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农历年对我而言是个很不开心的节假日，原因之一是异国的老师丹尼尔•贝尔先生于2011年1月25日去世了。虽然贝尔先生享年91岁，按中国传统算是“白喜事”，可总有悠远深沉的哀思阵阵涌来。老人家生前，我最后一次对国内媒体谈起他的健康状况，就是在《南方人物周刊》上。那时我有预感，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他了。果然。
出国前，我就对老先生的思想学问非常向往。1984年初春，我正着手做申请留学西方的准备，同研究室的才女林同志问我：“如果去美国读书的事办成了，你最想跟在谁的门下学习？”我哼哼叽叽不作明确回答。聪明过人的林同志一语道破：“别不好意思啦！我早就看出你最想去找丹尼尔•贝尔，是不是？”我只好老实承认。
这年8月，我一抵达美国，马若德教授（西方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专家）就安排我去哈佛作了一个小型报告。金秋10月我第一次拜见贝尔，他送给我一本刚出第2版的著作《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还把费孝通签名赠给他的书拿给我看。他说他很遗憾不懂中文也不懂日文，虽然这两个东方大国有许多学者经常主动接触他。日本几乎每年花重金请他去作报告，精英阶层认为贝尔“工业化后社会”的研究给日本这样资源贫乏的工业大国指明了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方向。老先生这番话让我有点暗自惭愧，小日本竟然比我泱泱大国提前几步领会了明日世界的发展大趋势。
正是在这次拜见中，老先生认可了我进哈佛读博士的申请。次年6月，接到录取通知书不久，我收到了贝尔给所有新研究生的一封信，列出他社会理论必修课的6大架构和27本西方经典之作，由此开始了我们20年的师生交往。1986年，我要申请夏季研究经费给国内介绍“比较现代化”研究的概况，贝尔说起25年前他成功申请到一大笔“社会预测”项目经费的经过：“我走进基金会主席的办公室，他问我能不能用最简洁的方式说服他究竟什么是‘社会预测’。我说，我可以预测1964、1968、1972、1976年美国将有总统大选。那位主席满脸不悦，这算什么学问！我反问他：在今天全世界近120个国家中，你能对几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更替作出有把握的预测？能作出这种预测的国家，就是成功实现了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它们解决了人类社会最容易出大乱子的难题之一。那位主席马上给我开了一张支票。”看看这些天的中东诸国，贝尔半个世纪前的洞察力到现在也没过时！
西方严肃报刊多次引用贝尔早年自我定位的那句“三位一体”（Three-in-One）名言：“在经济领域里我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领域里我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领域里我是保守主义者。”虽然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大宗师之一，老同学老战友克立斯托尔却称他为“新保守主义阵营里最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心胸的一位”。贝尔政治上推崇代议民主制度，经济上推荐社会福利制度，文化上重视伟大的古典传统。
他出身极其贫寒，青少年时代是纽约市激进的新托洛茨基主义者圈子中的一员，梦想经由劳工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碎国家官僚机器，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大同，一劳永逸地摒弃剥削、压迫以及形形色色的不公平。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出现后，这类体制的实际效果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这些青年人就告别了激进的政治乌托邦。贝尔多次告诉我，他们这些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从马克思的思想里吸取一些认为合理的批判要素，但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惟一理论框架和社会改造方案，越过马克思往前走。
在我珍藏的贝尔老先生当年对我读书报告作出的批语、他讲课纲要的原稿、签名送我的著作、写给我的信件中，这种博采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众家之长的批判思路和普世关切处处透露出来。他寄送我的最后一本书是2002年元月签名、刚刚发行的第3版《激进的右派》；他邮寄给我的最后一封老式信件出自他使用多年的那架古典打字机，上面有他手写的更正字母――“2002年4月22日”。从那以后，严重的糖尿病迫使他停止工作，住进养老院，与外界的交流日益缩减。
他邮寄给我的信件中，有一封于2001年12月11日发出。信里夹着一张日本印制的画片，是日本古墓出土的中国文物，像一架古代的灯座，其实是一座小型的绿釉陶瓷楼阁。老先生不认识画片背面的汉字和日文，也许把它当作了灯座。老先生写道：“眼下正值Channukah，犹太人的灯光节，它是纪念基督诞生前一世纪，犹太人反抗叙利亚统治的那场有名的战斗。当犹太战士们重新夺回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圣灯座（Menorah）旁只剩下了一点点灯油。传说奇迹出现，那一点点灯油持续燃了8天8夜，直到更多灯油被找来为止。后来全世界的犹太人――包括世居香港的――都会在已经名为Menorah的纪念期点8天8夜的蜡烛。你可以向身边的香港犹太人询问更多细节。今天晚上马若德教授和他的儿子要来我们家聚餐，我们将点燃一支蜡烛，也将为你的健康喝一杯。”
在恩师明年的冥辰，我也要点燃一支蜡烛。
（写于2011年2月15日，先生逝世的“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