很厚，他们的头上都是汗，很快，这些人的脑门上就全是泥了。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照片的时候距离警察很近，仿佛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那种感觉让人背后出汗。虽然这些警察没做出什么举动，但是他们的眼神都充满警惕。看到周围还有很多媒体的摄影师在拍照，我慢慢地没有那么害怕了。
天色渐渐暗了。一到开罗，我就喜欢上了开罗的夕阳，颜色要比北京的饱和度高。解放广场周边的楼都是黄色的，太阳下去后天空是深蓝色的，再配上广场上黄色的路灯，那画面是一幅经典的配色方案。
而此时的开罗暮色，却变得不那么温和了。
陌生的恐惧
黄昏将至，并没有缓解解放广场上的剑拔弩张。
这时，更多的游行人群从四面八方向解放广场涌来，人越来越多，口号声也越来越响，我们不知不觉地随着人群走到了解放广场的中心。
突然，我看见一群人围了起来，赶紧跑过去看看，原来是有游行者受伤了，一个人满头都是血。因为不懂阿拉伯语，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伤，只是凭直觉感到矛盾开始升级。我心里有些害怕，时刻提醒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果不然，事态很快就升级了。
我爬上广场较高的一个花坛上往远处看，一辆装甲车飞快地冲出人群，车头前边还“挂着”几个人，他们边用手紧紧地抓住装甲车，边喊口号要阻止车前进，看起来很危险，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几个人到底有没有受伤。
突然，有类似枪声的动静在不远处响起，然后人群一阵骚乱，白色的烟雾马上在周围弥漫起来。一大群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跑来，我们也只能跟着人群跑。催泪瓦斯给眼睛、鼻子、嗓子带来剧痛。
我边跑边想，万一有人把我撞倒可怎么办!这是在外国，恐惧感更加强烈，我不懂埃及人的习惯、性格、礼仪，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要比在自己的国家困难很多。
直到跑到广场边上的小路后，周围才渐渐安静下来，催泪瓦斯的味道也没有那么浓了，但眼睛还是剧痛，想流眼泪。我浑身发抖，站也站不稳了，拿着相机的手也在不停地发抖，心跳很快。
再入革命广场
镇定一会儿后，我又拍了几张照片，但这些照片都是人群、建筑，没有实质的内容。“还是要到广场里面去，只有到了中心才能看见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这回真地当了一把战地摄影师，也终于体会到了“拍得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的真正含义。那时，我更觉得以前听说过的那些战地摄影师是真正的勇士。
但当催泪弹在身边冒烟，橡皮子弹从耳边飞过的时候，当奔跑的人流向我涌来的时候，那种恐惧感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那种状况下，就算我们是拿着相机的记者，看着那些警察的制服和手中的武器，只觉得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渺小。就算不停地朝远离人群的地方跑，但内心中还是想跑到人群中间去拍摄。
黄色的灯光把地面照亮，周遭的一切全都是黄色的，呼喊的人群、标语、催泪瓦斯的烟雾、警察的头盔和盾牌，让我想起了看过的纪录片中的画面，它们的气氛都是那么地相似。然后就是流血、呼喊，全部在我脑子里闪过。
那一瞬间，我甚至有了看摇滚乐演出的感觉――那些激动的人群、肾上腺素达到最高点、完全的忘我状态。但在政治和国家机器面前，这些力量都是软弱的。而在这个广场上，一切都是真的，人会感到疼痛和死亡。
我特别害怕，我只是一个商业摄影师，到了目的地后发现当地社会风云突变，风光不再美好，风景不再闲适，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乱世景象，这个时候如果换作你会怎么办?你会害怕吗?你会举起手中的相机记录吗?你会记得自己是个商业摄影师还是摄影记者吗?
不是每个商业摄影师都有亲眼见证历史事件的机会，甚至不是每个生存和平年代的摄影记者都能碰到这样的机会。我只知道我不能回住处，不能离开，不能回到房间后打开电视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新闻，我亲眼目睹了这些，而这些照片就是见证，这些场景都是应该被记录下来，并不再重演的。
看到那些示威者在礼拜开始的时候集体下跪，我长时间地凝视他们抱在胸前的双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开罗城内的其他地方仍在歌舞升平，几条街之外的解放广场上就有人在呼号奔跑。而我一个多月前还在法国恬静安逸的农村拍葡萄酒庄，品味酒在舌尖的 那些细微味道，现在却在地球的另一端拿着相机颤抖，看着人流血，把嗓子喊哑，体味催泪瓦斯给眼睛、鼻子和嗓子带来的刺痛。
于是，我再次走进了广场。
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尽管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催泪弹爆炸的声音不断，骚乱与奔跑的人群让我眼花缭乱。其实，游行示威的埃及人很欢迎外国摄影师，还把标语给我看让我拍下来，虽然我看不懂上面的文字。身边有的人在哭，有的人表情严肃。
隔一条街便是歌舞升平
这时候，已经有人把埃及大饼送到广场上来给大家吃，还给了我一个。
又过了一会儿，天彻底黑了下来，示威游行仍在继续。从中午开始，我没有喝水也没有休息过，该回去了。于是，我们一行便决定离开解放广场去吃晚饭。
广场周围大片大片地堵车，我们只能走出去。只走了大概十分钟，到了另外一个区，感觉就像走入了另一个世界：餐馆、商场、各种店依然开着，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开罗街头经常能见到的装饰漂亮的观光马车依然悠闲地从身边经过。这时，一个路过的马车夫亲切地朝我们打招呼，问要不要坐马车，完全没有要“革命”的意思。
吃饭的时候，我问一直守护在我们身边的埃及陪同人员――他大概40岁，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读过书，中文讲得非常好
对这场运动的态度。他说，人们只是希望埃及有所改变，虽然穆巴拉克在他们的心中一直都是民族英雄。
断网、断手机信号、禁止拍照
从1月28日开始，埃及的网络就被切断了，手机信号也同时没有了。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在开罗一家通讯社工作，全社只能用一台海事卫星发稿。本来我们还有去埃及南方的行程，但是网络瘫痪、机票订不了，火车站也没有票。
我只能跟着摄影师朋友出去。他会讲阿拉伯语，对开罗也熟悉，于是游行开始后第二天晚上，我又跟他去解放广场拍照。
但是第二天的气氛明显跟第一天不同。人群更密集，解放广场周围的建筑物门口都聚集了人群，警察和装甲车变得多了，而街上的照相机和摄影机却少了。很多人阻止我们拍照，还有好心人提醒我把相机藏在包里。
又是一阵骚乱。
我们跟着人群跑进了地铁站，然后，朋友马上又把我拉出了站台，他害怕警察为了阻止更多的人群聚集，会把地铁的铁栅栏关闭，这样我们就一夜都出不去了。可跑到地面上，催泪弹的味道又弥漫着，我们忍住剧痛往没人的地方跑。无奈，相机不敢拿出来，天也黑了，我们只能回去。
后来，有军队的坦克进入开罗，“隆隆”的声音不断。
紧接着，埃及政府宣布每晚6时到次日早7时为宵禁时间，不许上街。我只能跑到朋友的通讯社。在那里，我还碰到一位当地摄影师。他说自己一直在外面拍照片，还给我看他手上和后背上橡皮子弹留下的红色伤痕。
我问他害怕吗?他说不害怕，只是一个人在外面拍照片，很担心自己的家人。看新闻说，还有暴徒趁游行的混乱砸了埃及博物馆，虽然没有珍贵的文物被盗，但是他们砸坏了很多东西。
骚乱发生前，我刚刚去过埃及博物馆，当时真是被震撼了，每一件展品都有三四千年的历史，那个图坦卡门的黄金面罩更是精致极了。我在里面看了整整一天。砸博物馆的人做了肯定会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
此时，开罗已经完全瘫痪，很多店铺都被抢劫。我们一直居住在埃及的一个富人区，旁边有一家大型的阿迪达斯运动品商店也被洗劫，一些店铺怕得连忙把商品搬空，要不就用报纸把所有的玻璃都贴起来，让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商品。
超市被慌张采购的人挤满，结账的时候排起了长队，许多人都在囤积生活用品。
咖啡馆的店员跟我说，再过4个小时就要关门。因为周五是他们的礼拜日，大家都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然后就会有更大规模的游行。前一天我去的咖啡馆所在的那条商业街，已经没有几家店开门营业了。
通讯社惊魂
我们住的马蒂区是开罗的富人区，离解放广场大概20分钟的车程，已经算是开罗的郊区。这里基本看不到游行的队伍，还算安静。晚上，看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说马蒂附近的一个监狱发生骚乱，犯人趁乱越狱，还有警察局被砸，枪支武器全都被抢走。开罗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大家都人心惶惶。
通讯社的朋友到解放广场去做报道，一行4人刚要进入解放广场就被警察抓了起来。警察把他们带到警察局，但是我朋友灵机一动，塞了些钱给那个警察，然后就被释放了。但是，警察还是扣了一个小数码相机做“留念”。
在埃及，像警察这样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人工资都非常低，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埃及镑(1埃及磅约合1.1元人民币)，其他收入全都要靠小费和吃拿卡要。
看到商店被抢、犯人出逃的新闻，我几乎不敢出屋。街上都是拿着棍子和长刀的人，我不敢和街上任何人对视，去超市买完东西就跑回房间。
我们躲在朋友通讯社的房间里看新闻，突然听到楼下有争吵声，我跑到窗口往下看，一个人正冲着楼顶喊着什么，通讯社所有的男丁都抄起棍子、墩布和锤子等防身工具冲下楼去。我们到楼下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冲到二楼，门卫翻译说他大喊“如果不开门就要开枪”。
原来，那个人在外面看到我们的楼顶有个女孩在拍照片，楼顶可以看到金字塔，而且当时的夕阳非常美，没想到被埃及人看到了。那人以为她在偷拍骚乱的场面，就冲上楼来要抢走相机。
经过一堆人的劝说，不速之客最终只是拿走了储存卡。拍照的女孩吓坏了，站在电梯口半天不知所措。二楼办公室里有个年轻的实习女记者也被吓坏了，从那天开始一直浑身发抖。直到后来到飞机场准备回国的时候，她都在发抖，还不时地哭泣。
国内的专机就要来了!
我们从新闻里看到，土耳其有包机来开罗接本国公民回国了。
当时，开罗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飞机场也滞留了大量旅客，因为正值旅游旺季，又实行宵禁，很多旅行团到了开罗连机场都出不去。我的一位土耳其朋友来开罗开会，看到有飞机来就赶快跑到机场，结果顺利回到了土耳其。
我当时一阵阵心酸：为什么自己国家的飞机还不来?但就在他们走后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听说中国的飞机会来接我们，后来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我们的税没有白缴，能回到和平稳定的北京简直是太好了!
前往机场的路上，开罗满大街都是坦克，天上是战斗机，拿着枪的警察和军人满街走。我们在车里听到枪声不断，恍惚中像是北京过年放鞭炮。
知道国内会派专机来接我们的消息后，我们上午十点多就赶到了机场。虽然后来到凌晨一点才起飞，但是没饿着、没渴着，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给我们送来了盒饭和水。到机场时，看到中国国旗挂在那儿的瞬间，我的眼泪真地快掉下来了。
这时，我身边有一个意大利人不停地打电话找机票。我问，你的国家没有派飞机来接你们吗?他说，如果要等我们国家 的飞机来接，可能就得死在这儿了。
此时，虽然已经有了手机信号，但是整个开罗依然不允许拍照，警察看到有人掏出相机就会阻止。很多摄影记者被打，半岛电视台也被查封，我另一个摄影师朋友的相机还被砸烂。而且，我在机场拍照片的时候，也有警察过来阻止，还把我带到了安检的地方。
我当时吓坏了，因为相机里还有游行和发生混乱时的照片。不幸，照片都被他们看到了。我解释说自己不是记者，为什么要抢我的相机，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其实埃及人都很善良，他们看到我哭就赶紧劝我，给我拿纸巾擦眼泪，还问我喝不喝百事可乐。要知道，当地人对人示好时才会问喝不喝百事可乐呢。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了起来，问他们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其中一个人说，他们觉得中国现在科技很先进，发展很快，我心里真地很高兴，这些是我之前在欧洲感受不到的。
能回家过年真好
终于到了要回家的时刻。大家按照大使馆统计的名单去换登机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包机是免费的，只要拿中国护照就可以登机了。后来，从埃及回来后，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埃及包机要交8500元机票钱才可以上飞机，真是觉得可笑，因为直到现在，根本没有人跟我提起要收钱的事。
我还看到有报道说，某些已经加入其他国家国籍的人抱怨没有坐上中国的包机回国，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及时去机场排队，而是留在酒店里。这样的突发事件埃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没遇到过，在那种复杂混乱的状况下，能把大家顺利送回中国已经算做得很出色了。
开始的时候，因为登机先后的问题，有过一些小争执。因为有的游客已经困在机场里三天了。有一位老大爷就跟我说，他在开罗机场住了三天，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连哪儿有电源插座都知道。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登记的时候，突然有人说：“我有糖尿病，已经好几天没吃药了，我得先上飞机!”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马上说：“好，有病的请先过来!”但是话音刚落，就有好几个人嚷嚷着“我也有病”、“我有心脏病”，还有人把脚抬到桌子上给大家看：“看，我的脚都肿了!”
现场有些混乱，有人早早在大使馆报名，有的却刚到机场，有的已经在机场睡了三天，有的整个旅行团都是老人。
一开始，换登机牌的速度很慢。这时，一位带队参加埃及书展的先生站了出来，他说自己带队的团有三十多人，他们可以最后上飞机，让所有老人孩子先上飞机。他希望大家都别争抢，都遵守这个原则。
航空公司的值机人员告诉我，平时两百多人的飞机，要四台电脑同时工作打印登机牌，但是当天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全部要手写，大家光排队换登机牌就用了6个小时。
换好登机牌的时候，我知道肯定能回家了，恨不得插翅飞到登机口。但在过安检的时候，一个埃及警察说我们其中一个人的箱子有东西不能过，然后他就偷偷地用手挠那个人的手心。这种阵势几天里我们已经见识过好几次，就是在要钱的意思，给他10埃镑就顺利通关了。
全体登上飞机已是当地时间凌晨1点。跟以前坐飞机的感受很不同，机长的讲话也很感人：“接大家回家过年!”我的眼眶又湿了，空姐的服务也无微不至。很快，所有人都很疲惫地睡下了。
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北京时间2月1日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首都国际机场。还没下飞机就看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车在下面守候，机舱打开的一瞬间，好多相机摄像机在拍，还有鲜花。一位领导简短的慰问讲话后，我们填写了防疫表格，之后就可以回家了。过程简单得让我不敢相信。
去领行李的路上，还有一位美联社的记者采访我，问我在开罗的见闻和感受，问我坐包机的感受。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但我一时语塞，只说了句“感谢祖国”。其他省市的游客都被各省的代表接走转机，而且都是免费的。想必每个人都会觉得，回家过年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