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业都有其独特的运作规律。政治工作有政治工作的规律，经济工作有经济工作的规律，文化交流工作有文化交流工作的规律。这里所说的“规律”，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就是“艺术”。
那么，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有哪些规律，有哪些“艺术”呢?这是我们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经常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其撰写的《文化境界一一与中外友人对谈录》和最近出版的《追求与梦想》中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这两部作品中不但阐述了什么是文化和文化交流，还阐述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艺术”及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外宣工作的同志是大有帮助和裨益的。
“文化是人的存在状态以及情感、愿望的反映，反过来又对人的生存、发展给予能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人。孙家正如是说。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不可思议的高级动物。按照孙家正“文化即人”的说法，我们可否这样说：文化应该，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包罗万象、最令人难以琢磨的“行当”。无怪乎文化学者给文化下的定义就有二百多条。这在各学科门类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文化交流实质上就是人与人心灵的沟通。”这是孙家正给文化交流下的定义。“讲到交流……归根到底是人心的交流，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既然文化交流是“人与人的交流”，是“人与人心灵的沟通”，我们如果搞清楚人与人交流、人与人心灵沟通的“道”和“艺术”，也就掌握了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了。
在《文化境界》这部对话录中，孙家正有意无意间，为我们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者指出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内在规律和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首先，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学会欣赏差异。这一点，孙家正在其撰写《文化境界》和《追求与梦想》中都做过反复的阐述。例如，2004年10月26日，他在会见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埃勒时指出：“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很多差异的，但是我们要学会欣赏这些差异，欣赏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确，人和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不仅不同民族之间的人有差异，就是同一个民族之间的人也是有差异的。这如同植物园中的花草树木一样。如果植物园中只有一种植物，花园里只有一种花卉，人类只有一种文化或一种文化模式，那么，这个植物园、花园和人类，该是多单调乏味!恐怕还不只是单调和乏味的问题。如果人类只有一种文化，那么，文化就会因“近亲结婚”而走向没落与衰亡。唯其有不同文化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碰撞，人类才能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断进步。正因为有差异，世界文化才能够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登高望远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细节是美国人的务实精神。”2005年10月，孙家正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演讲时如是说。中国人和美国人是有差异的，不仅体格上有差异，更有思维差异和文化差异。唯有承认差异，欣赏差异，学习对方优良的一面，人类才能进步，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其次，对外文化交流以“真诚”为上，尤其对待朋友。“所谓文化交流，从本质上讲，就是敞开心扉给人看，让对方看到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孙家正在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谈话中是这样表述的。“人与人之间要真诚，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这都是人类共同的地方。所以文化交流核心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他在会见西班牙文化大臣卡斯蒂略时如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人的准则，尽管有些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巧言令色、华而不实，有些人老谋深算、长于心计，有些人心地宽阔、坦诚待人，有些人笃实厚道、讷于言而敏于行，等等。巧言令色、华而不实、老谋深算、长于心计者，只能得意于一时或得意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但不能得意于一世。做人的原则也就是我们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对外交往中，尤其在对外交友中，坦诚尤为重要。只有以心才能换心，以“诚”才能换“诚”。特别是在向国外人士介绍中国的情况，阐释中国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时，这种真诚便更加生发出情理交融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样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再次，对外文化交流要平等待人，不卑不亢。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在同外国人的交往中，我们要平等相待，不卑不亢。我们绝不要因为交流对象来自大国或超级大国而对其尊敬有加，乃至唯唯诺诺，失去自我；更不要因为交流对象来自小国或穷国，而自己便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在与西方人打交道中，自信、坦率、真诚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自信是建立在对知识的掌握，对彼此情况的了解之上的，坦诚是建立在对方的友好，没有敌意基础上的。如果对方怀有恶意或敌意，你光靠坦诚就不够用了。对待少数怀有敌意者的挑衅，他曾经义正词严地指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并对对方的挑衅、刁钻古怪的问题，抓住其破绽和要害，进行反击。而对于一般不友好的发问则晓以利害，同时掌握分寸，点到为止，不要置对方于死地。在这方面，孙家正的做法颇为值得学习和借鉴。2005年10月，他在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会见记者时，有位记者抱怨说中国媒体缺乏自由，跟中国媒体打交道比较麻烦。他听出了该记者的话外之音，觉得“来者不善”。于是便反唇相讥说：“要讲麻烦，美国媒体带给中国的麻烦太多了。你们讲到中国‘问题’时，讲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而中国有了发展，你们就推波助澜，渲染中国威胁论。”说得那位记者一时语塞。对待那些“来者不善”的人，这是一种有效的做法，这样才能使对方服气。说不准这位记者日后还会成为孙家正的好朋友呢!
当然，对待那些友好的小国和穷国的朋友，我们要谦虚谨慎、平等相待；要尊重对方，照顾对方的关切。在2005年5月9日会见萨摩亚文化体育部长菲娅梅时，他说：“国家有大有小，也有发达的和发展中的等等区别，但文化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花。”这使菲娅梅部长深为感动，她说：“您刚才把各国文化比喻为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花朵，我对此非常欣赏，也许我们的文化只是其中的一朵很小的花，但在我们两国关系当中，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而不平等地对待我们。中国对待我们的平等态度让我们非常感激，我们也非常欣赏中国这样平等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这使我想起多年前，孟晓驷同志同某个非洲国家文化部长的一次谈话。那位部长在交谈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帮助并表示感谢。孟晓驷表示，帮助是互相的，不是单方的。她还引用毛泽东当年的话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使对方十分感动，谈话进行得非常轻松愉快。
第四，不忘友情，不忘亲情。文化即人，文化交流即人与人心灵的沟通。既然如此，文化交流就要遵循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忘友情，不忘亲情，是人类共同的 基本准则。在对外文化交流和日常生活中，孙家正处处体现出这一点。在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时，他向会长过井乔表示：“在日本有一批几十年如一日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朋友。这些人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对日本来说，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继而他动情地回忆起该协会前会长井上靖和团伊玖磨先生等为日中友好所做出的贡献。这是对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不是鼓励的鼓励，但这种鼓励比数千句直白的鼓励话语要有力得多，作用也要大得多。这使我想起在同事中流传的关于孙家正重友情的佳话。当上部长后，他依然如故，每年回老家时都要去拜访他的恩师，多年如一日。还听同事们说，他与当年在基层工作的农民朋友一直保持着友谊，农民朋友也曾到部里来看望过他。说到亲情，我们不难从他写给他母亲的诗句中看出：
“我是你
放飞的风筝，
有一根丝线紧紧相连。
你视我
如阳光一缕，
熔化你冰结的忧伤与艰辛。
……
你是我
爱的港湾，
在风雨剥蚀中守护童心。
我用汗水
浇灌干涸的荒漠，
想给你满地鲜花、晨露晶莹。”
一位久经沧桑、“体验五味杂陈的人生”的部长，竟然能写出如此童真明净、一尘不染的对母亲眷恋的诗句，实在难能可贵!当然，诗中的“母亲”不仅仅是指生母，还有“祖国母亲”的含义。诗是心灵的反映，是感情自然的流露。孙家正这首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时“做”出来的。如果没有真情实感，诗是“做”不出来的。正是由于他重友情，重亲情，他才能够结交众多的国内外的各阶层的朋友，才能使他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第五，实事求是，敢于向朋友展示自己的不足之处。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有时要付出代价，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要实事求是。我们不但向外国人展示自己好的一面，还要展示不足的一面，有差距的一面。这样才能令人信服。2005年10月，在接受美国PBS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孙家正这样表示：“我一向主张：外国人到中国去，不但要看好的地方，也要看那些差的地方；不仅看城市，而且要看农村．不仅要看富裕地区，也要看贫穷地区。”在多年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本人也深有体会。外国朋友来了，我们习惯于安排去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大城市参观访问。这难免不给客人造成误解：中国是发达国家。我们也应该给客人安排去老少边穷地区参观访问，使客人对中国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于那些善良的朋友来说，是否存在“中国威胁论”，他自己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北方一个城市工作，曾经接待过外国来宾。一次，当外国客人经过某单位的院墙时，客人惊奇地发现院墙上插满碎玻璃，于是便问玻璃是做什么用的。翻译想了想后对客人说，玻璃是做装饰的，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晶莹可爱。客人听了大笑起来。其实，主人和客人都心知肚明墙上的碎玻璃是做防护用的。这个回答就不是实事求是，效果就不好。
文章写到这里，我有些犹豫，有些踌躇了。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很琐碎的东西，难道就是一位共和国文化部长的对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吗?这样写是否把一位部长给简单化、平民化，乃至庸俗化了?我耳边突然响起老子的一句话：“大道无术。”对于那些掌握“大道”的人来说，是不需要什么“术”的，不需要装腔作势，大谈特谈什么什么“艺术”的，什么什么之“道”的。如果真的有“道”，有“术”的话，也是在其平时的言谈话语中，在其平日的生活中。这里不妨套用巴金老关于写作的一句名言：“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孙家正部长对外文化交流之“道”和对外文化交流之“艺术”，就是他的无“道”、无“艺术”呢?
责编 邓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