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武昌起义而言，革命就是各集团利益的博弈――被迫上台的黎元洪创立了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结合统治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 黎元洪是一位与革命素不相干的清朝高级军官。在辛亥首义当夜，黎元洪不仅手刃革命士兵，还试图组织炮队镇压，无果后，避入部属家中。首义第二天，群龙无首的年轻革命者强行推举黎氏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氏连唤：莫害我!莫害我!并宣称“革命”二字，从未之闻；今强制我于此，岂非意外之事。
就是这样的一个站在革命对立面的局外人，竟然登上湖北军政府的权力顶端，经过最初几天的全然消极抗拒后发现革命尚有可为，便渐次任事，逐步掌理军政事务，在阳夏战争及南北议和之际，已然举足轻重，实权在握，这确为一个诡异的历史现象。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后来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不过在历史教科书里，他被讥称：“床下都督”，被人从床底下拉出来，强行上任的傀儡都督。
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先生说：“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实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民国时期的学者杨锋在《辛亥建国史纲》中则以辛亥人物比附秦汉鼎革之际的古史人物：吾尝戏论，以为孙武、居正者(两人均为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陈胜、吴广也，黎元洪者，似汉高耳，人造其因，伊受其果，岂非天命哉!
此戏论颇为传神。
黎菩萨的声望
为什么要推举黎元洪任都督?黎元洪的长子黎重光在1981年左右说：“首先，当时有军事知识的人很少，我父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海军出身，曾赴日本考察陆军，建立新军后，又参加过军事学习，并在太湖、彰德两次秋操中，获得优秀成绩，在湖北军中威望较高；二是那时军队中普遍存在克扣军饷的现象，我父对军饷按期照发，还设立了一个被服厂，士兵被服比较整齐，不像其他部队破破烂烂，因此在士兵中有较好印象；三是别的军官经常住在家里，而我父经常住在营中，就是过年也不回家，与部下比较接近，记得每逢新年我们还到营中去拜年，因此与士兵关系较好。”
除上述理由之外，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从不严刑滥杀，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保护过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因响应同盟会的萍浏醴起义而被捕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楚报》主编、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最后仅将张轻判一年徒刑。不久陈夔龙调任，黎元洪又将其保出。
作为一位政声较好的汉族官员，黎元洪在武汉市民中享有佳誉。武昌起义后，黎元洪不肯签、最后由革命党人代签的安民告示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头攒动，湖北孝感人、新军资州起义参加者胡贽的回忆文章颇为生动传神：“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英国的传教士丁格尔对黎元洪的评价更高，他在《辛亥革命目击记―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一书中写道：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他的名声现在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历史即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
虽说是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被仓促推举当都督，但其实早在1911年4月，“文学社”召开筹备武昌起义的秘密会议的时候，就提议起义成功后由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当时考虑的理由有三：一、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以他的名义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壮我革命军威；二、黎元洪是湖北人，素得军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黎元洪平素爱护当兵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为革命同志，原有关系，在革命中容易合作。5月28日，武昌起义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有以黎元洪为都督的动议。
咸与维新
按照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负责人应齐集全省最高民意机关湖北咨议局，会商组建新政权大计。武昌起义之后，10月11日中午1时许，咨议局楼下会议厅，召开了有首义军人、湖北咨议局议员及原地方官员、绅商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
仓促之间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凭借着各阶层对清政府的普遍不满才得以迅速成功。满清王朝在抵抗帝国主义中的无力表现，让学生从反帝走向了反满；官兵矛盾、克扣军饷和物价的飞涨加深了军队的不满；赋税的日益增长和经济形势的恶化引发了农民、工人、商人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新政的不满。
在辛亥年之前，工、农、兵、学、商等阶层对现状的不满还没有波及到上流阶层，而到了1910年舂天，清政府又一次借外债修铁路的计划和满清“皇族内阁”的粉墨登场，则彻底打破了改良派上流阶层对清廷的幻想。
在湖北咨议局召开的会议上，关于都督人选，有军队人士提议推举黎元洪。与黎元洪同为黄陂籍的谘议员刘赓藻马上大声说：黎元洪现在城中，我已得到消息，知道他的隐藏地方，如果大家一定要找他，我愿介绍前往。所以说黎元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的选择。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所说：“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在意识到满清政权就要寿终正寝时，每个集团和阶层都试图通过加入和控制革命政府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与其说是各阶层的合作，倒不如说是各集团利益的博弈。
于是，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就作出了共同的选择，并非革命党人的原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的最高领导。
确定由黎元洪来领导新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武昌起义过程中作出的最关紧要的抉择。直到1913年，黎元洪一直都控制着湖北。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结合起来统治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
继黎元洪之后，全国各省响应武昌起义所建立的军政府，除广东由革命党人胡汉民任都督外，其余多由旧官员、咨议局人士担任。在湖南，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天，改良派就刺杀了自封为都督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夺取了领导权，由咨议局议长谭延间取代。
就这样，在一派“咸与维新”的恭贺声中，新政权消弭于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