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乐处所表现出来的宇宙情怀，对环绕着人类的大自然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亲和感、归宿感。“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训》），这一宇宙时空观念原来却与日常居处的庐舍有着亲密的关系，此适如宗白华先生所云：
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画家的画面所表现的不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节奏“宇”，而须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感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美学散步》）
这种为中国人所认可的充溢着审美意味的宇宙观，时空观，我们可以称之为“天地为庐”。“天地为庐”是一种移远就近，由近知远的空间意识。由日常居室推及广漠空间，由广漠空间缩归日常居室，表现了对宇宙存在的亲切感，家园感。“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拾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放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宋书•谢灵运传》）。“天地为庐”，是“以小观大”、“以大观小”、“推己及物”的审美情怀的心理基础。特别重要的是，“天地为庐”的宇宙观本质上是时间统率空间的时空观，时间的动，激活了空间的静，时间的实，充满了空间的虚，时间的韵律组成了空间的节奏，时间的音乐，使空间的画面充满着盎然的生气。我们在空间中领略着时间，也就是领略着生命的律动，领略着美。请看宗白华先生如是领略情味的精妙鉴赏：
我们欣赏山水画，也是抬头看见高远的山峰，然而层层向下，窥见深远的山谷，转向近景林下水边，最后转向平远的沙滩小岛。远山与近景构成一幅平面空间节奏，因为我们的视线是从上至下的流转曲折，是节奏的动。空间在这里不是一个透视法的三进向的空间，布置以作为景物的虚空间架，而是它自己也参加进全幅节奏，受全幅音乐支配着的波动。这正是转虚成实，使虚的空间化为实的生命。（《美学散步》）
“天地为庐”，是一个亲切的，充满了人情味的宇宙，是一个流动的，跳荡着韵律的宇宙，是一个动静统一，虚实相生的宇宙，是一个美的宇宙。
“天地为庐”的宇宙观，鲜明地折射出儒所范导的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固能催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固能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但它亦显然漠视了人生的最具深度的悲剧性。再以中国画的题材为例：水墨丹青，有灵气流转之山水供人藏息休游，有啸傲风月之人物从容潇洒脱俗，唯独没有社会灾变，人生痛苦之写照。于是，我们有《寒江独钓》，却不可能有《夜雾降临》；
我们有《女史箴图》，却不可能有《盲女》；
我们有《韩熙载夜宴图》，却不可能有《梅杜萨之筏》。艺术本应具四大功用，认同自然、伸张自我、社会批判、理想建构。但中国画却严重地失落了社会批判，既如八大山人的“白眼向人”、大涤子的“法自我立”、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或愤世嫉俗，或遗世独立，也主要是伸张自我，社会批判在其画面上是间接、抽象、模糊的，甚至是隐而不见的，比照一下西画对社会的积极强烈的参与批判，我们未免显得软弱了。
还是由于“天地为庐”的某种寄托感，中国人的形象经常表现出某种缺乏强壮活力的懒散，麻木。你看中国画中的人物，多半是耸肩，驼背，没脖子（这大概同时是受了庄子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多半是些“畸人”的影响）。我们是那样强调“以形写神”，但我们历来忽视强壮的身体方能富有强壮的精神，不明白大丈夫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于是中国画中的人物往往是形销骨未立：没有一点“力”，没有一点儿激壮，没有一点伟岸，点缀山石间，状如毛虫矣，此诚为彻底的“天地为庐”也！
雕塑亦然。墓道里掘出的兵马俑，其实仅以数量胜，有如中国以人口众多胜。就个体来看，每一个的肢体都是那样机械僵硬，每一个的表情都是那样单调呆板，一个《大卫》，其实是远远超越了全部兵马俑的。
“天地为庐”，功乎过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