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窄的街道，宽宽的海；旋转的舞者，喝不完的酒。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土耳其语当中有个特殊时态，让我们得以把传言和亲眼看见的东西区分开来。我们在讲述梦境、神话或我们无法目睹的往事时使用这个时态。”
那我一定要先声明，以下我要说的，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
导游名字叫孔丘
我们在土耳其的导游CAN是个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从我们步出机场开始，他就不停地询问我们：“我的中文怎么样?”说实话，乍听之下，觉得一个土耳其人能有这样的发音和语法，实属不错。
CAN第一次说起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孔丘”时，我们都吓了一跳，直问是哪两个字?为什么取这个名字?CAN似乎对我们的问题感到很奇怪。他夸张地故作怀疑状，取了笔写给我们看，果然是“孔丘”。他的答案是：“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孔丘不是你们很有名的古人吗?”他还顺便告诉我们，CAN的土语发音是“将”，就是“大将”的“将”。
CAN的近期目标是把中国话学溜。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两年中文，信心满满地回了土耳其。不久顿觉中文口语能力骤降。琢磨半天，觉得在土耳其要让中文更上一层楼，最好的方式是当导游，而且只接待中国游客。他说自己总是对游客长篇大论地“讲故事”，甚至是说废话，就是为了练习口语。
CAN说：“其实当导游不赚钱，不过能捎带学中文，还是比较值。”不过，他没想要学中国汉字，只要会说中国话，会写汉语拼音，他的理想就能性价比最高地完成了。
他常常在说完一个故事后问我们：“你们听懂了吗?”看着他一脸努力，我们只好一路配合：“很懂很懂。”其实，我就觉得自己像是经历着中文八级的听力考试。
CAN说他中长期的目标是开一家旅游公司，专接待访土的中国人和土耳其访华团。因为土耳其政府规定，外国人不能考导游资格证书，能说溜中文的土耳其人又很少。所以，CAN就有了这个远大理想。说完他还来一句：“你觉得呢?”
大隐隐于世的旋转舞者
Chanel No.5(香奈儿五号香水)出过一条不到3分钟的广告，是一部只为香水拍摄的微型电影，背景就在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情节只是“东方快车”号夜车上的一场邂逅。
他和她四目相对之后，失之交臂，这就是最初的一见钟情吧。列车规律地晃动，Chanel No.5的香水瓶和香水的光影衍射在车厢壁上。瓶中香水荡漾，柔和地打了个旋儿。香味仿佛从屏幕里弥漫开来。他和她就这样隔着车厢活在ChanelNo.5的香氛里，以相同的频率呼吸。火车到站后，他们在伊斯坦布尔错失彼此。最后在中央火车站的候车室，只是一个回眸，很多事情就此有了结果。
为了这个令人惊艳的香水广告，我们在傍晚时分来到中央火车站。这儿是“东方快车”号的终点站。“东方快车”从1889年到1977年，88年里只跑这2900公里，现在已经功成隐退。
候车室关着门，隐隐有昏黄的灯光。门外售票亭排着大队。我好奇地上前问询，票亭说候车室里是宗教转舞的仪式，每天这个时间对外开放，又提醒说这是庄严的宗教舞蹈，席间不能鼓掌不能说话。我们每人花了40土耳其里拉(1里拉约合4元人民币)买了票，等着。
候车室的门开了，我们蹑手蹑脚地鱼贯而入，依次坐下。就在广告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场景里，就在最后一个镜头的地砖上，转舞开始了。听说，转舞所从属的宗教推崇一个观念，就是无论来自哪里、何种人种、性别、国籍、信仰何种宗教，信仰的过程和结果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宗教只是形式不同，最终都将达到一样的终级目标。转舞的宗教形式就是不停地旋转，得以与神沟通。
很快，戴着驼色高筒帽、身披黑色斗篷的乐队落座开始演奏。旋律平淡，甚至像在念经，一点也不琅琅上口。CAN强睁着眼皮，示意我看身旁的同行，已有人开始打瞌睡。CAN悄悄伏在我耳边说了句：“我们自己都不会来看。”不一会儿他也开始合上眼间歇地点一下头。可这只是仪式的前奏而已。
总算等到一队同样装束的教徒列队而出。伏地跪拜后，起身开始转圈走。每个舞者都向前一个舞者行礼，又反身等后一个舞者向自己行礼。然后回到原地，除了第一个人，余者均脱了黑色斗篷，露出系腰宽袍和长至膝下的围巾。色彩这才鲜亮起来：两个白袍无围巾、一个翠绿袍白围巾、一个大红袍绿围巾、一个草绿袍粉围巾。
明显第一个人的地位最高，余者都向他行礼，然后开始转圈。美丽和神秘同时旋转起来，平和安详。刚以为仪式开始精彩了，瞌睡虫们也都纷纷醒来。很快，大家就发现，他们只转圈，不停地转圈，越转越快。双手像拨浪鼓的流苏，随着鼓转越挥越开。整个人就似一个个小三度和弦，神情忧郁地拾起地上的路，螺旋着转向天空。
在我们以为无休无止时，音乐和人都慢慢缓和，最后停了下来。接着，又是一样的程序。走圆圈，旋转，转个不停，袅袅上升。从一而终的单调，没有开始，没有结尾，好像是一个一个捻好了一松手就掉下去的陀螺，而且是《盗梦空间》梦境里永远自转下去的陀螺。
我不得不说，转舞在以一种最原始的简单考验着我们耐心的最大限度。他们让我有种大隐隐于庭的感觉：在如此纷繁如此现代的城市，他们过着如此简朴如此单一的生活，每天做着如此枯燥如此单调的仪式。看他们不停旋转，我一直在想，他们的精神是不是已经飞起来了，就像在阳光里看得见的微尘，在空气里上下飞舞。
没数他们转了多少回，反正最后一次转圈后，舞者止步，双手交错抱肩，缓缓列队退下，进了另一间小屋，不再出来。观众默默地在座位上等了一会儿，都突然明白了似的自觉悄然退了场。
忽闻浴室踏歌声
回土耳其的前一天，我们慕名去了HAMAMI土耳其浴室。这个浴室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是苏丹的皇后于1584年建的。浴室男女分浴。大门口除了“HAMAMI”字样，并无更多特色。进得门来，是一座木质环形方楼。100里拉换了一把钥匙和一块色彩鲜艳的传统麻质浴巾。
我不知道男子那边有没有更多的节目，反正女子浴室里多半个个是含羞半敛眉、各自为战的。在更衣室里，我遇上一位荷兰的女子，我俩一起猜服务生的各种手势和土语的真实含义，相逢又何必曾相识呢。
我们把自己裹在浴巾里，推开木门进了浴室：里面蒸汽腾腾，一时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拉起我往里走。拉的人明显已经适应了这蒸汽里的视线，而且熟悉地理位置，大步如飞。我一个劲儿地捣着小碎步，被她拉着趔趄向前。
一会儿，视线清晰起来，我看见屋顶正中大圆穹窿有许多同心排列的圆孔，透着自然光线，最下一圈是六角星。穹窿正下方是硕大的大理石圆台。我摸了摸，温温热。圆台上的女人们头 对脚地连成了一个断断续续的圈，像是爬上了蜂蜜罐沿儿上下不来的一群蚂蚁。我们也拿去了浴巾趴在圆台边的空档上。
洗好更衣时，我听见楼下有畅快的热力弹唱像蔓藤一般爬上楼梯，还伴随着踢踢踏踏的鞋跟碰地声。我兴奋地寻声而去，直到旋转楼梯的最下一层。歌声、鼓声、弦声越来越强，我踏着节奏一直跟到地下室里一间6平方米的服务生小屋。屋里3位服务生正快乐地自娱自乐，有弓弦乐器，有小皮鼓，还有一位正在狭小的空间里游刃有余地跳着，肩、腰和膝的震动频率快得如同身子里面装了个小马达。
她们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跳舞的上前来拉我一起加入。我听不懂土语，但从神情手势里，我看得懂我不是第一个踏歌寻源的游客。她们已经姜太公钓鱼好久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前些日子的报道《土耳其的绝对禁酒主义者》里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新的禁酒令，引起嗜酒者的抗议。禁酒令规定，严禁在体育赛事和青年活动中作酒类广告，严禁在高速公路上售酒等。尽管土耳其的酒类售卖法远比美欧国家来得宽松，但土耳其饮酒的人数还是越来越少。
人少不少要靠数据说话，但假如人数少了，那先前饮酒的土耳其人一定出奇地多，特别是在体育赛事时和青年活动中。
一日夜归，回到酒店已过23点了。路过邻屋，门口三排空酒瓶，屋里还在喧嚣：有口哨声，有高高低低的喝彩、惊呼和咒骂，电视里听不懂的语言分明是在讲解足球赛事。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直达我的耳膜。
H君说，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日子里，总是忙碌。于是在屈指可数的数个夜晚，数着天上的星星，步出铺着细碎石子的小路，或带点儿小酒沿着江边漫步，或在沿江亲水平台上的酒吧小酌。微醺之余，想出了两行文字与朋友分享：说伊斯坦布尔的特点就是“窄窄的街道，宽宽的海”。意犹未尽，又到酒吧里花18里拉买得小酒。喝得醺意正浓时，闲庭信步慢悠悠地沿着岸边走着回去，看年轻的海边，看沧桑的城墙。他说你若没有一个人走过，就不懂得一个人走着的感觉。
他是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把故事埋得很深，酒能把他的故事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和酒的感情也很深。H君说：伊斯坦布尔喝酒的人太多了，每天晚上看见路边的酒吧里人满为患。有一天他想进的那家酒吧还被年青人们包了场，一众年轻的伊斯坦布尔大学生诚邀他加入当晚酒会。他欣然接受，于是又对酒当歌一晚。
正所谓，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管他呢，先及时行乐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