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增长的速度太快了,上海市一年的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而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每年的垃圾增长速度堪与GDP比肩,但垃圾处理能力并没能跟上,全国垃圾中有四成没有集中处理。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在哪里？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堪与GDP增速比肩。上海比全国的情况略低,2007年的增长率是6.7％。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他甚至担忧:“北京的垃圾危机可能会很快出现”。
面对已经逼近的中国城市垃圾危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也担忧:“没地埋了,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垃圾处理者们的担忧并非是危言耸听。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来,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了“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这几乎是“现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预演。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垃圾包围北京。
后来兴建的一批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
陈永承认:“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因此,北京市将在年内将陆续启动包括昌平东小口、六里屯等在内多项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城市化加速垃圾危机
垃圾越来越多,正在将我们包围起来。这是大城市共有的问题。2005年9月,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高峰时达2万吨,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并且约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预计到2010年以后,上海每天的垃圾将超过2万吨大关。
在重庆,面积为35公顷的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将在15年内填满,比预期提早两年。
目前,中国城市人均日产垃圾约1公斤,垃圾人均年产量达440公斤。600座城市目前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有2/3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的垃圾产量达到了1.8亿吨,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与GDP增速相匹敌。
这样的增速不难理解,在瓶装水、独立包装、过度消费、一次性用品都成为习惯的今天,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已经不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的生活方式所能比拟。
在中国,垃圾填埋场占地大约5万公顷。
以上海的江桥焚烧厂和六里屯焚烧厂为例,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
在身陷垃圾困境的那不勒斯,11年前关闭的垃圾处理厂附近建起了住宅,现在政府试图重启,马上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身陷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争议的某北京官员曾经哀叹:“你看看,海淀区哪里还能摆得下一个垃圾场?”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这样形容城市垃圾处理的处境:“一个垃圾厂的建设周期大概1-2年,当年不投入,接下来两年的垃圾出路就成问题。”
城市的迅速扩容,使得环境记者冯永锋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城市放弃人类的栖息地?”
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 一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
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我们要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在上海,中年妇女姜玫瑰组织了“绿主妇”,她们用利乐包装制成围裙、小提篮,号召人们变废为宝、减少排放。她的家里,堆满了洗净、压平的利乐包。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冯永锋《边做环保边撒谎》,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