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一个被人称引不已却至今仍无确解的“养气之说”——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首先承认它“难言”，但还是解释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也。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同上）
这段话如果译成现代汉语，则为：“那一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无所不在。那种气，必须与义和道配合；
缺乏它，就没有力量了。那一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那种气就会疲软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之物。（我们必须把义看成心内之物），一定要培养它，但不要有特定的目的；
时时刻刻地记住它，但是不能违背规律地帮助它生长。”（从杨伯峻译）
依上述解释再参之以孟子所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夫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
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似可获得如下几点体会：
A、“浩然之气”是一种合于自然，通于宇宙的具有某种实体意味的感性力量。
B、这种感性力量的形成有一个内在的源泉，那就是人的心志，人的道德心灵。故“浩然之气”是即感性又超感性。这种“超”是内在地超越而非向外驰骛的超越。
C、“浩然之气”的形成是一种道德人格的精诚的修炼过程，这一修炼过程具有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并从而化成“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同一，理性于感性同一）的境界。
D、故可以说，“浩然之气”其实就是“善”达到极境时所放射的“美”的光辉。它是善的巨大力量与美的强烈感染力的内在统一，是一种崇高美。
宋人文天祥《正气歌》撼人心魄地呈示了“浩然之气”所具的崇高美——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万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孟子的“浩然正气”——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说不能。（《孟子•告子下》）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说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下》）
此适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这是两千年来始终激励人心，传颂不绝的伟词名句。它似乎是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很明显，这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审美性灼灼光华的感性现实品格；
它不是上帝的‘忠诚的仆人，而勿宁是道德意志的独立自足的主体。（《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从孟子到文天祥，再到近代以来的无数仁人志士，正是以那种惊天地、泣鬼神，辉映千古的“洁然正气”铸就了我们民族的脊梁，开拓着中国的希望。
如果和同样具有伟大道德人格的西哲苏格拉底作一比照就更可见出“浩然之气”所化成的道德人格的“中国特色”。苏格拉底这位古希腊的第一位道德哲学家，以他的从容就死而被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崇敬着。然而他为什么能够那样从容地视死如归呢？原来他相信灵魂不朽，相信这不朽的灵魂能在死后跨进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之中认为死是一件坏事的人乃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能和奥尔弗斯和谬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马谈话，那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放弃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就把他处死的，绝对不会的。而且除了比我们更加幸福而外，他们还是永远不死的”。（《柏拉图对话集•申辩篇》）
一个是在此岸世界中追求一种道德性的不朽，一个是在彼岸世界中追求一种宗教性的不朽。这应该是中西两大文化类型价值追索的根本差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