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粮食手抄报图片 谁“绑架”了我们的粮食?

  目前,粮食与政治、粮食与阴谋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2011年全球粮食危机已成事实,而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报告也“火上浇油”,指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7个月上涨,今年1月达到230.7,已超过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时的水平,创历史新高。
  另根据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月4日,中国冬小麦受旱面积达9611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1%。
  
   当粮食遭遇民愤
  
   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30日报道称,粮食价格大涨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埃及和突尼斯似乎成了这一次“粮食革命”的先驱者。
  埃及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余翔对《世界博览》记者表示,埃及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好国内粮食供应问题,是导致政局动荡的动因之一。
  尽管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因粮食问题而发生暴乱,但并不是每次骚乱都与饥饿或粮食价格有关系。地球上每时每刻都有7亿-9亿饥饿的人默默地忍受煎熬,而粮食价格的剧烈变动也没有每次都导致骚乱的发生。
  真正引发骚乱的罪魁祸首是囤积居奇的零售商。以2008年喀麦隆的粮食暴乱为例,商人的投机使喀麦隆的粮食供应体系更加难以控制,物价飞涨,滋生了更多不满和仇恨情绪。
  喀麦隆人将粮食商人描述为“残忍的生意人,对人民的死活置若罔闻”。出租车司机针对油价举行的一次抗议,随着参与人数越来越多,抗议渐渐演变为针对粮食价格的大规模示威,30多个城市的居民因为无法忍受越来越昂贵的生活成本,目标直指总统保罗比亚,骚乱导致40多人死亡、数百人被逮捕。
  当喀麦隆政府派监察员到各食品店和仓库公开拍卖所有非法囤积的粮食时,民众欢呼雀跃。粮食价格虽并未回到早些时候的低水平,但此举平息了暴乱人群的愤怒。民众的激愤更多植根于受剥削的感觉,而非对饥饿的恐惧。
  愤怒是粮食暴乱史上一个普遍的主题,在中国亦是如此。
  1936年,毛泽东对来到西北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0年发生在长沙、震惊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一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饥荒,长沙城里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粮食吃。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巡抚却蛮横地答复:‘你们为什么没粮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能吃饱。’巡抚的话一传开,人们非常愤怒。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并组织示威活动,攻击满清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象征的旗杆,将抚台赶走。”
  官员腐败,贫富分化越大,粮食骚乱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粮食遭遇政治
  
   至于为什么近期全球粮价飞涨,西班牙《国家报》2月13日的文章解释说,粮食价格达到峰值的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全速发展,意味着粮食消耗比以往更多;另一个原因是,地球将在2011年结束前迎来第70亿名居民――从60亿人口增长到70亿,只用了不到12年时间。
  中国经济发展真地催高了全球的粮食价格吗?
  余翔介绍说,中国的粮食按用途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口粮,中国基本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另一类则是工业和饲料加工用粮,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中国国内对粮食的需求变动,肯定会对国际粮价有所影响,但很难说这是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主因。
  余翔认为,粮食危机的真正原因有两个。一个是2010年天灾人祸不断,造成粮食减产,供给减少;另外一个原因是自经济危机以来,欧美各国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国际市场流动性过剩,一些资本进行投机性购买,如购买粮食、石油等可以保值的大宗商品。国际投机资金的大量涌入,势必引发粮食价格上涨。
  粮食一直都跟政治关系密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禁运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迫使印度改变了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1996年,朝鲜连续几年作物歉收,粮食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
  
   当粮食遭遇阴谋
  
   当前,全球粮食市场的形势无疑让人想起美国人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所言:“这绝对不是一场粮食危机,而是一场政治危机。”
  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的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中描述了英美“精英分子”意欲控制整个世界粮食链条的种种图谋。具体来说,就是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社会政治精英,如何处心积虑地打着科技进步、粮食援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幌子,为自己维持统治世界、主宰人类的霸权创造条件。
  不管有没有威廉?恩道尔所谓的“精英分子”或郎咸平讲的“阴谋论”,全球粮食危机中的投机行为肯定是存在的。
  恩道尔说,这些人的目的不仅是追逐利润,还以一种新的生物战争的形式,实行种族灭绝和“人种改良”,以实现其大规模消灭几十亿人口、尤其是亚洲人口的长期目标,堪称“一场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比起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更加恶毒、更具破坏性。
  恩道尔认为,这个设计巧妙而又隐蔽的阴谋由三个步骤构成:首先,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开展转基因工程研究,获得大批专利,并控制某些重点粮食品种,如大豆、水稻等大规模农作物和鸡、奶牛等重要畜禽产品;之后,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如大面积的农业灾害(减产或疫情)、战争(如在伊拉克)、债务危机(如在阿根廷)等,借助某些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庇护,以援助为名,强迫别国的农民采用由他们控制知识产权的农作物种子;最后,他们利用人类用于鼓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度,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强迫征收种子的专利使用费。
  类似这样耸人听闻的阴谋论最近几年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对此,余翔表示,不管有没有威廉?恩道尔所谓的“精英分子”或郎咸平讲的“阴谋论”,全球粮食危机中的投机行为肯定是存在的。
  但这种投机行为究竟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还是为了维护某些精英对全球的统治,恐怕仅凭中东的动荡局势还不足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