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年，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投资与出口的兴奋剂逐渐减量，改革进入剧痛期，贫富差距导致的民怨与市场效率低下导致的通胀，将越来越严重。
根据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交的研究报告，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时，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年均增长22%，目前，我国已成为排名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
我国的初次分配大成问题，劳动者薪资不到企业成本的10%，最近两年有大幅上升，但企业并没有为实体经济减负；再分配同样不公平，典型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起征点”之上的中低收入家庭。换句话说，如果提高个税起征点，会有千亿的税收损失。三次分配更成问题，慈善成为垄断市场。
内需提振乏力与奢侈品消费超前，就是中国贫富差距的写照。
不要责怪中国居民不消费，而要问政府是否给了居民放心消费的环境；不要对尽力消费的居民实行减存款利率等刺激疗法，而应出台培育有效消费群体的政策；不要把经济把消费绑定在车市、楼市上，而应该发展参差多态的服务消费品种。
消费数据还可以骗人。2009年7月29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当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报告，研究显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有66%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贡献，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只能够解释剩下的34%。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18%左右的增速，大多数由政府和企业贡献。中国不是没有人消费，而更多的是政府在消费，是企业在消费。
提振内需，要靠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的民富与民有，而不是荒唐地以政府消费代替民众消费，以税费刺激政策鼓励民众超前消费，甚至以畸形的奢侈品消费掩饰普遍的消费不足。
2009年由于税费刺激政策，使楼市与车市消费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短期兴奋剂不可能有长期疗效，负作用巨大，如果刺激政策退出，车市将大幅下滑，而楼市泡沫居高不下增加了中国经济高处不胜寒的风险。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与有效消费群体是正确选择。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不难发现，近两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逐步倾向农村――从免除农业税费到浙江等地正在试验的农地入市流转，而中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把农业人口的转移、从城镇就业到落户等制度的配套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
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6%左右，处于走向城市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60%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时期，因此，未来5-10年，将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打工者能够从候鸟变成定居者，中国的消费完全可以上升10个百分点以上，未来消费拓展大有空间。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由资本圈地让农民上楼，可能形成新的城市赤贫阶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一再强调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的剥夺。
如果无法提振普遍的居民消费，中国的内需只能靠进口与投资拉动，目前已经出现跛脚迹象。
我国的民需如果不是由民富推动，而由投资与进口推动，那么，再过数年，居民消费将大幅下降，而政府的债务将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税费还将节节上升。
民众不富、民间资金无处可去，在与垄断企业的碰撞中败下阵来。民间市场萎缩，垄断与资本时代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阶层在包括个税改革、房产税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游说，使得中国的税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决现有的分配失衡问题，反而成为通胀的同义语，每年获得上千元保障的低收入阶层，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价，每天提着菜篮子发愁，提振内需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改革依然无法在民富、民资使用方面取得突破，中国此轮改革会成为洋务运动悲剧的重演。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很简单，不是看GDP，不是看财政收支，而是看居民消费与物价，如果居民消费下降而物价居高不下，说明改革失败，反之，说明改革成功。
中国提振内需的天敌是对民财的剥夺，从古至今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