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宗教基础分崩离析，西方生活中的圣俗二元性正变得毫无生命力。 哈罗德?伯尔曼的《信仰与秩序》剖析了现代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法学学派的各种错谬，他据此提出应重建法学与法律的神圣信仰根基，恢复基督信仰与法律间的实际正常关系。
在伯尔曼看来，当代西方人正在经历一场整合危机(integrity crisis)，人们对正式宗教和正式法律的幻灭，表明他们对宗教和法律的根本价值观已严重丧失信心，对社会秩序与正义的体系和程序的信仰和委身已经衰退。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伯尔曼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则是法律与信仰被完全割裂。通常而言，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维度，宗教赋予法律以精神、方向和法律博得尊重所需的神圣。如果这两者彼此脱节，法律便容易沦为教条(legalism，即律法主义)，宗教则容易落入狂热。
伯尔曼指出，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在于它无力解决20世纪的关键性冲突，无力在一个因暴力和压迫而变得岌岌可危的世界里维持正义和秩序――因为西方法律传统所依赖的社会业已崩溃。法律已经变成一个机器，宗教则成为民众的一种逃避方式。
伯尔曼回顾了早年宗教生活时期的美国：那时候宗教在家庭法、教育、社会福利事业中占主导地位，政府的法律也体现了宗教的价值观，且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只占辅助地位。但这一现象在当代世界已最大限度地被改变――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占主导地位，而宗教则日益退出公共领域，完全私人化。
伯尔曼分析认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出现了根本的错误：从一开始就对事实与价值进行明确区分。“在我看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总体上有害无益，因为它大大助长了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的形成，即法律体系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使那些‘在一定疆域内拥有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的人实现他们对该疆域内人民的控制。”
单纯制度性反腐的局限
曲范
隐性腐败的癌细胞，正逐步向政治与社会肌体转移扩大，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
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从来不缺少权力制度和权力监督的制度设计，然而为什么腐败成为权力的癌症?我们能够寄希望于通过制度来消除腐败吗?现实似乎给出了答案，只靠制度反腐败，要想成功十分困难。
针对权力腐败问题，从政策措施到具体实践，我们都没少下功夫，然而当这些措施与实践遭遇“隐性的权力”，便往往变得十分无力。中国政治与社会中无所不在的“隐性权力”从何而来?是文明基因所携带的吗?政治学能否解决这一巨大的焦点难题?
因为社会舆论和政治权力的相互角逐，更多的腐败随转入地下状态，但依然活跃地存在着，这种隐蔽的权力腐败，正如癌细胞一样，逐步向政治与社会肌体转移扩大，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
在《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一书中，难能可贵的是，李松并没有仅限于对这一事实的调查和揭示，而是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深层次地系统地“反腐败”的必要性。
《中国隐性权力调查》关注领域的领域十分广阔：从驻京办到培训中心，从公车改革到公务接待，从官员出书到官员出国，从干部挂职到干部年轻化，从秘书升迁到秘书腐败，从公务员收入到公务员工资，几乎覆盖了现有公权力领域的各个方面。作为记者，李松所关注的，实际上也都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
贵族大厦倾覆时
陈星男
尽管是出于对秩序合理性的辩解，但几乎所有的解释都与真实的社会状况严重不符。
“等级制度和有机统一是现代人建构其社会性质和政府功用理论的两个最重要基本条件。”所以，尽管在英国革命前夕城市资产阶级中有着机会均等信念的征象，在农民起义期间还不时听到激进社会平等主义的轰鸣声，个人主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在秩序尚且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
在变革前夕，利益阶层和保守势力往往倾向于将现有秩序的各个方面都解释得合情合理。所以，英国革命前夕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由权威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反映真实的社会体系：它趋向于美化上层阶级和隐匿他们源于其身份地位的利益；夸大少数人的职责并极力低估他们的特权。然而当社会的天平遭遇严重倾斜的时候，变革便会不可避免地来临。
在《贵族的没落》一书中，劳伦?斯通解释说：1640年至1642年间英国社会政治崩溃的原因有三个：其一是长期以来对王权尊敬和忠顺的衰弱。造成衰弱的部分原因分别在于国王个人不称职，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宫廷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宫廷和国民在道德标准、愿望及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二是国教教会权力过于庞大，其内部几乎包罗一切，但却失败地把天主教排除在外。当然，仅有上述原因，还不能引起1640年代持久的剧变，所以第三个原因也至关重要：贵族世袭精英在各个方面的事务危机。
劳伦?斯通论述说，17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不同阶层持有国民收入的相对份额发生变化，王权、贵族和主教的财政、军事及领地基础已经遭到全面侵蚀，但他们却依然拼命坚持根植于此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特权，这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原因。一场和平或暴力的革命显然不可避免。
机器时代的田园梦
陈宁
退居山林，归隐田园是当代都市人心中的幻想，而有谁想过它曾经是现实?
美洲被发现之后，当时的新大陆宛如文明开始前的样子：“开满各色花朵的美丽花园”，未经斧凿，是田园静居的理想之地。16世纪的美国就是如今房地产商宣传的现实样板。
但脆弱的花园难以抵挡工业化的大潮。美国建国之初，十个人中有八九个是农民，而现在十个人中可能有一个人生活在乡村。美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社会结构最复杂，城市化、工业化程度最深的国家。
几百年来，美国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都一直没有放弃对乡村神话和技术机械之间矛盾的追问。古老的理想仍然缠绕着美国人的想象。
1780年，杰弗逊写作《弗吉尼亚纪事》时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没有结束。在书中，未来的总统写道：是让我们所有的国民都来改良土地土地好呢，还是把另一半人召集起来为另一半人从事制造业和手工业好呢?……我们有土地可以耕作，因此希望永远不会看到我们的国民在工作台上忙碌着或者旋转着卷线杆……考虑到制造业的一般作用，那就让我们的车间留在欧洲吧。
不过，工业化的力量一直对美国的田园意向构成重大威胁。到了1812年，杰弗逊写道：撒旦使我们的祖先离开了伊甸园，我们的敌人则使我们告别了和平的农业国，成为好战的工业国。
1840年到1860年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发展到了“起飞”的决定性阶段，田园与机械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更深的体现在霍桑、爱默生、梭罗和麦尔维尔的作品之中。他们也试图分析和创建田园化的工业风景，把秩序、宁静与和谐赋予我们现代混乱的生活。
不过结局不能令人满意，调和性的象征已经过时。而艺术家们又创造不出理想的中间风景来替代。不过创造这样的象征更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到底在机器和大地之间如何安居，这个问题需要所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