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从教育学维度为中国人做人生设计
人是社会的人，在现代，人更是国家的人。因此，现代国家无不在立国之时就通过法律、制度等方式为它的国人进行人生设计。为了做好新中国为新中国人做人生设计，建国前后，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纷纷献计献策，从不同的维度，为新中国人的持续幸福进行了精心细致的谋划。与众不同，茅以升，作为中国杰出的桥梁工程学家和教育家，早在1984年已从教育学的维度为新中国人做了这样的人生设计：
一、0—6岁
在0—6岁，应该尽可能地提早被送入幼儿园。在幼儿园，幼儿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集体生活，并准备进入小学的条件。为此，国家要在“十家以至一百家聚集地设一所”幼儿园。
二、6—11岁
“全国儿童自出生之年的第六年（即‘虚岁’六岁）一月份起入小学。”在小学，儿童的主要任务是“受最基本的训练”。学校教师要“考验其所长”。国家要在“二十家至二百家聚集地设一所”小学。
三、11—14岁
“自十一岁的一月份起入中学，每日在校内生产劳动一小时，其余时间上课，共学习三年。”
四、14—17岁
“自十四岁的一月份起在校外生产劳动一年，在校内上课三年，共学习四年，至十七岁十二月份毕业。”
上述的是1963年7月茅以升修改后的设计。他在1949年的设计是小学毕业后“不须考试，可径入离家最近之中学，或半日或全日，不分早晚，在不妨碍其生产工作之时间，赴校上课。于修毕学校规定之课程时毕业，不拘年限或年龄。教科书得向图书馆借用，学费、试验费、体育费等，得以劳动服务免缴”。为此，国家要“在凡城市人口集聚之处，每四平方公里设一所”中学。中学“无宿舍、无名额，无修业年限，无寒暑假，其师资及图书、仪器、设备，适合于旧制四年中学毕业之程度。课室日夜开放，每日授课八小时，课室至少容百人，辅以扩音机、幻灯片及电影等辅助设备。每种功课同时开班者，有参差不同之程度，以便学生随时插班”。
不管是1949年6月20日的设计，还是1963年7月的设计，茅以升皆主张11—17岁的新中国人都应该“半工半读”：“劳动受酬，学习付费”“每个学生的生产劳动场所及时间，由学校与生产劳动场所协商安排”“校外生产劳动场所为农场、工厂、学校（当教师<按：茅以升1949年设想：在小学教书者，可在中学上课；在中学上课者，可在小学教书；在大学上课者，可在中学教书。>）、商店、剧场、医院、火车，出版社、印刷厂等等‘三百六十行’”“每个学生的生产劳动种类、越多越好”，这样设计是为了“识别其资质及爱好。在四年毕业后，学习成绩及格，即由组织根据其志愿、才能及发展前途安排适当的单位工作”。
五、自18岁起
按照茅以升的设计，自18岁起，新中国人集生产者、生活者、学习者和研究者于一体，过着生产劳动与学习有机结合的幸福生活。为此，国家要“根据需要，在各地设立大学，要为该地所有生产（广义的）单位的教育设施服务。根据需要，大学制定各科系的课程表，向各生产单位宣布、生产单位按照此表，保送‘学习出差’者，住在校内学习”。
自18岁起，新中国人作为生产者，应该“自十八岁一月正式参加生产劳动，按劳付酬，劳动成果，按‘工分’核计，每人每年的工分有规定最少定额，至退休年龄为止。有特殊情况的，可酌减其工分定额”。
自18岁起，新中国人作为学习者，“在生产劳动时，每天除挣‘工分’外必须学习至少两小时（将来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提高，学习时间自可加多），包括在每天工作八小时，当作法定的任务。学习内容分三大类，一为政治思想教育，二为技术业务，三为科学理论”。
“自十九岁起的学习，进入相当于大学的水平”。 如果“得有第十段的证书的，可应国家学位考试，及格者国家授予‘学士’学位。各人生产技术水平的考核，不由阶段证书证明，因可表现于其职业的级别和薪别”。为此，国家要实行“阶段证书”制度——“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学习内容，在科学理论上除与专业有直接关系的在上述教科书中学习外，对于专门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则将课程分为十个阶段，每阶段有一定要求，凡能满足这一阶段要求的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但每一阶段所需时间，不作硬性规定。为了证明每人学业程度，其科学理论部分，由当地大学统一发给‘阶段证书’。”凡有“ 阶段证书”的人，出差后可在全国各地，随时参加下一阶段的科学理论学习，证书等于全国通用的“学票”。
如果学习有难，则可以进“知识医院”。为此，国家要在“每县市设大学若干所，作为教育中心”。
如果“生产与学习的成绩俱佳，对技术革新或科学理论修养有特殊表现的，由组织上征得主管同意，保送往大学专门学习，长期深造，时期可定为六月、一年、二年、三年等等，作为‘学习出差’，以别于‘脱产’学习。在出差时，一面学习，一面兼做与生产直接有关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在科学理论上学习，为其工作单位及大学之间作联系人。出差期满返回时，由大学给予证书，并可由组织根据其学习成绩，提升其职位及工薪。由于学习时间较多，他们也可以早得到学士学位。学习出差，不以一次为限”。
新中国人还应该是研究者，“在工作与学习中，处处研究”。为此，国家应设立“研究所”。“凡大学或中学毕业，乃至小学毕业，只须对某科确有研究之初步收获而需用书籍、仪器或教师指导者，均可来研究所，专心研究，成为研究员。”
那么，这是不是说，自18岁起，全国人民都不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了呢？这种情况，在茅以升1949年的设计方案中的确如此——“以后只见教授，而不见其大学，只见学士文凭，而不见学校关防，只见学生，而不闻有‘母校’。以后全中国只有一个大学，全中国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同时各种生产机构、管理组织、各业社会，乃至家庭，又无一不是大学。”但是，1963年6月，茅以升修改了他的设计——国家要“根据需要，在各地设立大学，要为该地所有生产（广义的）单位的教育设施服务”。“学生中学毕业后，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非脱产学习，而是通过所在工作单位的推荐。”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脱产学习。脱产学习者，由学校保送，经大学考试后选拔 。脱产学习者“无工资，但可领助学金”。
读到这里，我们似乎隐隐地感到，在茅以升的设计里，虽然“到处是教育而无处是大学，革除了为教育而教育的大学，创建了为生活而教育的社会”。但是，新中国人好像不再是生活者。茅以升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为新中国人设计了“青年营”和“老人团”。为此，国家在“各城市附近，应该经常有青年营之组织”。青年人应该到“青年营”过“集体式之规律生活”“同时学习军事，每年参加若干月，务期养成优良习惯，改造家庭，改造社会”。国家应该为“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者”组织老人团，使老年人过“集体生活，重燃青年情绪，提高人生乐趣”。
以上就是茅以升在建国前后为新中国人所做的人生设计。对这个设计，周恩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有共产主义思想”，指示把它铅印出来，多印几份，发给各有关部门研究。茅以升称它是 “一个革命性的建议”。1984年2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又将载有这个设计的两篇文章收入《茅以升文集》公开出版发行。
这个设计虽然具有“革命性”，但是，对历史，它却没有进行全盘否定，而是辩证地扬弃。这一点，茅以升在“建议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小学一级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在始业和毕业的年限上稍有变化而已。其次，中学一级，在学业上也大体相同，只是由于劳动规定，将毕业年限延长而已。再其次，大学一级，其专门在校学习的学生，也和现在一样，不过其来源除经过考试者外，其大宗是从生产现场保送而来，并且对其毕业期限不作统一规定而已。至于将大学开放，为生产服务并发给‘阶段证书’，当然是增加出来的任务，但这也不过是把现有的夜校和函授学校加以扩充而已。此外，生产现场要承担教育任务，好象是额外负担，但这也不过是把业余教育扩充，并使之正规化而已”。
这个设计虽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它没有当时中国人的极左思潮和“大跃进”思维，它主张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如何使现行制度，在一定时期内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制度，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准备工作，必须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民主讨论，而且经过科学实验，才能开始试行改革，以期尽量缩小波动面”。
建国前后，茅以升替新中国为新中国人做这样的人生设计，其目的是要“说明教育解放的方向”，贯彻“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方针，践行“习而学”的教育理念和“学到老”的终身学习思想，“谋全国人民教育的新生”！
时过境迁，茅以升先生的一些具体设计显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有他的设计理念、他的设计目的却没有过时，犹如一坛陈年老酒。今天，我们把它供出来，和大家一起重温、一起品鉴，目的与茅以升先生趋同。不同的是，希望能够对茅以升先生的设计进行扬弃，再“谋全国人民教育的新生”！
（作者单位：广州黄埔区教育局教研室）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