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所自1953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个所庆到来之际，我作为一个到所较早的人，回想起建所之初的一些情况，特别怀念文学所的创建者何其芳先生，他做出了许多卓越贡献。
记得文学所成立是1953年的二三月间，而我到所则为当年的6月底。这时文学所人数很少，不过20多人，在北京大学的教室楼内办公。我到所前，曾经来所一次，何其芳先生接见了我，和我谈了工作的分配问题，没有过几天，我就来所报到，正式成了文学所的一员。我到所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一份关于文学所的工作方向及任务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何其芳先生亲自制定的，文件中特别强调了文学所的学风应该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现在回忆起来，何先生确是实践这个方针的典范。当时文学所刚成立，人数又少，许多事务，何先生都得亲自过问。因此他每天上午都要到所办公，下午还有作协等方面的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仍承担着繁重的研究任务，天天工作到深夜，而且十几年如一日。他关于屈原、《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论文都是这样写作出来的。何其芳先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像胡念贻、邓绍基、刘世德和我，都曾长期受到他的亲炙。何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十分耐心细致，常常具体地指出我们的缺点及努力方向。那时我们的习作，几乎都要请他审阅，他对我们文章的论点都要反复推敲，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教导我说：你们写文章时，对每个论点都要反复地推敲，自己反驳自己，如果觉得连你自己也能把它反驳倒，那就说明这论点站不住，就千万不要写上去。何先生的话使我终生受用，我自问这些年来写的文章虽因考虑不周，常有疏误，但尚不致于故作怪论，哗众取宠。近年来我在辅导一些年轻同志时，也经常跟他们这样讲，说明这是何先生当年留下的优良传统。
何先生治学最强调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所提倡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之风。他主张研究问题，要大量地掌握资料。记得我刚从事研究工作时，读了一部有关问题的典籍，因没有从中找到想要的材料而很灰心。何先生就引用马克思曾经阅读过许多当时人从来不看的资料之例来教我研究需要耐心，即使在这部书中没有发现什么材料，至少也说明关于某一问题，某书并无记载，这也可以算一种收获。何先生对引用材料十分看重，他经常说，有些人的文章经不起核查原书，这怎么行 为此，他非常看重第一手的材料。为了核对一段引文，他还曾叫我到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中查阅一部宋明理学家的著作。据我回忆，这部书当时似乎还没有人借阅过。这样的事例甚多，当时文学所设在北大，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极为丰富，同时文学所的藏书也不少。但当时我们还常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关于引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何先生尤为谨慎。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国农民战争》一文，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尚未出版，只有解放前的译本。何先生不放心，还专门请钱钟书、杨耀民二先生从德文本和英文本对这段文字另加翻译，才放心让我引用。
何先生作为党内专家非常注意团结党外专家，向他们请教。例如文学所创立之初，就有编写文学史的计划，当时的设想是由先秦的《诗经》和《楚辞》开始。因此，何先生就经常去访问先师游国恩先生。那时亡友沈玉成兄还没有毕业，有时到游先生家去，曾遇见过何先生。据沈兄回忆，何先生为人十分平易和谦虚，游先生经常叫学生们待人接物要以何先生为榜样。那时何先生研究先秦文学，因为屈原于1953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所以首先进行研究，这时我还在别的单位，只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何先生的论文。至于《诗经》研究，也由于我曾在民间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只赶上一个阶段。那时何先生给我们年轻人规定了好几种《诗经》的注本，既有汉人、宋人和清人的著作，也有一些明人和近人的著作，要我们认真阅读。同时，每星期一下午何先生家举行讨论会，当时何先生、余冠英先生都参加，还请游先生来参加。会上对《诗经》逐首的篇义和诗中的训诂进行仔细讨论。发言的当然主要是几位老专家，我那时年少无知，很难发言，但觉听先生们发言，得益很多。现在想起来，不论何先生还是游先生、余先生，他们治学都极为严谨，既不盲从古人的成说，也不大赞成那些与众不同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这种精神我一直是衷心服膺，始终引以自励的。《诗经》的研究虽然因为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中断了，但在文学所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影响。例如文学所的藏书中，关于《诗经》研究的典籍就相当完备。1957年时，我曾经拜谒游先生于燕东园师寓，请教关于《诗经》研究的问题，那天晚上谈的时间很长，游先生对我讲到了古今许多学者关于《诗经》的著作，很多都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当时我仔细地作了笔记，准备好好攻读，后来因为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没有来得及阅读。但我确实到文学所图书馆查过书目，当时游先生谈到的典籍，有不少文学所均已入藏，而入藏时间又多半在建所之初的那几年。那时候，市场上的古旧书还比较容易买到，而何先生当时为了收集资料，经常亲自进城到各书铺去访书。记得1955年，我还曾和刘世德跟随何先生到琉璃厂去访书。现在想来，何先生搜求这些关于《诗经》的典籍，大约曾事先征求过游先生的意见。这件事可以说是两位先师深厚友谊的一段佳话。
何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待人接物却十分平易近人。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经常以此教育年轻人。他最反对的是自满和对人粗暴。我们都知道何先生曾经在一些文章中批评过别人，但这种批评完全是针对学术问题而发，即使像胡风那样有过多次论战，但直到1955年春天时，在他思想中还把胡风的问题看作一个学术思想问题。那一阵文艺界已经对胡风提出种种责难，有时\"上纲\"甚高。我当时对文艺理论问题并不理解，只是看到胡风对古典文学否定得很厉害，心里不服气，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批评，文中有许多粗暴和不当说的话。此文写出后，请何先生审阅，他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向我提出：胡风的问题只是一个学术思想的问题，不能说过激的话，更不能语涉不敬，而是要平心静气地讨论。这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后来事态的发展，那是当时多数人包括何先生在内始料不及，也不是依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那个时期的一些运动中，确实伤害过不少好人。但这些事具体单位的负责人往往很难做得了主。然而相对于很多单位，文学所在\"反右\"运动时触动的人还较少，这和何先生当时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以我所知，在文史领域工作的同行中，常常怀念两位宽厚的长者，一位是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一位就是何先生，他们在那场运动中，尽可能地使一些同志免遭打成右派的厄运，也尽可能善待已遭打击的一些同志，使之能继续发挥其专长。但就是这样，在\"十年动乱\"中，他们都被加上了\"招降纳叛\"的罪名。
何先生不但能宽厚待人，反对盛气凌人，而且最反对骄傲自满及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毛病。在这方面，我个人体会很多。在我刚到所时还不会做研究工作，也不会写文章，在何先生和余冠英先生指导下，渐渐摸到了一些门径，写出几篇文章后，不免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还不错。有一次，所外有位老专家对文学所青年同志的学风提了些意见，我就觉得受不了，发了几句牢骚。何先生知道后，就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他除了批评我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对前辈不够尊重外，还特别对我说到，写文章就好比大师傅做菜，你做个菜，人家以为还不错，那是你应该做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这些话，我至今记着。当时何先生在这问题上批评过我好几次，大抵都是写文章时措辞不当，对别人不尊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我来说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我的青少年时代，主要读古籍。很少读白话文的书，那时作文也主要写文言文，所以不大会用白话写文章。后来觉得这样不行，就开始学写白话文。那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看的也多半是学术界的一些论战文章。那些文章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背景下产生的，自然不免火气很大，有时难免讽刺挖苦。我当时没有分清场合，就学起这些论战文章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那时我文章中一些毛病主要还是思想上有自满情绪之故。不过，何先生在批评我的同时，也了解到我不会写白话文的情况。他曾经叫我好好阅读一些文艺批评的好文章，如满涛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等。
何其芳先生开始主持文学所的工作是1953年，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没有提出来。但他当时就很注意发挥专家的特长，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例如有的老先生在文学所成立时年事已高，有些还身体有病。为了便于工作，何先生专门派了年轻人去做他们的助手。对于研究工作的各个流派、各种方法，何先生总是不拘一格，兼容并包。例如50年代初期的学术和文艺刊物上，几乎没有地方登载考据文章。后来《光明日报》上设了《文学遗产》副刊。有的人不赞成在《文学遗产》上刊登考据文章，但何先生坚持要登。他认为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不应使之全无发表的园地。现在看来，当时《文学遗产》所发表的一些考据文章，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何其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他的声音笑貌，还清晰地留在我们的心中。他所提倡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应该成为文学所的传统来保持。特别是在今天的情况下，重温何先生提出的这11字学风，我觉得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