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历史

正义的历史篇一:论正义

论正义

正义的认知、评判——————人的正义,国家的正义是否凌驾

于人类正义之上。人类的正义是否就是正义的本质和原型。在正义乔装打扮下的暴力。

王垂书

我们对正义的讨论,往往流于形式。就如同空洞面对空洞的大堂。正义是一个好东西,可我们对她的认知是雾里探花,美好而虚无。每一个人,开口就是正义;没有谁会说自己是不正义的。就算是第三帝国的信徒们,也不会说自己是坏的。他们的内心也一定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他们只会承认失败,不会认可自己的非正义性。那么,正义是什么?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认知正义、实现正义。

正义是什么?《辞海》的解释是:公正的;公正的道理。如正义感;正义战争;主持正义。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作为道德范畴,与“公正”同义,主要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

仅从这些诠注,我们无法认知和理解正义。 罗尔斯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其原则是确定人们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以及相互配合的基本条件。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以及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正义本是法律的灵魂,一个每天忙于利益的社会结构,人已经不成其为人,而成为了工具。对于什么是正义、如何实现正义这样的问题,人们无暇考虑。作为法律灵魂的正义被当成了幼稚的儿戏和道俱,堆放于阁楼和杂物间,尘土与灰烬把正义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已看不清她的全貌。

法律、正义成了“利益”的囊中之物。当我们沉醉于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快感中,游戏规则被游戏的参与者随意改动着。我们忘记了规则是一切游戏运行的基础,当规则的制定者漠视规则时,漠视也会如同传染病一般感染着参与者,最后世人也变得无视规则了。

存在即真理,这一理论流行了上千年。存在即合理。消失的事物和灭亡了的人和事,就是不合理的。这也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今这一理论还在运用和发展。

我们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正义。虽然我们追求正义的历史不断被证明,

就如若水中捞月一般,盛满于竹蓝而取于空。我们满心欢喜的欣赏着正义,可当要去实现时,却发现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虚无,不可捉摸。

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思想表达,主权高于人权,大于人权。我无法判断这种理论的真理性。但它会使我想到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一个施暴于妻儿的酒鬼也许会突然对你说,不要你们管,这是我们的家事;就如同一个国家施暴于她的人民,她会对你说,不要你们管,这是我们的家事一样。当我们相信了这一理论时,人类的正义又置于何处呢?

康德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过于完美,象光环一般罩着世人。康德始终都是以人道主义、道德哲学为其核心的。罗尔斯却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正义的世界秩序的出发点乃是自私的社会结构, 而不是毫无私利的天使般的社会——理想国, 后者在这种秩序达成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的。

有时,我们很难分清正义与邪恶。打扮成正义的暴力,会使正义变得英武有力,对世人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和说服力,正义也就半推半就的接受了暴力的正义。

在人类历史中,我们无不发现,正义与暴力同行。有时,我们甚至于认为,没暴力的正义不能称其为正义。我们对暴力的爱慕反而多于对正义的关注。

暴力披着正义的外衣行事,如同狼装作羊一般吃着羊。而羊为了不被吃掉,不得不乔装成了狼。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观。

正义是个好东西啊!暴力者可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只要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行凶于世,化腐朽为神奇,化罪恶为正义,人类的多数利益原则成了罪恶的帮凶,很多人把国家的正义等同于了人类的正义。正义再次迷失于人类的文化迷宫之中,找不到了南北东西,只有拾起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存在即真理这把生锈的剑,胡乱挥舞着。

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日本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没有承认自己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发动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亚洲人抗击欧美人的入侵,所有因战争死去的日本人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是英雄,有的还供俸于靖国神社,为后人参拜与敬仰。

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不同的道德评价体系和价值观。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会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么,什么才是人类的真正的正义呢?这些问题考问着每一个思想者的良知。

就如同英美联军高举着人权、民主、正义的大旗,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一样,造成近百万平民的苦难与死亡。“正义”却成了苦难的代名词,乔装打扮的暴力,以正义作为入场卷呈现在世人面前,正义和非正义再次考量着我们人类的智慧。

正义是个好东西啊!只要你嘴里喊着、叫着他,即使你行着恶行,如同皇帝新装一般走在大街上,世人也就麻木了、视而不见了。

回顾历史,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上至国家、下至个人,没有人会对自己的言行说是不正义的。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他们也许会承认失败,但决不会承认所行的非正义性。可往往对正义的诠释或者说定义是出自于胜利者。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这也造就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真理、成语。也为存在即是合理的信条,注入了生命力。正义被打入了冷宫,正义和罪恶混淆不清,世人的良知和理智动摇了。恶行大行于世,穿梭于厅堂楼阁之间,道德被镜像化了,我们看到了反转的成像。

乔装打扮的肉欲和情欲,只要给自己穿上艺术的外装,爱情的内衣,手拿文化的入场卷就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当这一文化成为主流时,人们就会娱乐至死。正义成了暴行的最好的避难所,混迹于江湖或者出没于庙堂之间,如果你想要发现和找到,就往正义声最喧哗、最热闹之处看去,总能找到他们跳动的身影。

有学者,把一种行业,比喻为装修豪华的公厕,人们时常在哪里举办盛大的宴会,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灯火辉煌,喷香机不时喷洒着香气。在节目的间隙之间,人们做着各种余兴的小游戏,其中有二人传、也有三人行、还有潜规则。每个人都在宣泄着体内的污垢,完事后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感而言之,人有三急,能有一个方便而又大雅之处确属不易啊!

古有佛说,苦修行,可至彼岸,西方极乐世界。观今此岸,已有天上人间在世。真是羡煞旁人!难怪乎!世人不习苦修德行,原此岸已有极乐处!

英国边沁提出: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正义的。 多数人原则就是正义,对此我表示怀疑。

垂书云:“正义不是丛林法则,而人至高至善的追求,是人类走向神性以及未来的通行证”。

苏格拉底说:“正义是最大的美德”。

思考正义,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多数原则也具有非正义性。有人把公平等同于了正义,大多数人的公平并不代表着正义。当古希腊的雅典五百人陪审法庭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藏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怀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民主制度这架机器,公平而非正义的处死了本邦伟大的思想家,这是雅典制度的悲剧,也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

苏格拉底说:“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他为抽象的正义找到了一个相对抽象的标本——法律。他将是否合乎法律当作是否正义的评判标准,给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正义是立法的标准,也是立法的共同本质;法是正义的体现,也是强者的意志。

垂书云:“法律是国家的正义,不是人类的正义,人的正义是善恶、是非、曲直。而人类的正义是至高至善的神性,是一种内心对善的坚持和守护,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道义感,是人的良知、慈悲和对生命的尊重,是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

柏拉图目睹了他的老师被处死的过程,对雅典民主政制的由衷反感,在他的心灵划下了深深的伤痕,使他怀疑乃至否定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制,并由此幻想在人间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这种幻想通过文本保留到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柏拉图的辉煌著作《理想国》。

在柏拉图看来,拥护民主制的政治家都是些道德败坏、不负责人的人;而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或是他理想国的一个灵感源泉。理想国——最智慧的哲学王、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初看起来是不错的乃至诱人的理想。

国家本只是一种社会契约的产物,不是个人和某种组织的暴力祭品。正义是利益的契约,是基于法律国家的灵魂。

罗尔斯区分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实际上是承袭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划分。至于对非自由的法外国家的决不宽容乃至于制裁干涉则是今天意义上的古希腊城邦对于蛮族的战争。

当正义以人权为理由,出现在它国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不怀疑其高尚的道义感和拯救人类苦难的情怀。当暴力以正义之名,在拯救人类的苦难时,又制造了新的苦难。就如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理想国一般,在解放全人类的时候又把人类置于了新的苦难之中。当正义把人类从一种苦难中解脱,又以另一种苦难给予人类时,暴力口中的正义也就非正义化了。 谈论这些总感到有一种宗教般的命运在其中左右着人类的未来。

当卢旺达的种族大清洗,一百多万的无辜平民死于非命;索马里国家无政府状态的内乱,这些急需正义的地方,正义又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喝咖啡、参加各种经济论坛的国际会议。

当不是很急需的时候,他们又总出现在有石油的地方,并且打着人权和正义的旗帜;所有这些现象给予了世人怀疑的理由。正义的出发点、动机是否正义。这也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正义的尴尬处境,不能自圆其说。

正义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也不可能凭空存这样的正义。这是人们长期对正义的误解。正义和很多思想、道德一样,在理想与现实中摆动,在悲观和喜悦间奋进,在进化和选择间生存。正义不是免费的晚餐,也不是救世主;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或者说,是想要超越现实的理想和道德,所以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病征和缺陷。

国家的正义是否凌驾于人类正义之上。对于苏格拉底提出的,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这一理论,我不认同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法律不是正义的全部,她只

是正义的一个侧影,是正义的现实主义的妥协;作为国家法律出现的正义,更加不能代表人类的正义,她只是一个集团利益的契约,是社会结构中的局部利益的体现。

在理论上和道义上,国家的正义是不能凌驾于人类的正义之上的。可是现实的情况是,放眼望去人类世界,无处不在的——“国家的正义”凌驾于人类的正义之上。

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生长出的一头巨兽,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为了生存和发展,她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着暴力。当然,每一次的出征,国家都会为暴力穿上正义的外衣,乔装打扮,各种理论精英也会奔前走后的演说,为即将上演的人间闹剧大造声势。回顾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国家的成长史,无不发现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弱肉强食的历史。在其中,我没有看到所谓国家正义的影子,有的只是杀戮和掠夺。

但我发现了一个共有的现象,就是每一个暴力的使用者,都为自己的暴行披上了正义的外装。他们声泪俱下的表演着,就算是杀害了几百万的人类,也说自己是正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苏格拉底说:“法是正义的体现,也是强者的意志。”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法是强者意志的体现。从历史的考证中我们看到了国家正义经常凌驾在人类的正义之上,而人类的正义却总是处在不断需要拯救的位置。

人类的正义是软弱的,她存在于有良知的人类的内心,无权无势,无财无力;但她是人类的真正的美德,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一切人类关系建构的基石,是人类道德精神所在。

人类正义的本质是走向神性,是人类精神进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的未来命运之所在,人类正义之路就是窄门之路。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章13-14节。

王垂书

正义的历史篇二:试析柏拉图的正义观

试析柏拉图的正义观

【摘要】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西方哲学史上

第一个是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也是第一个对正义问题做出系统思考的思想

家,其正义的思想也对法律的价值的体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义的思想构成了

最为重要的著作《理想国》的主旋律。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正义观对

个人发展与国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浅谈起正义的思

想,从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来简单阐述。

关键词:正义 柏拉图 理想国

正义,乃是法哲学的永恒使命。哲人对其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然正义究竟为何物?

个人心中却都有各自不同的领悟。古往今来,对正义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柏拉图,是阐释正义之鼻祖,曾系统地对正义进行论证,其不朽名著《理想国》对正义进行了经

典的阐释。柏拉图的《理想国》给了我们通向古代伟大哲人思考正义的方法和途径。正义不仅成为了《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成为了《理想国》的主旋律,使

其成为一部伟大的“正义论’

一、正义的内容

那什么是正义呢?在柏拉图的理念体系中,善作为最高理念。正义也属于善的

理念,是一种美德,一种真实的存在,相当于公正。

在柏拉图看来,正义首先是城邦的正义,然后才是个人的正义。统治者、军人、

劳动者三者的身份都是凝固的,而不是可改变的。在柏拉图的设想中,凝固就代表

着永恒,代表着城邦的和谐——其中的和谐也许就是柏拉图所要追求的正义。在

其心中“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也是一种正义的体现——同样,有着

法律规章的制度的约束也是一种正义,只要够普遍——“在古代,人们当时尚无

立法者,人们根据习惯或者是他们称之为他们祖先的法律而生活”柏拉图再进一

步指出,法律正义的更为本质的含义,在于“法律史理性的命令”而亚里士多德

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标准,也就是取其中。

从城邦的正义到个人的正义,柏拉图从个人灵魂结构和城邦阶层结构的同构性和相似性来探讨正义,个人的灵魂由理智,激情,欲望三个要素组成,相应的国家阶层也有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三个部分组成。他把国家的三种职能———统治、保卫、供给———都变成了职业,并指派给了职业化的阶层。根据他的专业化原则和天赋理论,城邦的正义意味着三个阶层各司其职;同样个人的正

义意味着灵魂的三个部分各当其分。

二、浅谈柏拉图正义观的集中体现———社会分工在《理想国》中,在争辩关于正义的性质的地方,柏拉图提出了关于理想形式的社会组织之本来面目的讨论。他构思出了对城邦起源的一个解释。他主要是从分工的必要性来说明城邦的起源和构成原则。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他们不能独自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因此人们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以满足他们彼此的需要。他们互助互利,共同合作,进行商品、劳务的交换,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样一个安顿下来的社群,我们便称作城邦。城邦中的个人的才能是有差别的。柏拉图强调,“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天生的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这结果便是劳动分工或职能的专业化,这也是他进一步缔造理想国的根据。柏拉图把分工看作是国家的构成原则,而分工则被他认为是由人的天生的秉性所决定的。“没有两个人本性是一样的,我们的才能是有区别的”。柏拉图并以神话的形式来让人们相信这种等级分工的合理性。他在此引入腓尼基人的一个传说,认为地球是我们的母亲,但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人的身上分别加入了金、银、铜和铁,所以有些人天赋较高,有些人天赋较低。根据他的分工理论和天赋说,他把城邦的人可划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每一个阶级都有其指定的职能,每一个都根据自己的天赋来履行这种职能。统治,保卫,供给———国家必需的三种职能——

—都变成了职业,并指派给了职业化的阶级。在柏拉图眼里,正义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在与他的能力相适应的岗位上做他的工作。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贯彻了严格的社会分工原则,他认为只要这三个阶层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尽其责,国家就实现了正义。而不正义、不节制、懦怯、无知,总之,一切的邪恶,正是三者的混淆与迷失。

三、浅析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

柏拉图把国家和个人相结合起来分析正义,他的正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个人是城邦的扩大,城邦是个人的缩小。他认为人性对社会和社会对人性都有一种天然的适应性,并把二者的适应性说成是相对的。人和国家都具有单一的基本结构,二者的结构的同构性把他们连接在一起。1·个人的正义。柏拉图把人分为两个部分:即肉体和灵魂,人的本质就是由灵魂决定的。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三个部分又分别与三种德性智慧、勇敢和节制相对应。柏拉图主张个体灵魂的这三个部份应该各行其是,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着领导的作用,激情服从它成为它的助手,欲望得到理智和激情的控制,这样的人便实现了正义。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当他将心灵的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协调,仿佛将高音、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音阶合在一起加以协调那样,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成一个有节制和和谐的整体”[3](172),他能够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为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保持这种状态的人为正义者。

2·城邦的正义。柏拉图根据他的分工理论和天赋说,把国家划分为三个阶

层: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城邦的正义就在于这三个阶层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的时候,便是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正义的国家了。

第一等级:统治者。柏拉图认为,他们是用金子做成的,在国家中应掌握决定性的权利。柏拉图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政治家和哲学家的相结合。在他看来,哲学家是最有智慧的人,是唯一掌握善的真知识的人,因而是具有完美德行的人。他把哲学家执政看作是拯救城邦的唯一途径。

第二等级:辅助者。在柏拉图看来,第二等级属于统治者,他们和第一等级一起,都是由金银做成的。对外作战时是战士,执行军事事务,平时是第一等级统治者从事统治的辅助者。

第三等级:生产者。柏拉图认为,整个第三阶级,这些人是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在执行国家的生产和经济职能,提供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

柏拉图还指出,三个阶层之间是可以流动的,不是凝固不变的。他说,“如果护卫者的后裔变低劣了,应把他降入其他阶级,如果低等阶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应把他提升为护卫者。这用意在于昭示: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

人的灵魂结构与国家阶层结构的同构性把二者连接起来。“在国家中和每个人的灵魂中具有同样的因素,而且它们的数量是一样的———国家的智慧表现什么地方,个人的智慧也恰恰表现在什么地方”。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在国家等级结构中有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相应地个人有理

性、激情和欲望;对国家来说,正义就是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对个人来说,正义表现为灵魂各组成部分的各当其分,和谐有序。柏拉图明确地说,国家的这些品质和形成都可以在每个人身上找到,它们并没有其它的来源只能来自个人。国家和智慧、激情和欲望等等都只能从个人身上找到根源。

正义状态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甚至也可以说,人类发展史是正义实现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提高与扩大的过程。在人类出现之前,世界便处在一种自在的和谐与平衡之中,自从有了人,特别是有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以后,这种和谐便被人类日益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所打破,被人对人的不公正对待方式及其结果所打破。但与此同时,人类又在对正义的追寻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造就着一种自为的有人类活动参与的相对和谐,探求着一种人自身的和谐。因此,正义原则的实行以及对正义的探索,人类均是抱有一种自我完善和促进的目的。柏拉图历代先辈想要力图说明的是,人类所需求的是一个真正处于正义状态的社会。这种“正义状态”,就是一种稳定,有秩序和不断完善,一种合理的和符合每个人愿望的状态,保持着一个有利于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尽其才的环境(国家形式),使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各行其是,保持内在的和谐,并且维护外在的有序,应该而且必须这样。 四、结束语

对于柏拉图的正义观,个人觉得类似于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没有任何的纷争,是分配上的正义,我也相信是实质上的正义。当然我也相信在未来的社会不会将涉及矫正的正义,因为各拥所有,各有其职——和谐的社会,又同时,正义状态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甚至也可以说,人类发展史是正义实现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提高与扩大的过程。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以及经济迅速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也

正义的历史

迫在眉睫,柏拉图正义观的影响深不止在哲学及伦理学领域,它也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理

正义的历史篇三:站在属于正义者的历史坐标上

站在属于正义者的历史坐标上——中国抗战胜利回望

记者王玉山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总是在对历史的一次次回望中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属于胜利者的明亮秋日里,站在属于正义者的历史坐标上,让我们再次回望半个多世纪前那段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

烽烟——五千年文明古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九月沈阳,秋夜渐凉。晚上10点多钟,大东区北大营社区依然灯火通明,人来车往。“8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北大营可不是这样。”撩起空荡荡的左袖管,白发苍苍的87岁老人孟淑珍酸楚不已。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袭击东北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刚出门,就被日本兵机枪扫中,大姐当场死了,我的左胳膊被打中。”刺骨的痛,连同那个烽烟弥漫的秋夜,从此永远定格在孟淑珍的记忆里。天亮后,手术保住了她的性命,却永远失去了左臂。

“面对不过一万余人的日军,20多万东北军留守部队奉行不抵抗政策。几个小时,日军占领沈阳城,仅一星期侵占辽吉两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学清痛心地说,“4个多月后,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烽烟起,山河碎!山河破碎,破碎的又岂止是山河!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九一八’以来,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会适可而止,认为国际上会出面干涉。结果日本步步紧逼。到1935年‘华北事件’后,中国民众已经普遍意识到,除了抵抗无路可走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烽烟笼罩卢沟晓月的那个夜晚,彻底惊醒了一个民族。

怒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

九月北京,秋高气爽。在丰台区宛平城,83岁的郑福来老人每天晚饭后总习惯到卢沟桥散步遛弯。

世代居住在卢沟桥西桥头的郑福来现在的家,与当年驻守在卢沟桥一带的国民党第29军219团团部仅一路之隔。

“那天晚上炮弹就在我们家北房西边爆炸,奶奶让我顶着锅盖赶紧跑。”在北头小树林里,郑福来看见一排排遗体,“那个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卢沟桥抗战,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生死存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在全体中国人中形成、觉醒,达到空前的程度,这是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说。“亿兆一心,战则必胜。”素来温和、宽容、善良的中华民族,用以血还血的悲壮,投身血战到底的抗争。

血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四万万同胞千万兵

九月中原,秋风渐起。在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杨庄村,63岁的李连松忆起26年前和父亲一起看电影的那个夜晚。

村外的打麦场上正在放映《血战台儿庄》,年过六旬的李景洲坐在小板凳上,一边看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当影片中出现将士们与日军展开殊死肉搏的场景时,平日少言寡语的老人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那天过后,乡亲们才知道父亲参加了台儿庄战役,也是所在连队仅活下来的几个士兵之一。”李连松说,2001年父亲去世时,当地政府及生前好友送了30多个花圈,“乡亲们都说,父亲的追悼会是杨庄村史上最隆重的葬礼。”

“在不足1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中国军队血战半月,歼敌1万余人,以3万人的代价赢得了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王祥说。

“8年全面抗战,在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4万余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国防大学教授舒健说,“中国伤亡3500余万人中,有3000余万为平民。”

浴血而战,血战至死。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

九月长白,秋叶绚烂。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将军纪念碑护碑亭下,一棵数十米高的针叶松傲然耸立,四季常青。

1940年2月23日,年仅35岁的抗联英雄杨靖宇,在敌人的疯狂追杀下,永远倒在了这棵青松旁的雪地上。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如今,在那片英魂永驻的东北热土上,尚志市、兆麟街、一曼街??人们以各种方式铭记着抗联英雄。

怎能忘了与杨靖宇同年牺牲的另一位英雄:张自忠。

1940年,日军分三路进犯襄樊、宜昌。49岁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身陷重围。5月16日,这位曾指挥部队击溃有“铁军”之称的日军板垣师团的抗日名将,在日军的刺刀下壮烈殉国。

“战而死,虽死犹生。”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块来自张自忠牺牲地的“血石”——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对记者说,虽然没有经过鉴定,但她愿意相信人们的说法,把石头上那猩猩红点当作父亲留下的英雄血迹。

怎能忘了与张自忠同月牺牲的另一位英雄:左权。

1942年5月,日军重兵包围了位于山西辽县的八路军总部,38岁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掩护部队突围,以身殉国,把年轻的生命永远融入了巍巍太行山。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中华。”左权将军唯一的女儿左太北已年逾古稀,老人每每读起父亲留下的文字,都禁不住热泪盈眶,“父亲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

“将军和士兵并肩赴死,军人和百姓戮力抗敌。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正是这种视死如归、奋不顾身的英雄行为,确保了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说。

砥柱——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救亡的大旗

九月陕北,秋阳高照。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里,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工作过的窑洞里,参观者总能看到一种不起眼的煤油灯。

“正是这一盏盏煤油灯,犹如一座座灯塔,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点燃了希望,照亮了中国。”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始终高举起民族救亡的大旗。”

——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了抗战的号角,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

“从1931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陆续向东北派出大批干部,加入到当地的抗日武装中,并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军事科学院抗战史研究专家彭玉龙说。

——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和最强大武器。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艰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说,“有力地维护了全民族的坚强团结,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尤其是在亡国论、速胜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贺新城说,“是毛泽东集中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廓清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重重迷雾,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方向。”

——是中国共产党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领导和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说:“在国难深重的艰难时刻,解放区战场的开辟,支撑了濒临崩溃的国力,滋养了饱受摧残的民族。”

挺身担大义,砥柱傲中流。

“在这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叶笃初说。

携手——东西方一起抗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

九月伦敦,秋雨淅沥。2013年9月,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的英文版专著《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出版,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反响。一年后的这个9月,它的简体中译本已摆放在北京许多书店的醒目位置。

“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拉纳·米特说,“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长期英勇作战,打乱了日军‘北进’‘南进’计划,有力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上英美联军作战;也正是因为确信日军无力进攻苏联,斯大林才得以放心从远东抽调50余万兵力抵抗德军,最终赢得了苏德战场上的胜利。”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说。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和团体在道义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援和帮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日战争爆发后,全世界数以千百计的国际友人和团体纷纷来华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加入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

这是一份并不完整的统计记录:

苏联是抗战中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美国人民也直接参与中国的抗战事业。抗战期间,德国的米勒大夫、奥地利的傅莱和罗申特大夫、瑞典的霍尔曼医师、捷克的弗里德利希·基希医师、英国记者乔治·阿克以及澳洲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等欧洲朋友冒死来华服务。

抗战期间,朝鲜义勇军、义勇队和中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日本的反战同盟也加入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队伍。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人民也参加或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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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抗击反侵略反人类的正义战争中,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和援助,引发了遍及全世界的声援浪潮,反映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共同愿望。”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说。

胜利——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值得世界铭记的伟大胜利

九月南京,秋花绽放。在熙熙攘攘的黄浦路上,一个高墙环绕的大院内,郁郁葱葱的树丛中时不时传来几声鸟鸣——当年,侵华日军正是在大院的一座礼堂里,正式签订了投降书。1945年8月15日,在全世界正义之师的打击下,被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彻底摧毁信心的日本天皇以“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回望69年前那个胜利的日子,许多耄耋之年的抗战老兵,常常会像个孩子一样开怀大笑——

93岁的张修齐老人说:“胜利了,终于可以回家了,想去看看妈妈安排的女朋友。”95岁的石永固老人说:“我们拿着茶缸倒满酒,高兴得喝不下,互相泼起来。”——6天后的8月21日,湖南芷江,日本降使向中方代表交出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备忘录。

——18天后的9月2日,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包括中国的徐永昌将军,依次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