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我出生在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一个贫苦的家庭。当时的台湾还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童年，在我的记忆中，是凄凉、艰苦的。 1946年，为了赚钱养家，我随着国民党军队到达了徐州，在师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我们的医院解散了，我也就脱下了军装，先在徐州一家日本人开的汽车修理厂做学徒，后来，自愿报名要求参加解放军。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使我感到非常的振奋和自豪。
解放初期，汽车还不多见，会开车的人更是不多。因为我会开车，首长就叫我做起了司机。当时徐州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没完全整顿好，给领导干部开车任务很重，压力很大。但无论条件如何艰难，工作多么繁重，我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也因此得到市、局领导的信任、肯定和重用，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和鼓励。
1960年，徐州市成立了公共汽车公司，我被派到新成立的公司工作。接到调令后，我二话不说，愉快地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工作上任劳任怨、服从分配，“认真努力”早已成了我的座右铭。197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时刻鼓舞激励着我。在市公交总公司服务了整整30年，不管是当司机、班长、安全员，还是当队长、科长和支部书记，从来都是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几十年如一日。工作上的成就，使我多多少少减轻了些思乡之苦，也给我的人生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格外重视、关心、照顾。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对台政策也有了新的实质性和突破性的发展。记得197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家来了一位市委派来负责落实台胞政策的干部。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家庭状况，并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帮助解决。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个晚上，并答应承担联络本地台胞乡亲的工作。不久，我们成立了“台湾同胞联络小组”，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徐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我荣幸地被乡亲们推选为第一任徐州市台联会长。台联虽然是个群众团体，但却受到市委统战部、台办的高度重视，并在经费和人员调配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当时在市公交公司车队负责安全管理工作，平时工作就非常忙碌，又加上兼职台联的工作，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台联的许多工作都是利用节假目或下班后去完成的。
10余年来，从开始筹办台联小组，到担任两届台联会长和两届市政协委员、常委，我一直努力为台胞乡亲做好事、做实事，多次利用提案方式，向相关部门提出台胞需要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都受到了重视并得以解决。在这期间，我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得一丝不苟，对台联的工作也同样兢兢业业。虽然牺牲了许多的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但能对台胞乡亲尽一些微薄之力，解决他们生活、就业等切身问题，也是苦中有乐。
我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参政、议政的权利，给了我为自己乡亲服务的机会，使我这个飘零在外、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子，在心灵上得到了极大的温暖和慰藉。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贡献，来报答组织上多年来对我的信任。
1987年，台湾当局终于同意打开封闭近40余年的大门，允许开放两岸人民相互交流。1989年春天，我被允许回故乡探望亲人。回到家，车门还没打开，就听到“砰砰啪啪”的鞭炮声和欢欢乐乐的锣鼓声，一束束花环戴在我的胸前，亲友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早已倚在门旁。我双膝跪倒在妈妈面前，不由地号啕大哭。
从台湾探亲回来后，我办理了离休手续，同时也卸去了台联会长一职。虽然已卸职，但为台胞服务的职责并未因此而稍有懈怠。1990年夏天，应全国台联之邀，我在近20多个省市，向居住在大陆各地的台胞乡亲演讲，或与之座谈，向他们介绍自己去台湾探亲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他们了解家乡的变化。历时近3个月的巡回宣讲，虽然有些疲惫，但觉得能为台胞乡亲做点事，心中仍然是高兴的、无悔的。
1992年底，我全家陆续回台湾定居。虽身在台湾，但我为大陆台胞乡亲服务的心是没有变的。在台湾几年里，我帮助几位乡亲找到了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并帮助他们办理了赴台手续。他们在台湾遇到了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尽自己所能帮助解决。能尽到一些微薄的力量，我很欣慰。
今年我已83岁，回首前尘，只是弹指刹那的光景，生命仿佛一次短暂的旅行。我这一生，历尽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回忆既有泪水的滋润，也有微笑的抚慰。虽已年迈，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要靠大家共同不懈地努力。在有生之年，我将继续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