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成长篇一：散文,讲述的是个人的成长历程。
下棋，真好！
或许，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越是做得好的，就越喜欢；而越是喜欢，就会做得更好。
小学三年级时，我从两位叔叔的对局中知道了中国象棋的基本步法，但也仅限于“马走日，相走田，车走直线炮隔山”而已。同龄的小朋友都还不知道，我俨然成了“小群体”中的“大师”级人物，还真有点儿悠然，简直神气十足，不知天高地厚。不久，我就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代价：在一次对局中，我被杀了个丢盔弃甲、落花流水。看着对手趾高气扬的样子，我的脸涨得很，心里很不舒服，从飘飘悠悠的云彩上，一下子结结实实地落在地上，也让我彻彻底底地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此后很长时间，我与象棋“绝缘”。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是漫长的。每天陪着鸣蝉和青蛙过日子也实在无聊，我和两个朋友开始学棋，没有师傅，只有最基本的盲目的走法。不管怎样，三个孩子乐此不疲，除了吃饭、睡觉之外，象棋成了唯一打发时间的工具。当时，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反正为一步棋也可能争到面红耳赤，为某一局的胜利而欢呼或是因某一局的失利而把欢呼拱手送人。
阿喜的父亲从东北回来了，由于是农闲，他便和我们三个孩子下棋——播响那台早已半旧的收音机，躺在咯咯吱吱的竹椅
上，翘起高高的二郎腿，喝着竹叶泡的茶，吸一口纸卷树叶的旱烟，偶尔再来两句不着调的京腔……即使这样，“他老人家”仍然把我们的“三人团”杀得“车仰马翻”，“小孩子输给大人，不足为怪！”，这是我们每次输局之后的唯一安慰，同时也激起了我内心隐就的不服输的韧劲儿。看看伙伴那紧闭的嘴唇和瞪起的双眼，我想：也许他们也有和我同样的感受吧！
重来！我们三人一齐上阵，每走一步都经过反复争论，必须三人一致通过。总以为已经万无一失，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丢掉了自己的老将。摆好棋，重来……又是同样的结果。再摆，再来，……
“哇塞，下和了！”我们差点儿蹦起来，这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不敢说突飞猛进，却真是青出于蓝。暑假结束前的几天，即使我们只出一人，和“他老人家”对局也有一半胜算，若再“以多取之”，则“必胜无疑”。这时的心情别提多高兴啦，却又突然想起小时候那张趾高气扬的脸，内心深处萌生了一种渴望：和他再杀一局，必定让他也尝尝“丢盔弃甲”的滋味。（这个想法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大学的学习生活比高中轻松。我也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室友要跟我学下棋，我苦笑，而他却是认真的。只要有了空
闲，他就拉着我下棋；我没空时，他摆上象棋自己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半年时间，他就从“对象棋一无所知”发展成了“怎么下怎么赢我”的“高手”，真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神话”很快就被打破了，他在和历史系的朋友下棋时被人轻松地击败，很不服气地向我诉苦，并且请我去“兴师问罪”。果然，我出师大捷。凯旋而归。他不解，问：“为什么我能赢你，但输给了他，而你却能将他击败呢？”我笑笑说：“可能是你不太适应他的走法吧，常和他对局，你一定能胜过他。”
工作以后，单位领导也喜欢下棋，于是在工作之余，常见一群棋迷为一步棋而争论不休的场面。每每看到，心中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只想身在局外，静静地体会，欣赏，或许，只有爱棋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韵味吧！
如今，我因为“爱棋”而成了许多人“颔首”的人，也因为有了一点成绩而更加喜欢象棋。网络给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让我能够和天南海北的“迷”们对弈。由“草民”到“县丞”，到“县令”，再到“都尉”，级别越来越高，胜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因为共同的爱好，我的QQ好友又多了几位志同道合的“迷”们……
哈哈，下棋，真好！
散文成长篇二：何谓成长散文：概念抑或向往？
何谓成长散文：概念抑或向往？
在今年4月份于云南西双版纳举行的全国散文创造会议上，我就散文批判疑问有个发言。我说，如果说当前的散文创造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散文批判也同样是或者更 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杰出的疑问是散文理论沿袭旧制，因而不能产生新的批判话语，大多都是印象式的，概念乏味，视角平平，从而很难给人以教益和启迪。比 如，既然小说中有“生长小说”，那为什么不能提出“生长散文”这样的概念呢，并且这不只仅是一个概念，它具有相当大的描述性和文本分析的可能。
因为时刻仓促，我没有把话题充沛打开，只是说了个概念。提出概念是容易的，关键是能阐明创造实践中的疑问。因此我所说的“生长散文”，或许就像一株北方的冷杉树苗，它本身也需要生长。
我对“生长散文”的思考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的。近年读了不少散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最早让我想到，散文其实很适于表现生命个体的 精力生长和精力升华的进程，比之小说，散文可以是更本真、更在场、更贴近生命体验的心灵史。这也即是为什么，韩少功从《马桥词典》转向了《山南水北》，大 体相近的布局思路，都是乡村生活的记忆考古学和风物志，但后者作为散文的书写，生命体验的真切感似乎更凸显了年代价值和诗意。南帆谈及他的获奖散文《关于 我父母的全部》的写作进程，称之为是“到前史著作收割过的田野上拾麦穗”，尽管书中“没有太多的自信”，但作者对父母那种充满内疚的思念和想象，实际上已 从另一种视点阐明了他作为批判家的态度和信念确立的进程。 实际上，精力生长进程在各类各家的散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因为这种文体由其内在特质所决议，总是包含着作者自我的介入，包含着人生经验的记录。即 使学问咱们的散文，如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清华园日记》，虽前贤巍巍，却童心可鉴，回望斑斑脚印，足证生命的恢弘气象与格式——“我抛弃了所有的 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呼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的这几句诗总让我想起诗人郭小川的名篇《乡村大路》：“乡村大路，我生之初便在它上面匍匐/当我脱离了娘怀，也还不得不在上面学步/假如我不曾 在上面匍匐学步，也许至今还是个侏儒/乡村大路，所有的山珍土产都得从此上路/所有的英雄儿女，都得在这上面出出入入/但凡前来的都有远大前程，不来的只 有老死狭谷。”
这样的诗句，我想可以概括许多散文作者的心路进程。舒婷的《真水无香》、《心烟》如是，刘亮程的《风中的院门》、《一个人的村庄》也如是。特别是在所谓的人生散文、亲情散文和乡土散文中，个人的生长道路几乎是不可回避、自然天成的主题。
有时候我也爱读国外的散文，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是让人百读不厌的经典，它描述了那么多作家的生长，著作的生长，同时也照亮了千百万 读者的精力生长之路。还有美国作家拉塞尔.贝克的散文代表作《生长》，以及《咱们那时候》等等，那样的主题，那样的文风和话语方法，不只展现了一代人或一 群人的精力风貌，似乎也能从中看到时刻和国际的生长。 正是贝克的书名，让我想到了散文与生长主题之间非同寻常的关联。
关于生长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席理论家卢卡奇早已说得非常透彻，他认为，“生长”疑问是现代人的根本疑问。为什么呢？因为在前现代，人们相信人 的全部都是由神决议的，并且是由神来指引的，因为人不会迷失方向，所以也无所谓生长。咱们看西方的古典著作，人物的性情从一开始即是完成了的，甚至连容颜 都不会随时刻的变化而变化。《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经历了十年漂泊，返回故土时，仍然容颜不改。而对现代人来说，因为信仰的丢失，国际已不能再为他提供总 体性和家园感，所以人也不再具有与生俱来的完满性。那么人就必须经历精力生长的进程，与年代、与国际共同生长。
史诗中没有生长主题，莎士比亚戏剧中也没有生长主题，哈姆雷特始终忧伤而迟疑，奥赛罗始终因为信任人而满怀吃醋。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这样，《红楼梦》 中没有生长主题，宝黛的悲剧只能靠泪尽而死和看破红尘来处理。散文更不用说了，如明清小品，闲情偶寄的只有闲情的点染，独抒性灵的没有性灵的锤炼。因此， 所谓的“生长小说” 源自“教育小说”， 又称“启蒙小说”，本身即是某种现代性的标记。
生长小说的叙事原型，据说始自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传入当代中国之后，最有影响的应该是《青春之歌》和《欧阳海之歌》。这是生长小说经 过意识形态改造之后，结出的本土化的果实。对这样的著作，不论评价如何，它们毕竟还属于成人文学中的宏大叙事，而从近年来看，中国的生长小说似乎等同了青 春文学乃至儿童文学。我认为这是一个宏大概念在时尚语境中的淡化与弱化，咱们有必要溯本清源，重新恢复生长叙事面对前史与年代的品位和尊严。 说这些可能多少玄了一点，其实我是只是想强调，“生长散文”这个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生长叙事中包括生长小说，也应该包括生长散文。而正如生长小说 不等于青春小说，生长散文也并不等于青春散文。真正的生长散文意味着这样的著作：一个有阅历的作者，以散文的方式，集中或重复地，同时又是真诚而深情地叙 述了他的人生进程，展现了这一进程的精力价值及其与年代
福克纳说：“每个男孩都是一部巨大的生长小说”。我想说，至少有些男孩（包括女孩）也是巨大的生长散文，或者他们宁愿选择散文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心路历 程。如果说散文的价值在于情味的深度与广度，那么它在生活的情味、文化的情味、田园的情味、游历的情味之外，也必然应该有人性萌动的情味，精力生长的情 趣；如果说散文的本质在于真实，那么它首要应该传达的即是这样的真实：只有历经精力危机和精力寻觅，才干臻致生命的成熟、广阔与淡定。
生长小说的英文是novel of initiation，德文是bildungsroman。根据构词规矩，生长散文的英文就可以是prose of initiation，德文就可以是
bildungsprosa，但这样的套用，我觉得并没有多大意义。一种概念在批判话语中的成立，不在于它是否有词源 学的依据，而在于强大的文学现象和丰富的文学实践。实际上，生长散文与其说是一个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目标和向往，它应该能启示咱们的散文作家，写出更有 生活气息、精力厚度和宏大真实感的著作，而就散文的批判而言，它也许会给那些概念陈旧、思想平庸、观念空泛的炒作式言说带来一点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成 长散文作为一个概念的功能性可能大于它的描述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散文在反映日新月异的生活方面，发挥了更加广泛的作
背景介绍：现代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各种体式的散文中，报告文学继续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居首位。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仍发扬他的立足全局、大笔落墨的长处，联起若干画面，以展示历史的进程。华山继描写解放战争的《英雄的十月》之后，此时又写下了《清川江畔》、《歼灭性的打击》等作品，以鲜明的姿态，迅速向外界报道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和动态。此外，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靳以的《呵，“祖国──我的母亲”》等，均以热情而娴熟的笔墨，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活脉搏和英雄们的业绩；而杨朔的《万古青春》、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则在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报告文学中，融合进了浓厚的抒情气氛，成为报告文学中兼具抒情散文特色的、别具一格的作品。
这个时期，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影响最大的作品。他善于从大量素材中提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在战争环境里充分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艰苦卓绝的战斗意志和美好品质，并将深刻的思想与激越的诗情熔为一炉，从而大大激发了一代读者的热情。他的《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以及《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也都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进展，报告文学的视野也不断扩大。华山的《童话的时代》和《山中海路》，分别反映了改造黄河的宏伟规划和中国地质工作者深入祁连山脉寻找矿藏的事迹。同大西北工业建设一起成长的作家李若冰，以《陕北札记》、《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等一组作品，描绘了“大西北在飞跃”的生活剪影。柳青的《王家斌》、《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秦兆阳的《老羊工》、《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等等，则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农村干部和其他新人新气象。
建国初期报告文学的明显不足，是还没有认真而勇敢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1956年，刘宾雁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文艺界引起热烈争论。这两篇作品，不同于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而是对若干生活现象的概括，颇近于小说，有人称之为“思考的特写”，后来这两篇作品在反右斗争中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年代，报告文学回避矛盾、甚至粉饰生活的现象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浮华不实之作。反映“大跃进”的作品虽然不少，但象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魏钢焰的《宝地、宝人、宝事》那样的佳作，却是不多的。
建国初期的记叙、抒情散文，总的来看其成绩要逊于报告文学。一般而论，这些作品中的客观记叙胜于主观抒情，虽给人以热烈、质朴、坚实之感，但终觉题材狭窄，形式单调，艺术表现上比较拘谨，尤其是没有充分发挥抒情散文之长。虽然如此，巴金的《忆鲁迅先生》、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等佳作，都能别开生面，为抒情散文增添了不少生气。针对这种情况，文艺界提出“复兴散文”的口号。至50年代中期，特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散文创作开始趋向繁荣，一些老作家的抒情散文或游记；像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丰子恺的《庐山面目》、老舍的《养花》、冰心的《小桔灯》、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叶圣陶的《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巴金的《廖静秋同志》、李霁野的《似曾相识的杜鹃花》等等，各以自己成熟的风格点缀于散文园地。在30、40年代之
际涉足文坛的散文家杨朔、秦牧、碧野、郭风等，这时也有重要收获。杨朔主张散文“当诗一样写”，他1956年写的《香山红叶》，以及1959年写的《海市》、《泰山极顶》等，就是他对散文诗化的追求与探索的成果。秦牧几乎是建国以后唯一坚持知识性小品散文的写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的作家。他提出克服对散文功能理解上的片面性，以及由此导致的题材、品种、形式的狭窄和单调，并身体力行，创作了《贝壳集》、《星下集》，以谈天说地、辨析名物的方式，抒发议论，寄寓褒贬，力求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这些作品，夹叙夹议，基本上属杂文体制；但其中个别篇章，如《社稷坛抒情》，抒情与想象的成分显著加重。碧野曾到新疆深入生活，他的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天山南北好地方》、《遥远的问候》、《边疆风貌》等，反映了边疆的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这以后又长期深入鄂西山区，出版了描写山区生活的散文集《情满青山》和《月亮湖》。他的散文，常将写人、叙事、述景结合一起,构思颇类短篇小说。柯蓝、郭风，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了各自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和《叶笛集》，在一幅幅精致的画面里，含蓄着美好的情思。这时出现的写作抒情散文的新人中，以何为、林遐、杨石较为引人注目。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一文，以其情节的曲折、描写的生动颇受好评；林遐说他的散文，开始只是“感情上的一点抒发”，后来又学会了“一点描绘”，“一点刻画”。杨石的散文，主要收入《岭南春》，托物言志，缅怀革命的艰苦岁月，颇具真情。
在50年代中后期散文获得良好发展的基出上，赢得了60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的空前繁荣。许多散文家的风格臻于成熟，大量抒情“美文”纷纷产生。杨朔继散文集《海市》之后，又有《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两个集子问世，其中篇什大多写得清新、隽美，深得古典诗词意境和语言之妙。秦牧的散文在60年代初也有新的开拓，既有析理透辟、妙趣横生的知识小品；又有感情激越、境界开阔的抒情散文。这些作品分别收入《花城》、《潮汐和船》两集中。以写作“战地报告”、“英雄特写”见长的刘白羽，这时也转向抒情散文的创作，写了《长江三日》、《平明小札》等，表现出一位战士对人生的思索和勇往直前的豪情。吴伯箫在《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文中，缅怀延安生活，颂赞革命传统，激励人们艰苦奋斗的意志，写得情真意切，文字精美。巴金的《富士山和樱花》、《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一只木屐》等，写作者在日本访问或旅居生活的见闻、回忆，前者编入《倾吐不尽的感情》，后者编入《樱花赞》。这一时期，翻译家曹靖华，也将对昔日艰苦斗争、同志深情的忆念，以及对新生活的赞颂，付诸精练优美的文笔。这些抒情散文结集为《花》。其他如袁鹰的《青山翠竹》、《天山路》，方纪的《挥手之间》、《桂林山水》，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在题材、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呈现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盛况。
与报告文学、抒情散文等相比，以“论时事”、“砭痼疾”犀利透辟见长的杂文创作，显得比较沉寂。50年代中期，虽然出现了象巴人的《况钟的笔》、叶圣陶的《老爷说的没错》、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那样的好作品，以及徐懋庸、曾彦修等人颇有锋芒的篇什，但不久即因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从散文园地里消失了杂文这枝花朵。这一情况，直到60年代前期，才因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人民日报》也曾设立过《长短录》专栏，以推动杂文的写作。夏衍、唐弢等曾在这个专栏内发表过一些引人注目的杂文。马铁丁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的杂文，也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报告文学，1962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以及学习雷锋和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需要，又开始活跃起来。短短一两年中，就涌现出不少佳作。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写出了优秀工人赵梦桃对党的事业和阶级姐妹的一片热诚；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再现了一位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反映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献身农村建设的时代风貌；黄钢的《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描绘出战后朝鲜生活、建设的壮丽图画。其他象佟希文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巴金等的《手》等，都曾给予读者以激励和鼓舞。
1964年以后，散文园地日趋萧索。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一片空白。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报告文学以崭新的姿态，开拓题材领域，揭示生活矛盾，反映时代变革，在表现艺术上，也有不少创新和突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的《奇异的书简》，率先涉足科学领域，写出了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些作品的带动下，描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纷至沓来，已不限于表现科学领域的风光和科学家的献身精神，而是着眼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矛盾的揭示。如黄宗英的《大雁情》，写的是科学工作者秦官属的事迹，同时，也使人看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阻力；金河的《历史之章》，通过工程师王灿文一生的遭遇，反映出历史的曲折。此外，象写张志新烈士的《正气歌》，写知识青年曹南薇的《戴着锁链登攀的人》，或讴歌烈士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或赞颂青年为发展科学而奋斗的顽强风格，行文之间，常常总结出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随着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的步伐，广大城乡人民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变化。较早反映这一变化的作品，有描写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新任厂长宫本言知难而进、厉行改革的《励精图治》，以及描写河南农村改革新气象的《热流》，描写老革命家的崇高品质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彭大将军回故乡》，描写击剑手栾菊杰为祖国荣誉而顽强搏击的《扬眉剑出鞘》，表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斗中英雄浴血奋战和崇高心灵的《从悬崖到坦途》、《爱情的凯歌》，以及再现人民群众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历史画面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变革着的时代面貌。
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也经过复兴，走向繁荣。回忆与思索，同样是这一时期抒情散文的主要内容。《巴金近作》，收入他“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散文，其中的《怀念萧珊》，回忆与亡妻萧珊生前患难与共的生活片断，于日常琐事之间，寄托无限深情。菡子的《素花集》，以文喻花，献给在“文化大革命”中故去的老革命家以及战友，其中的《梅岭诗意》，追忆陈毅当年战斗梅岭的艰苦岁月，颇堪吟味。刘白羽的《芳草集》格调由热烈、绚烂趋向含蕴、清澈。孙犁自1977年起，也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作品取材多属回忆，咏物俱有寄托，抒情常含哲理，谈吐时透机锋，清新优美的“荷花淀”风格为之一变，主要作品有《晚华集》、《秀露集》等。秦牧相继有《长街灯语》、《花蜜和蜂刺》等集出版。他的抒情散文依然保持着杂文的风骨，他的杂文则于鞭笞腐朽、针砭时弊之际，显示了笔锋的凌厉和透辟。其他象《丁玲散文近作选》、徐迟《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袁鹰《悲欢》集，以及宗璞《废墟的号唤》、贾平凹《一棵桃树》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较好的抒情散文集。
1978年以来，思想上的解放促进了杂文的发展。在很多报刊杂志上，杂文都获得了自己生长的园地，只是说理深刻、形象生动，锋利而又隽永之作，尚不多见。
散文成长篇三：汉唐散文的成长
汉唐散文的成长
——汉唐散文研究
汉唐散文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它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散文。
一． 汉朝散文的发展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 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
的必然趋势，这就导致了史传散文的出现。比如:《史记》和《汉书》。《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东汉时期的历史散文还有范晔的《吴越春秋》和表康的《越绝书》。这两部作品在写法上都更近于小说，表现了历史散文向小说过渡的趋势。
二． 唐朝散文的发展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休，无一例外。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生骨力的刚健风格。
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这就不得不牵涉到唐代古文运动了。
在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他举的旗帜是复先秦两汉散文之古，实质上是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吸收当代文法语言，创造出一种较通俗的富有表现力的中古散文。他的这种散文主张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文运动使散文有了进一步发展，散文的体裁越来越多样化: 论说文,传记文,寓言小品,山水游记,叙事文,抒情文,应用文和以谐谑的杂文。这些散文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
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唐代古文运动大大促进了唐散文的发展，对后世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
汉唐散文的发展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散文也成为人们学习与研究的热点。我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汉唐散文的成长，走进汉唐散文，走进中国文学。
资料来源：
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卷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