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SARS的时候本着“挽救死亡”的原则使用了纯粹的西医疗法。当甲型H1N1流感到来时，中国的医学家已经可以从容地把中医治疗的一些优势融入其中了。 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医院隔离区的临时病房，是2003年为抗击非典而专门搭建的，至今已被废弃将近六年了。隔离区只有一个门出入，守门的两个保安将大门反锁。高墙深院往往关闭着深邃的秘密，这片几乎要被人们遗忘的地方也不例外。进得门来，繁茂的荒草掩盖了道路，简易的平房已是破烂不堪，一些七零八落的病床、桌椅、下水设备、医疗垃圾桶都在诉说着同样的事实：这里曾是医疗禁区……在诸如非典、禽流感、猪流感等传染疾病的防治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这片建筑在当年最为恐慌的时期，作为北京市的隔离病区，曾经被重兵把守，里面进行的是另一场战争――医务工作者和SARS病毒之间的殊死搏斗。
遭遇SARS
1965年，科学家从感冒病人鼻涕中分离出第一株冠状病毒。由于这种病毒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王冠一样，故名“冠状病毒”。按照生物医学的说法，非典型肺炎是由冠状病毒SARS引起的病毒感染。冠状病毒是哺乳动物和禽类在冬春季节病毒感染的主要病原，它们重点攻击呼吸道细胞，而且具备较强的传染能力，大约有20％的人类普通感冒都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
2003年初，当我国科学家对这种新型病毒有了初步了解的时候，发现它和以往发现的几种冠状病毒都不相同，故将这种未被确定的病毒感染归为医学界普遍接受的“非典型肺炎”之列，因此有了非典之说；稍后，世界卫生组织将非典正式命名为SARS，也有人建议在汉字中创造“肺?”一词作为非典的专业术语，结果未被正式采纳。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非典”和SARS是一回事。
名字都是叫出来的。正如甲型H1N1流感，之所以最初被称为“猪流感”，是因为这种可以感染人体的甲型H1N1病毒源于猪流感病毒，是猪流感病毒的变种，而不是说人类被猪传染了“猪感冒”。按照生物医学的一般原理，完全一样的病毒很难同时感染不同种类的动物，除非发生变种异化，才可实现人畜交叉感染。非典病毒和甲型流感病毒都是引起人类感染的罪魁祸首，因此在西医看来，要治愈类似这样的流行病，首要的目标就是在患者体内控制病毒的复制和扩散，进而清除病毒。
SARS病毒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之后，附着在呼吸道粘膜的上皮细胞中，这和大部分病毒的感染过程没什么两样。当SARS侵入到上皮细胞内部后，就在细胞质里利用其中的养分进行繁殖，进而渗透到细胞外部长成新的病毒，这个过程就像植物发芽一样。病毒在呼吸道以及肠胃中扩散，破坏肺上皮以及肺血管，从而造成严重的发炎症状。当病情恶化的时候，在肺泡表面会形成透明膜，就像蒙了层塑料纸一样，导致呼吸困难直至窒息。病毒致感冒发炎在微观层面的基本原理大概如上所述。
2002年11月，我国广东河源市发现第一例非典患者，但那时人们对这种即将给中国乃至全球造成严重恐慌的病毒并不十分清楚。直到2003年1月初，报告发现照顾这例患者的河源市医务人员全部感染，广东医疗界才陷入一片慌乱中。由于这种病毒未曾被认识，在2005年6月中国欧洲科学家联手合成了杀灭SARS病毒的药物之前，西医的治疗只能对症用药，以减轻非典带来的附加症状为主，比如病人热了就降温、咳嗽了就祛痰、有伴随的细菌感染就吃抗菌药物，等等。然而，这些疗法都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病情演变，而且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因此，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广州的某些医院还配合了中医治疗的方法，中西医结合在抗击非典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激素治疗是由钟南山院士首先倡导的方法，这是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注射适量糖皮质激素的方法。这种激素有减轻炎症、抑制免疫异常的作用，对某些症候相对严重的患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的过程中，钟南山称，“激素疗法是具备科学依据的，在非典治疗中成效显著。在当时不用糖皮质激素就有可能死亡的38例非典病人临床治疗中，愈后也十分良好。”
非典继发病的争议
激素疗法通过调节人体免疫机制实现对病毒的控制和清除，从而战胜SARS，在最危急的时刻大显身手。然而，相伴而生的问题产生了――注射激素可能会引起股骨头坏死。
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主任医师陈卫衡教授告诉记者，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临床治疗的常用药，比如氢化的松、强的松、地塞米松等都属于糖皮质激素药物。糖皮质激素具有良好的抗炎、抗过敏作用，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药物，如系统性红狼疮、器官移植、严重创伤、皮肌炎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过敏性疾病等。而且，在医学界普遍公认的是，激素在临床治疗中的使用是股骨头坏死的医源性因素之一。不但医疗中的激素可以导致股骨头坏死，某些黑心的商贩在动物饲料中参杂的促长激素，人食用了相应的肉食品之后，也可能引起股骨头坏死。另外，有些医生追求见效快，追求治病“效率”，普通的感冒或咳嗽也大量使用激素，同样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严重后果。
2003年底，非典康复病人的后续治疗引起了一场医学界的讨论，到底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否会必然导致股骨头坏死等疾病呢?
据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的医生介绍，非典过后，北京的医学专家对处于康复期551例非典患者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患者中，有12例在非典治疗期间未曾注射激素，而其余的539名患者都使用了糖皮质激素。结果是，没有使用激素的12名患者中均未发现骨坏死以及与骨质有关的疾病；而其余539位中，有176例检测出骨坏死的症状，比例达31.9％。鉴于此研究数据，陈卫衡教授称，“毋庸置疑的是，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医源性因素。但正常人群应用糖皮质激素后骨坏死的发生率，多大剂量、用药时间多长才会发生骨坏死，采用大剂量冲击给药与常规剂量给药发生骨坏死哪一种危险性大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医疗领域仍不清楚。”因此，非典后的北京媒体对非典继发病――股骨头坏死进行了充分的关注。然而，同样也使用激素疗法的重灾区广东方面却保持相当的冷静，相关部门澄清道，“截止2003年10月，广东尚未发现非典康复患者股骨头坏死的病例。”
2003年底，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和争议，钟南山回应了非典中激素疗法的后遗症问题。他说，“没有证据表明非典中使用的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充分条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跟踪和研究。广东在使用糖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其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有70％的非典病人使用了激素。相对广东来说，其它地方在使用激素方面剂量超标、使用不当。”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在北京有相当 数量感染SARS病毒的医务工作人员，确实患了股骨头坏死病，患病率大概在30％左右。陈卫衡教授说，“由于股骨头坏死是一种难以彻底根治的疾病，因此非典康复后又患股骨头坏死的某些病人，目前还在望京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同样是非典重灾区的北京和广州，为何两者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陈卫衡教授指出，首先，广东方面在抗击非典初期，激素用药相当谨慎，但是北京方面病势发展迅猛，每日被感染的人数剧增，病情严重，所以基本上用的是西医疗法，非常时期激素使用的宗旨是――“控制疫情、挽救死亡”；其次，广东方面配合了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效果显著，而在北京，直到2003年4月份才有中医治疗的介入；其次，非典后对股骨头坏死的筛查中，北京方面范围广大，获取数据较为全面，而广东方面尚不清楚。
中医看非典
和西医不同，在中医里没有“病毒”的概念，中医对感冒的生物学机制也没有细胞、分子层面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医没有对诸如此类传染病的典籍记载、防治策略。按照通俗的说法，西医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把人体分成了相对独立的部分进行治疗；然而中医的理念却有所不同，中医讲求整体，认为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胫骨血肉互相影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而且，中医将诸如病毒之类的外来侵入者都称之为“邪毒”，人体受病毒感染就意味着外来邪毒对完整机体的侵犯，从而改变了协调一致性。
《皇帝内经?索问篇?刺法论》里有这样的论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其中所谓的“五疫”即是各种瘟疫病的总称，中医根据阴阳五行，将瘟疫分为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相应地，人体“五脏”中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因此非典在中医里可归类为“金疫”，也称为“肺毒疫”。中医之所以依据五行划分人体器官，是因为它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像五行一样，是相生相克的整体。诸如非典之类传染病的病因是，邪毒由鼻而入，主攻肺部，而且也累及其它脏腑；基本病状是邪毒臃肺、湿痰瘀阻、肺气郁闭、气阴亏虚。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谭行华说，“依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精华所在。依证论治又称依证施治，是对中医临床操作体系的概括，是运用中医理论来观察分析疾病、治疗处理疾病的原则和方法。”比如，甲型H1N1流感的主要症状为发热恶寒、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咽痛、咳嗽等，病情多数不重。依据中医的依证论治疗方法，多选用银翘散随症加减即可。广州在最近纯粹利用中医疗法成功治愈了多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
因此在中医看来，不论外来的传染源是什么，它们都是和机体不相协调的异物，会导致人体阴阳五行的紊乱，从而致病。谭行华说，“中医中‘祛邪’是治病常法，其宗旨不单在于杀灭病邪，而重在使‘邪气’不得安生而被逐出体外，历代众多名方验方即是战胜传染病的重要‘武器库’。不同的流行病有不同的病因和病机变化，我们在治疗任何疾病时，包括流行病，都是针对患者的症状及病因病机展开的，即所谓依证论治。”所以，治疗类似SARS这样的传染病，首先就是要调节五脏六腑，使得它们的协作再次趋于和谐一致。
从“中西合璧”走向“中西并重”
我国古代经历过许多大型的瘟疫，比如西汉到东汉末年的传染病，流行范围广、死亡惨重。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明末清初的瘟疫也是十分严重，疫情蔓延至各个地区，“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近代瘟疫从光绪十四年(1888)持续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1888年的霍乱，全国感染达10万余人，死逾3万11900--1949年，死于鼠疫的人数达102万，病死率达89％。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瘟疫灾难，为中医防治瘟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张仲景强调“寒邪”是瘟疫的主因，明代的吴有性的《瘟疫论》是古代第一本论述传染病的著作，书中将急性传染病归类为“戾气”、“厉气”和“杂气”等，影响深远。可以肯定的是，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然而，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中医也逐渐被轻视。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后，尤其康熙的疟疾被几个传教士用金鸡那霜(奎宁)治好之后，中医就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共命运了。1879年，俞樾发表了《废医论》，主张“废除中医”，这是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中医的声音，鲁迅笔下的中医，是和封建社会一样腐败和迷信的“巫术”――“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严复也认为中医和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没有两样；哲学大师梁漱溟指出，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这些处于中国剧变时期的思想先驱们，都发出了近乎一样的声音，那就是彻底否定中医。1915年9月30日，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后签署了一项法令，称医药都要完全参照西方的标准……
时至21世纪，人们对中医和西医孰好孰坏的争论仍没有休止。
面对非典不可控制的局面，我国中医专家也提出了相应的方案。于2003年4月正式启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重大课题。课题将受SARS病毒感染的524例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实施西药治疗，另一组使用中西药结合的治疗，进行对比疗效研究。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显示的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改善临床症状、促进肺炎吸收、提高氧饱和度、减少激素用量方面，均优于西药组。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效果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陈卫衡教授告诉记者，“中医结合西医治疗非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减小了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剂量和使用范围，极大限度地减小了非典继发病的发生。”2003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中药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了SARS国际研讨会，会上报告并讨论中医在非典治疗中的重要研究成果。大会的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是安全的、据有潜在的效益。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刊发了以中西结合治疗SARS为主题的专辑，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方法向全世界推广。可以说，中医与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疗效，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
中医不但治疗非典功不可没，而且对医源所致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也效果显著。
陈卫衡教授指出，“无论中医西医都是一种治疗手段，它们都有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正如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一样，中医和西医都有其最能发挥效用的领域和范围。对于具体的疾病来说，使用中医和西医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而没有实质上的优劣。”因此，从“中西合璧”走向“中西并重”，是中国未来医学发展的希望之路。
生命的辩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在批评生物工程带给人类的困窘时说，“生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而大地正是这秘密的居所。因为有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因为有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现代医学的发展秉承的是西方科学的传统，在对生命机体的解构中探求生命过程的内在机理，最终是将完整的机体分解为零碎的片段，分而治之。生命的秘密也在科学的显微镜下支离破碎，意义因此而丧失。
然而，中医传统讲求整体观念，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因此在治疗疾病方面有其独到之处。陈卫衡教授说，中医中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在几千年里都未曾改变过，中医的思维方式和辩证理论直接关系到中国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认识。据医学研究表明，世界历史上的几次大型瘟疫都源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物候反常是疾病流行的先兆。这和中医典籍中对瘟疫的成因解说完全吻合。《黄帝内经》中提出“五运六气”的说法，把一年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反应，并指出“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吕氏春秋》也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所谓“疠疾，气不和之疾”。《后汉书?顺帝纪》指出：“上干天和，疫疠为灾”。对于环境和身体的辩证关系，我们也有切身的体会，比如“水土不服”。
现代社会文明带来的首要问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化，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因此也导致了怪病、传染病的盛行。甲型H1N1流感的盛行也源于国际交往的便捷及人际间接触的频繁。科学、环境、人体、疾病，这些相互联系的事物都在相生相克之中发展。科学能对付自己引起的问题，然而却有时间上的延滞。
中医以其独特的整体观和联系理论，以其尚不能被科学证实的假设和原理，守护着生命的秘密。陈卫衡教授说，“我40岁之后才开始真正喜欢上了中医，因为以前我主治的是常见的疾病，那些疾病西医就足以应付，而我如今钻研的疑难杂症，西医无能为力的领域，中医才显示出奇效来。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理解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