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文化，特别是谈儒，自然要从孔子叹气。孔子可谓中国文化最权威的“奇理斯玛”，数千年来，他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象征备传诵，被膜拜，地位基本上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那么，孔子的魅力何在？我以为，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为中国人道德心灵的培育，提供了最初的“范式”，显发了基本的律则，以一种“仁者襟怀”普照世人，从而成就了中国人积极的伦理生命。
“仁”的发现应说是中国先哲 对世界人文的最伟大的贡献，“仁”的精神涵摄了人类一种至善至尊的品性，一种普遍永恒的追求，那就是以人为最高目的同时又普泛万物的爱。人类一切智慧，只要那是珍爱人类自身、珍爱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都不能不包含“仁”，走向“仁”。因此“仁”这一最富于“中国特色”的范畴却是最富于世界意义的。而“仁”的意义有多重大，孔子的贡献也就有多重大。因为“仁”这一范畴虽非孔子首先提出，但最圆整地阐释“仁”的精神、最辉煌地显发仁者襟怀的，却不能不首推孔子。
李泽厚先生曾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分析过孔子的任学结构。他指出孔子的仁学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面，是即：A血缘基础；
B心理原则；
C人道主义；
D个体人格；
这四个方面之整合所形成的总体特征则为E——实践理性。
所谓“血缘基础”意指“仁”生发于父子、兄弟等血亲伦常纽带（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所谓“心理原则”意指“仁”表现为人生日常心理情感（如孔子释“三年之丧”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今译：“你这个人实在不仁啊！小孩子三岁了，才离开父母的怀抱。因此，父母去世，为他们守丧三年是天下人都尊奉的规矩。你难道不是直到三岁时，还被父母搂在怀里疼爱吗？”）。
所谓“人道主义”意指“仁”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
所谓“个体人格”意指“仁”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自觉与人格理想的标的（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作为总体特征的“实践理性”则意指整个仁学的建构贯彻着一种维系于人世伦常、现实生活的理性精神。
仁学结构的阐释实际上从知性角度揭示了孔子仁者襟怀的基本内涵。这仁者襟怀滋生于人类的伦理根性，关注着人类的现世处境，它从血亲之情到人类之爱，从人格理想到淑世精神，推衍扩充为普泛深厚且无条件的爱心、同情心。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心灵。孔子第一个显发、高扬了这个仁者襟怀——道德心灵，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卓越的代表。
孔子之显发仁者襟怀，一方面为中国人树立了最崇高的道德理念、价值标准，另方面又为中国人范导了最基本的心路走向、人生态度。“仁”的高扬、仁者襟怀的显发并非通由知性的、逻辑的思辨推演，而是出自历史的、生活的体验选择。“仁”与其说是一个伦理学说的纯符号性的抽象概念，毋宁说是一个道德实践的富于人间情味的象征观念。中国最古老的字典《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二”，恰从文字学的角度提示了这种象征意味。孔子之仁者襟怀，纯从历史反省、人生体验中化成，全在十分具体的道德践履、随事点悟中显发。就仁者襟怀之直接性、朴实性的道德关注来看，我们可以有保留地同意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由于思维类型、民族特性、文化传统、时代条件等多方面的差异，黑格尔并未能深澈、准确地理解孔子，并未能全面充分地把握孔子仁者襟怀的丰富内涵（如他将“仁”只是十分浅率地解释为“爱邻居”）。上面的评价原本充满了贬斥意味，孔子道德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毫无出色之点”。
但如果能够摆脱黑格尔思辨体系的逻辑偏见，立足于伦理主体的建构思考问题，便可能认识到，孔子思想尽管缺乏思辨力量（更准确地说，孔子根本没有注意甚或不屑注意思辨逻辑，这当然很成问题，这种倾向直接地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但他直接切入人生、深入反思历史而探寻、体悟到人的存在的道德本体性，却不能不说是为人生意义问题提供了任何思辨逻辑体系都无法提供的答案。如果承认，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怎样活着这一类人生意义问题不可仍依靠纯粹的知性思变、科学理性获得确解，那就没有理由忽视历史、生活的反省、实践、感悟、体认，因为或许就在人类精神的这些活动方式中，存在着窥测人生意义堂奥的可能性。孔子于躬行实践中显发仁者襟怀，确认人生之根本意义就在其道德性，便为人生之全部活动种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善根，树立了一个尊严伟大的范本。故孔子可谓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确立伦理绝对主义的思想家，更是为人类自尊自重提供主观内在依据的思想家。“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近代启蒙思想家康德向人类所昭示的绝对道德律令，早已在孔子所显发的仁者襟怀中化成了巨大的人格感召力量。这种人格的感召力量，陶铸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于是，“太上有立德”，便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心路走向、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