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一艘永远无法靠岸的船舶。1949年1月27日，在那个纷乱离散的小年夜，新旧时代更迭的最后时刻，搭载着超过千人的达官显要、商贾、军人及其眷属等，中联公司的“太平”号轮船搭载了超过它正常限度的乘客和货物从上海一路驶向台湾。暗夜中，它与一艘运煤的船相撞，两船在短短的时间内相继沉没。“太平轮”从此消逝在从上海驶向台湾基隆的茫茫海域中……
对于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的几百万人来说，“太平轮”是他们也许未曾经历过的旅程，却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早已消逝在历史烟云之中，当年它常常停靠的码头已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曾经报道“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报纸早已泛黄，想要查阅，只得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里去，先用手抹去收藏它们的纸夹子上落着的历史的灰尘。60多年的历史灰尘已经沉落得太多，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用旧事来为那场海难定性。
但是作为历史的一页，作家张典婉不相信“太平轮”的故事已经结束，因为历史不是一页纸，不是一张画，不是一段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大人物小人物的实实在在的悲欢离合，即便不再写在他们的脸上，也一定深埋在他们的心底。只是已经不习惯在人前谈起，独坐的时候，总会想起往事念起故人。
2000年开始，张典婉要把这些人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以记录那一代人的颠沛流离，于是2009年有了这本《太平轮一九四九》。2011年盛夏，这本记录着大时代悲情往事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得以在大陆出版简体增订版，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得以同相识许久的张典婉坐下来，聊聊占据她生命中太多岁月的“太平轮”。母亲的太平轮
张典婉记忆里的童年，父亲总是用客家话教她念：“月光华华，细妹煮茶，阿哥兜登……”养母则打开留声机，一个沙哑的男声唱着：“青春的花是多么的香，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年幼的张典婉和家人生活在台湾北部的苗栗县。在她眼里，养母的样子很平常：“她讲客家话，挎着篮子去街上买菜，蹲在厨房的水沟旁刮鱼鳞，忙碌农事时，头戴斗笠、脚穿雨靴踩在泥泞的果园里，和其他小朋友的妈妈没有两样。”
不过，养母闲暇的时候，会让女儿帮她拿着毛线，她自己则一边织毛衣，一边说着从前的故事：“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们丢下海呀!”
养母说的这条船，叫“太平轮”，她是1948年12月搭乘这条船从上海来台湾的。养母不忘自己是死里逃生：“‘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她的语气平静而轻淡，像在说着别人的故事。养母讲的话，童年的张典婉似懂非懂。不过，那两条坐着“太平轮”来到台湾的狗，张典婉倒是很熟悉：“我把那两条狗叫做太平狗，因为它们当初是和妈妈一起坐‘太平轮’来台湾的。不过，我出生时，那两条狗已经终老在家中的葡萄树下。我只见过它们的照片，看了就很喜欢，是那种长着长毛的北京狗，小巧可爱。那时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北京狗。”
华美的旗袍、景德镇的瓷器、一张张隽刻着家族记忆的黑白照片和养母一起来到了台湾。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穿旗袍、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没有滤纸时，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这个场景张典婉一直牢牢记着。“妈妈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
2000年养母去世，张典婉整理遗物时，看到养母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张典婉说，那一刻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她讲“太平轮”。“妈妈那次离开上海，本以为会和以前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回去，哪知道，她的双脚再也没有能够踏上上海的土地。而随‘太平轮’带来的这些东西，成为她一辈子的情感寄托。”从那时起，张典婉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母亲那一代人的颠沛流离。这种颠沛流离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
寻找太平轮1949
2000年，张典婉开始往返于大陆、香港与台湾，流连于图书馆、档案馆，只为了寻找更多关于“太平轮”的线索。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然而，经过了几十年时间，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了。最初，她只能从书籍和人们的讲述中得到一些线索，2004年，张典婉受邀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这段历史才真正开始向她展开。
2005年，纪录片《寻找太平轮》播出，但里面呈现的故事并不丰富。当时，她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此时，“太平轮”沉入海底已经快60年了，“太平轮”连接的两岸也各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知道这些幸存者各自经历过什么，是否还在人世?然而随着纪录片的播放，越来越多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沉在心底的记忆，都陆续主动汇集到了张典婉这里：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而通过媒体的报道，罹难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陆续主动联系张典婉。
寻找“太平轮”的过程中有很多惊喜。张典婉曾在一家餐馆偶遇过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辗转来到大陆一家档案馆，抖落厚厚的灰尘，翻开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找到了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纪录片《寻找太平轮》中引述了当时的一段证词，说“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感谢，并告诉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每一次采访，都如同在受访者伤口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说，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也有人不愿重提往事，或者讲到罹难的亲人而痛哭不语。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在《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中，张典婉总共访谈了20余位当事人，其中有罹难者家属如知名球评家张昭雄、国际知名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知名音乐家吴漪曼，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是“太平轮”船难生还者、遗腹女、船公司员工后代。书中也书写出无数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有 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10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己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张典婉说，“‘太平轮’中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符”。
张典婉信佛，也信命运。她觉得“太平轮”的故事是命运的安排，而自己寻找的过程也冥冥中有命运的指引。她说很多时候并不是她找到了故事，而是故事找到了她。时代的离乱别愁
2009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齐邦嫒的《巨流河》、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相继在台湾出版，3位女作家都将目光投向了1949年。前两本书，又无一例外都提到了“太平轮”，因为，对台湾的百万“外省人”来说，“太平轮”是一个时代的离乱别愁。
最初“太平轮”的题材并不被出版社看好，他们认为这种题材太小众、太沉重，台湾没人看历史了。“可是我宁可等待，而且我过去没有出版过历史题材”。2009年10月，张典婉在台湾出版《太平轮一九四九》。此前被g家出版社拒绝的书，竟然成为年度畅销书，而1949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的百万人也再度被热切关注。
就自己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写作经历，张典婉认为，这首先是跟她这一代台湾女性的人生经历有关。以她自己为例，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父母辈颠沛流离的经历，自幼就深种心中，特别是养母那一代来到台湾的女性中，许多人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离乱乡愁有着更为纤细的敏感体验。然而她们到台湾后，残酷的生存压力使得她们根本无暇回归内心世界，细品背井离乡的苦涩与惆怅。父母辈的生命印记，无疑都已经深烙在张典婉这样的“外省人第二代”身上。于是，虽然未体验离愁别苦的切身之痛，却始终在一个最近的观察距离。正是理性观照与女性细腻真切的情感体验结合，张典婉才有了从个体生命历程记录入手，而直指民族心灵深处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她说印象最深的是采访母亲在“太平轮”上辞世的罹难者家属黄似兰，在澳门采访时一起哭了3天。在这些人身上她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和际遇，而每个人的生命及家族故事，因着“太平轮”，见证了历史。
如果没有当年安全抵达的“太平轮”，也就没有张典婉从养母那里听来的往事；如果没有当年沉没在海底的“太平轮”，也许没有这本《太平轮一九四九》。然而关于“太平轮”的记忆，于张典婉来说显得有些复杂，从未见过“太平轮”的她，却听养母念叨了几十年，若没有在养母过世后整理对家乡过往的留恋与思念的遗物，怕是也不会花费10年时间，忍受着许多直接或是委婉的拒绝，忍受着有心的或是无心的自眼，忍受着响亮的或是低声的呵斥，把那个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太平轮”的故事，一点点从早己将其湮埋的历史尘埃中挖出来。故事里那些人，大多数并不伟大，甚至算不上成功，但张典婉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应该被夹杂在历史的洪流里轻易地遗漏掉。她要讲述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这个民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