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以前，读书人并没有正式的文化凭证,所谓的“状元、举人、秀才”，只能算是“职称”，不能算是“学历”。 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文凭也应运而生，并成为现代人重要的身份凭证，被誉为读书人谋职、升迁的“敲门砖”。
现在有些人认“砖”不认人，而且还要分出“金砖”、“银砖”、“铁砖”，甚至还包括“洋砖”、“土砖”。人的地位和待遇也都跟“砖”挂钩，可以说人以“砖”分，“砖”的分量决定了人的价值。
毕业证最早是从西方“进口”的，后来才“国产化”，形成“批量生产”。
1902年12月17日，清朝设立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京师大学堂是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学制的第一座高等学府，使在中国相传了上千年的封建教育体系终于为近代科学的教育方式所取代。
我收藏的光绪年间的山西师范学堂毕业证（见图一）算是中国最老的文凭，它是第一批学堂的第一批“产品”。可惜只有一张是完整的，另一张“严重残疾”，只剩了一半。
有的资料上说，这类毕业证总共只出了一百多张，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存仅4张――这个统计里当然不包括我的这一张半。
山西师范学堂毕业证的个头是现在毕业证的好多倍，它比对开的大报纸还大，堪称毕业证中的“巨无霸”。它不仅面积大，而且“容量”也大，几乎成了“学生档案”了。
其学科按顺序排列如下：修身（就是政治课）、心理与教育原理、教授法管理法与学校制度、国文、历史、博物生理、图画、体操（即体育）。考试成绩也统计得特别细，有“总分”和“匀分”（就是平均分），而且还外加“年半总”和“年半匀”及“全总”和“全匀”。该学生成绩平均64分，按规定“填给中等文凭并派充各府厅州县高级小学堂教员管理员以示奖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校负责分配工作，毕业后到低一级的小学堂去当教师或者负责人。各位任课教师的名字也在毕业证上面，可能是实行责任制吧，学生经历的教师不像现在这样多，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还可以维持，像现在这样“父”多得数不清就不好执行了。当时管教师叫“教习”，管校长叫“监学”。山西师范学堂毕业证上3个“教习”的名字中，有带“上野”、“小松崎”、“多田”等姓氏，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教师，可见当时就已经有“外教”了。
前面那张是山西师范学堂的，后面这张宣统年间的“单级教员讲习分所毕业证”（见图三）就与它不同了：没有了“堂”字，而是叫“单级教员讲习分所”。看来它属于临时培训班一类，学习时间4个月。
“单级教员讲习分所毕业证”比前一张还多了“血统关系”：曾祖父、祖父、父亲个个“榜上有名”，与科举时期的试卷一样。传统社会对文凭很重视，认为这是关乎家国的大事情，在毕业证上写三代家长姓名就是一个例子。60分的平均分虽然不是很好，但也是以中等的成绩毕业。这张证书的左下角特别注有获证者的祖父以及父亲的名讳，显然有点光宗耀祖的意思，只是不知道这个40岁的毕业生的祖父大人当时是否健在，能否有幸亲眼目睹这份荣耀了。
还有两张毕业证都是宣统三年的，一张是“山东省登州府黄县中区公立两等小学堂”（见图四），一张是“吉林法政学堂”（见图二）。不管大学还是小学，通通叫做“学堂”，可见学堂在当时是个地地道道的“新生事物”。另外，根据图二上的圣旨要求，“凡各学堂毕业生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但这两张毕业证上面都没有刊登这份圣旨，而是采取了新的体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晚清皇朝已岌岌可危，政令不畅，连以前的圣旨到了下面也不当一回事了。
吉林法政学堂的毕业文凭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一个最佳体现：一方面，学生的课程中安排有日文、西洋文等；另一方面，在毕业证的最后，毕业生的身世居然上溯到了曾祖一辈――真是典型的“中西合璧”。此外，毕业生的最终成绩是毕业考试、平时测试以及考勤等各方面的综合结果，这与现代教育体系已经比较接近了。
现在的毕业证面貌大变样了，向着小型化、本式化、精致化发展，它是人的“重要软件”。有的毕业证因为很多人都拥有，也多少有点贬值，更没法与晚清时代的相比了。
（《新世纪周刊》2007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