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在京，读到《对外大传播》2004年4期题为《回首似水年华》一文，当时就有作文的念头。返宁之后，又去河北、湖南、福建等地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未能执笔。春节前，又收到周奎杰、陈有?、杨春燕、张民捷四位同志联名的贺年片，乃决心推开一切事务，写成此文。
“我不赞成；‘年肩膀’式的合作，这里面需要真诚与科学精神”
这是周奎杰同志回答访问者的话。我深有体会，奎杰同志确实是以这种态度与作者合作的。即如笔者之所以得以与奎杰同志交往，就全然不是依赖“拍肩膀”一类的方式实行的，而是通过我所改写的《元杂剧故事集》一书而认识的。这本书是根据笔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于江苏师院(现苏州大学)授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当时很难见到古代戏曲作品，甚至连《曲海总目提要》一类书籍也不易求到，给教学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为了向学生介绍作品，就想到年轻时曾读过英国散文作家兰姆(Charles Lamb)与其姊玛丽(MaryLamb)合作写成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便想何妨一试。于是就陆续将古代杂剧和传奇中的名作，改写为中短篇小说(故事)，以应教学之需。未曾想到，八十年代初，江苏人民出版社王远鸿同志见到此稿后，认为可以出书，1983年先行将元杂剧部分印行出版。周奎杰同志后来告诉我，她在图书馆中见到此书，认为在同类书中当属上乘，便欲与我联系。但书上作者署名乃是笔名，于是她就与王远鸿同志联系，得知我的真实姓名和通信地址后，便在1986年7月5日给我写信说“承王远鸿同志热情帮助，我们终于找到了您――《元杂剧故事集》的作者，十分高兴”，“在拜读大作后，我们拟将本书翻译出版法、德、斯、泰四种文版，想来您是会支持的”。我表示同意后，她于1986年7月22日又来信说：“您的情况我们无需再了解了”，“您的著作本身和著述情况已经说明了您是我们理想的作者。”可见，作为编辑的她和作为作者的我的相识，完全是由于她的“科学精神”所促成，她是在读过我的作品后，方始向我约稿。
这是我们的结识之始，至今已经20年。20年来，她先后在外文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任职。在她的策划下，外文社出版了我的《元杂剧故事集》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外文版书名改为《墙头马上》)，新世界社出版了我改写的《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的中英文对照本，还出版了我所批评的《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先后任责编或审稿的有陈有外、杨春燕、张民捷三位同志。他们在周奎杰同志的领导下，为出版我的书付出了很多心血，而其目的又全然是为了“让华文文化飘扬过海，落地生根”，通过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广结五湖四海的朋友，扩大我国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出版者与作者之间要建立真诚的合作关系”
访谈录中奎杰同志如是说，而她在1986年7月22日给我的信中也如此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您的支持和合作更使我深切体会到此说的含义”。衣食父母一说，表现了奎杰同志继承了老一代出版家的风范：对作者的充分尊重。而这种尊重不是口头上的尊重，而是表现在对作者稿件的处理上。作为编辑对保证书稿的质量自然有责任，有什么意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与作者商量。奎杰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例如《元杂剧故事集》的外文版要重新写序言，对每一篇杂剧要作一说明文字。因为我对外宣工作极其陌生，序文写得过长，她在审读后于1986年11月14日来信说对序言的内容和说明文字“深感满意”，但序言文字嫌多，因赶着发稿便代为压缩，并将压缩稿寄来，让我看后如有意见他们还可以更改。而作为作者，我对于编辑提出的正确意见十分乐于接受。同时，奎杰同志对稿件的处理非常及时，例如2000年10月，我曾与她说起批评《儒林外史》的稿件。不久即来信让我寄去样稿，一个月后又来信表示可以接受出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八十万字的《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便在2002年1月面世。奎杰同志不仅自己十分尊重作者，还要求社内编辑也要尊重作者，与作者要建立“真诚”的合作关系。张民捷同志于2000年2月28日寄来《长生殿》的样书时在信中说：“我们已合作出版了三本书，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周奎杰社长说过几次，要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
正因为彼此以真诚相待，在出书过程中即使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也能相互理解而不彼此埋怨。例如《元杂剧故事集》外文版早在1986年底就发稿，但不久此书出版计划搁浅，她虽然已调离外文社，但仍感歉意，于1989年5月9日来信表示：“作为责任编辑我十分遗憾地告诉您以上的消息；作为您的朋友，我希望您不要太在意。”而且，5年以后她仍关心此事，在1992年10月8日来信说：大作《元杂剧故事集》落到目前的地步是我没有想到的。当年我是满怀信心地搞这个选题，如今事过境迁，我离开当时的文教编辑室后，有?同志一直热心关注这本书的命运而在十分努力地争取”，“我和有?同志每每念及此事都深感对不住您”。而我，认为奎杰和有?两位同志，真诚约稿，积极促进并且满怀歉意地将“无能为力”的实况相告，已令人感动，即使不能出版也毫无缺憾，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结识了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编辑挑作者，作者也可挑编辑――这是我一贯的态度。奎杰同志的真诚，使我愿意将书稿交给她。要补充一句的是，《元杂剧故事集》的外文版经外文社领导的关注，在奎杰、有?的努力下，由杨春燕同志接手任责编终于在1997年和2000年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法文版。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已经是合作很好的朋友”
这是奎杰同志于1987年11月9日给我的信中的话。此句前面有“虽然我们尚未有机会见面”，句后又满怀信心地说“相信以后会有机会见面的”。近20年的交往，终于使我们成为可以真诚相待的朋友，并且有了三次会晤。第一次是1995年12月，我赴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奖颁奖大会领奖。奎杰同志得悉后，便于大会次日晚与有?、春燕两位冒着严寒来到我的下榻处探望。其时，她已调离外文社多年，但仍与当年联系的作者保持着友谊。尽管她当年的约稿直到此时也未能出书，但并不妨碍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友谊。这第一次的会晤可说是纯粹的友情相聚。
第二次会面是在2000年的秋冬之际。奎杰同志在1997年12月26日来信欣喜地告诉我，她已从春燕同志处取到《元杂剧故事集》的英文版，还说她已调到新世界出版社工作，“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您的支持和合作。于是，在她的策划下，由张民捷同志任责编的三部传奇的中英文对照版分别于1999年3月、11月和2000年1月出版。在已有合作成果的情况下，我 们又有了第二次会面。她在2000年10月来南京参加书市，打电话给我，而我正在上海参加近代小说国际会议，便在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作一讲座后，急忙返宁，乃得与她匆匆见上一面。奎杰同志虽早已为社领导，但仍不忘编辑职责，问我近来做些什么课题，我便告诉他今年出了一本807Y字的论文自选集《清凉文集》，还对《新批儒林外史》进行修订，此书虽已印行7次，但在我做了大量的增补工作后面貌大变，拟重新出版。她很注意倾听，后来此书终于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第三次见面则是在2004年9月，当时我在北京参加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奎杰同志此时退休不久，已离开领导岗位，但她闻讯后，仍与有?同志和新的领导张海鸥同志驱车前来香山与我会晤，为“大中华文库”向我约稿。
三次相聚都很短暂，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无论是做一般编辑还是做领导工作，无论是在岗还是退休，奎杰同志都一心扑到工作上，而她与作者的友谊就是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三次见面，都是清茶一杯，娓娓而谈，谈的又都是写书编书的问题。奎杰同志这种敬业精神，在今日的出版风气下值得大力宣传。我愿在此重复奎杰同志在访谈录中的一句话：“一个总编辑的晶位，决定了出版社的品味。”“出版人要有出版人的良知”。而高品位与有良知，也就决定了出版事业的兴旺。
且慢为自己画句号
奎杰同志在退休时说：“我终于为自己画了一个句号。”我说：“奎杰同志，且慢!”退休归退休，事业依旧做。按照您“无怨无悔”地为出版事业奋斗了37年的经历，您不可能放弃对事业的追求。您不是表示“我是个读书人，想编书，还想做学问吗”?您不是表示要把《中国文明的形成》做成“精晶”吗?您不是仍然关心“大中华文库”的工作吗?原先，我对奎杰同志的“自然情况”(年龄、学历等)一无所知，也从未询问过。从访谈录中得知，她是北大东语系毕业的，已经工作了37年，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毕业的。如此说来，笔者要长于奎杰，我是1932年出生，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1953年按照政务院命令所有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以应国家建设之需。从1953年工作起，直到2003年将最后一名博士后送出站，教学生涯整整50年。如今已退休两年，但我仍在执笔作文，应邀讲学，两年来也发表了20余万字的论文。今年应出版社之约要自选一部百万字的文集。我愿与奎杰同志共勉，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余热，为祖国的出版事业和学术研究，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青山不老，友谊永存。而永存的友谊又是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的，事业不断发展，友谊也就长青。
责编：张广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