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国际新闻的流动中，西方国家在国际传媒中对中国的指责是否公平合理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摘增添了中国外交中“软实力”的建设代价，使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大打折扣。
要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并塑造美誉的国家形象，就需要考虑如何在传播全球化的流程中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阐释中国“和谐文化”的意义。
成功的和谐文化传播不仅要随着中国对非政策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还要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引领中国对非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广大非洲国家的受众。
――倪建平
近日，由非洲有关国家的青年政府官员、青年组织领袖、青年社会工作者、青年企业家和大学生代表组成的首批100名非洲青年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为期8天的在华访问。
近年来，中非关系在传统友谊基础上日益深化，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成效显著。特别是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双方宣布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非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然而，这也引起了西方国家对其在非利益的忧虑甚至敌意，诋毁中非关系的西方非洲版“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在非洲“寻找能源无原则”等论调频频见诸于西方媒体。在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国际新闻的流动中，西方国家在国际传媒中对中国的指责是否公平合理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摘增添了中国外交中“软实力”的建设代价，使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大打折扣。从对非洲媒体和非洲人的“中国形象”调查来看，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存在一定落差，中国在非洲的预期形象和实际形象之间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也有相异甚至大相径庭之处。而非洲大陆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主要舞台，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是衡量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尺。
因此，中国只有正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出现的形象危机问题，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且，从跨文化传播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角度来看，如何使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塑造同中国的对非政策形成良好的互动，这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和谐文化、外交政策与国家形象塑造
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整套渗透于人类活动的外在形式以及思想深处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的文化，丰富地表现为国民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素质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等。这种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更渗透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外交政策之中，形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在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对国际政治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指出，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因此，只有深刻审视文化符号的性质及其转变和影响，人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力量是如何塑造并改变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象征性的理解。譬如，西方当代文化成功地继承了各自文化传统中具有强大活力的因素，推出了自己行销全球的文化时尚品牌并且逐步成为自身文明的时尚象征。风靡世界的美国电影大片以及肯德基、可口可乐和迪斯尼，等等，它们不仅为美国带来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也成为美国消费文化领域里的文化符号，到处塑造着经过精心美化的美国形象，推销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侵蚀着他国民族的文化空间。
从根本上说，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相互交往过程中，获得对方国家及公众的解读、认知与评价，是民族精神的表征。而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即对民族文化特性和核心价值观念进行形象性的塑造，也就成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如何进一步通过“和谐文化”的民族性来阐释“中国形象”，不仅是提升中国在非洲国家整体形象时不可绕过的课题，也是当代中国对和谐文化诉求的应有之意。
近年来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不仅标志着中华和谐文化经过现代化的提升，更加自觉地引领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以积极影响国际关系的互动，还向各国宣示了中国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及在国际社会中自我定位的变化。中国提出促进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不仅旨在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还致力于扩大对外友好合作关系并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为此，要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并塑造美誉的国家形象，就需要考虑如何在传播全球化的流程中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阐释中国“和谐文化”的意义。
再从文化和外交政策的相互作用来看，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也影响和制约该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本国文化作用于外交决策者，从而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因为“他们的言论或行为符合了国家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了反映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这样，他们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中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区别于他国的烙印”。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无不带有自身的民族特点、历史传统、哲学、宗教等政治文化的烙印。如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卡特的“人权外交”，等等，反映了美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天定命运”的思想观念。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则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文化民族性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合”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强调和平、统一、防御。它们对后来中国和平共处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的主张，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因此，中国对非政策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和谐文化建设，也与通过和谐文化传播来提升国家形象紧密关联，因为国家形象作为中国对非洲投射能力的体现，它对进一步促进非洲对华出口的多样化，寻找增加中国在非投资的途径，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地位并增强中国的国际政治号召力是至关重要的。而非洲国家如何认识中国的和谐文化，是能否有效提升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基础，因为外交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取决于外国公众对他国的文化认同。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和谐文化传播最理想的定位应该是将这二者融合为一个全局性的战略。
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和谐文化传播，其主旨就在于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投射和相互流通，产生文化吸引力，建构起与非洲国家间友好身份的认同关系，进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往往是对外传播和外交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对外交政策的作用也体现在蕴涵历史文化养分的外交风格之中。中国对非政策要诉诸的正是融合不同文化精华的文化的民族性（差异），而正是要在此“差异”中塑造凸显中国对非政策的和谐文化底蕴的“中国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在非洲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加强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建设近年来业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议题，提升到中国对非政策的国家战略高度。2006年1月中国首次发表《对非洲政策文件》，阐明了中国对非洲的政策：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合作；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相互学习，共谋发展；同年4月，胡锦涛访非时又提出“政治上增强互相信任，经济上扩大互利共赢，文化上注重互相借鉴，安全上加强互相合作，国际上密切互相配合”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五项建议。这为中非双边合作开辟了新途径、充实了新内容、注入了新动力。但是，中国要在非洲塑造一个真实的、美誉的国家形象，在和谐文化传播方面还面临着以下五大挑战。
第一，中非在民主、人权、主权等政治文化的分歧明显。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人权、自由、良治等价值观念开始成为非洲舆论的主流观念，非洲国家对“国际干预”、“主权至上”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逐步有了新的理解。
另外，新一代非洲领导人大多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在政治主张和个人情感上易受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在非洲的扩大，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面临着进行切实调整的压力，这些调整将背离“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和“主权至上”等中国曾经坚定执行的对非政策。在对安哥拉、津巴布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援助及其透明性和在这些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方面，中国也面临着由于政治文化差异而引发的非洲国家以及西方批评的
压力。
第二，中华儒家文化同黑人文化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儒家文化，本是一种建立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诗书礼仪之道德教化、中央集权之统一王权基础上的东方文明，而地处遥远热带大陆的非洲文化，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化，却是一种植根于自然生命之激情于活力，一种始终保留着浓厚而神奇的村社传统与部落精神的热带大陆文明。非洲文化具有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几乎每个部落或部族都有自己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
因此，不仅普通中国民众要真正理解或体会非洲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个性特征实非易事，而且非洲黑人民众对于中国儒家文化及其诸般悠远深奥的礼仪教化，也难解其中趣味。很长一段时间，中非之间的交流更多地发生在经济领域，而在教育、文化、社会、政治、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很少，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了解的片面性，这也是导致中国在非洲形象出现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主
要是美、英、法）文化在非洲大陆处于弱势。非洲自近代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以来，始终以“非洲与欧洲”、
“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二元认知结构与关系维度来理解自身、理解世界、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西方文化成为非洲无可选择的选择。尽管这种文化接触是在非洲处于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它对非洲社会的影响仍是广泛而持久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非洲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变更的宗教历史并最终演化为以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主的诸教并存的格局。因此，较之于对中华和谐文化的理解与接受，非洲民众对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则要深入得多。特别是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无论是在电影、音乐、快餐、软件领域，还是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被非洲接受的程度和拥有的影响力都远不如西方国家。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在肯尼亚建了不少文化中心和学校，而中国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够，尤其是汉语目前在非洲也不很行得通。而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四，中国自身面临着建设和谐文化的长期艰巨任务。健全和完善和谐文化发展的制度体系，是有效推进和谐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对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改革和创新不仅在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还要培育出真正实现和谐文化的有效的文化机制。除了要进行文化交流管理体制和对外文化传播运作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外，还要致力于将传统和谐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观融合为一种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长远的、有连贯性的政治文化体系。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其根本原因就是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不仅如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还要更加注重文化的制度化能力的提升，既要汲取现有国际机制中的长处，又要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推进国际制度的创新。这不仅有助于和谐文化传播的双方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和平发展，促进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中的和谐文化意蕴，也有助于中非双方形成更多的文化理解、共识和认同。
第五，和谐文化在非洲的传播不仅依赖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也有赖于中国建立巧妙得宜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非洲朋友是通过中国文化产品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文化，进而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的。
尽管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每每扩大都会带来新的变化，但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塑造却并未跟上这些变化。因此，中国必须着力打造和谐文化的象征谱系来迎合非洲国家目前对中国的文化信息需求，必须整合国家所拥有的多项对非文化传播资源，以期在国家形象塑造和对非政策的互动中做到统一、协调和相互支撑。特别是在对非洲的和谐文化传播中，中国不仅要避免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更应该反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态度。这是建立和改善中国对非和谐文化传播策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塑造“和谐文化”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因素。
和谐文化传播提升国家形象
非洲国家如何认知中国和中国的和谐文化，这对中国未来与这一地区的交往非常关键。非洲国家是否愿意向中国供应石油，以及中国公司如何打入国际市场，这并不仅仅出于双方的经济考量，也同中国和谐文化的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加强对非的和谐文化传播不仅是提升中国在非洲形象的主要途径，也更有益于丰富中国对非政策的文化纬度和内涵。
第一，要进一步拓展中非政府间的文化交流渠道。首先，要重视开展与非洲国家在民主和人权等政治文化领域的对话和协商。中非双方在这方面的差异只有通过定期或多层面的沟通与对话才能达成相互理解，从而避免给双边整体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其次，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等相关部门在与非洲国家交流时候，要注重在传统和谐文化的基础上将符号系统融入更多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有现代感与亲和力的中国国家形象符号系统，并以一贯之地向非洲传播。再次，中国政府应当扩大同非洲国家媒体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但迄今为止，中国媒体和大众文化进入非洲的市场非常有限。中非在新闻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要与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相称，同时更要为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持续的推动作用。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汉语学习和华语广播节目的投资力度，例如开设针对年轻人的更广覆盖面的网站。这样，中国在非洲的声音将会愈来愈响亮。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对非洲的公共外交，特别是与非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的文化外交。一些非洲国家（如加纳、肯尼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在当地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方面与非洲之外的同行有广泛的联系，在公共事务中也有很大的发言权。然而，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还远未深入到非洲新兴的公民社会组织中去，中国没能深入接触到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加的非政府团体。无疑，加强与非洲当地公民社会组织（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的合作，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非洲当地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准确把握当地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反应。而对于中非双方来讲，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消除“我们-他们”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文化交流所进行的简单的二元分类。并且，保持经常性的民间文化对话也将有助于中非双方避免或减少由于文化误解而导致的政治或经济纷争。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对非洲多维度、多层次地传播和谐文化。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固然是传播中国和谐文化形象的重要媒介，但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品牌的跃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变非洲人对中国产品的整体印象，进而对于塑造中国文化大国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胡锦涛在2007年1月访非期间，再次指示驻非中资企业讲求信誉和质量，积极与当地社会和谐相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帮助非洲人民改善生活。而中国企业在开发非洲的资源时，关键是如何使这些资源获得应有的价值，而且不污染、不破坏生态环境，给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在非洲的使领馆也应引导当地华人和华商弘扬平等的文化观，做自信的中国人。
第四，要注重协调与欧美民间文化机构在非洲的文化传播活动。传播和谐文化，离不开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积极借鉴西方文化对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强调、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对民主法治的追求、对人的价值重视等文明成果，使其熔铸于和谐文化的传播之中，这是提高中国对非和谐文化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况且，长期以来，美欧方面的各种慈善机构、教会、社会团体等一直在非洲各国基层开展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的普及和推动工作，这与中国的对非政策的精髓也并不矛盾。因此，为确保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而不断开辟新途径、充实新内容、注入新动力，就应考虑如何使中国正在出现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在非洲的欧美同行建立联系。这样的互动包括由中国同欧美的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就共同感兴趣的非洲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和通过合作项目来支持非洲的环境保护或安全生产以及与良治、宗教活动、妇女和儿童权益等相关的其他公民社会活动。
第五，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对非政策中的和谐文化含量，塑造“和谐文化”的国家形象。不仅要把蕴涵在中国对非政策中的和谐文化在与非洲的友好合作中体现出来，而且要重视在对非的政策解读中突出中国以和谐文化为底蕴的“和平发展”的特征，通过具体、鲜活的实例向非洲人民展示，使非洲朋友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一种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深的博爱文化。这种宣示还应表现出一种中国传统道德和思想的力量和风范，这种力量和风范的特征就是表现一个亚洲大国对非洲发展的关切和责任感，展示一个与外界和平相处、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大国形象。
结论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必然追求和谐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塑造亲和友善的国家形象，以减少偏见，消除隔阂和消弭误解。而中国在非洲的和谐文化传播所塑造的国家形象能否得到非洲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将会对中国促进和谐世界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行为能力的提升产生巨大的影响。非洲现在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市场，重要战略资源的来源地，也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因此，在非洲塑造健全、丰满的以和谐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形象”，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成为中国增强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影响的当务之急。
但是，对非洲的和谐文化传播毕竟是在广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的，同时又体现了特定环境下的特殊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特征。在和谐文化的对非传播中，中国必须首先要学会肯定和尊重人类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并能够整合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文化关系和文化冲突。毕竟，成功的和谐文化传播不仅要随着中国对非政策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还要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引领中国对非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广大非洲国家的受众。并且，只有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消除了某些西方人和非洲人对中国抱有的恐惧心理，只有中国和谐文化的传播在非洲的立足，才能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健康的未来，为中国在非洲大陆塑造一个美誉的国家
形象。
（作者为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上海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因篇幅有限，文章注释部分未能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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