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3000多名县级公安局长的大规模集训结束，最后一批学员离京，而6月之后，更大规模的培训如潮涌入北京： 最高检察院培训的3500多名县级检察长班已经进行到第6期，司法部首次监狱长班刚刚开班，上千名县级法院院长正准备入京培训，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中的第三批，也将到北京培训中心培训，在国土资源部，县国土局长们已进入培训中心，首期200名乡镇国土所长们也将第一次进京。
而早于去年11月结束的，是2000多县委书记的培训。
一轮规模空前的干部培训高潮，已经到来。
在各省，培训的层次甚至到达村支书一级。去冬今春的农闲时间，全国60多万村支书大部分已完成了轮训。乡镇一级的官员，亦在轮训范围内。
短短数月之内，培训大潮涉及百万官员。
培训是中共管理干部的惯用方式，但这次的一个巨大不同，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要害岗位的官员直接进京受训。
“怎样做县委书记”，甚至“怎么当村支书”，中组部都专门发文给出具体答案。直训不仅令中南海的意图更准确有效地传达，亦为最高层提供了一次基层形势的全面摸底。
在中国五级行政架构中处于第四级的“县”，由于乡镇未有全面的治理职能，实际上是一切政策的终端，重要性日益凸显，甚至有评论称，中国政治，当看“县政”。
此外，一个特殊的背景是，2009年是多个特别事件的整数纪念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不论是哪个系统的直训，“维稳”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严训“执政骨干”
对很多县委书记来说，已不是第一次走进五大国家级干校――包括北京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京外的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干部学院。
最近这次培训的课程基本都跟农村有关。而一门叫“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的课，则令许多学员感到意外。据在场学员说，主讲人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他认为，县委书记在突发性事件当中要亲临第一线，现场指挥。去年“瓮安事件”不久，全国的县委书记们被要求出门“大接访”。
参与培训的一位人士称，中央确实担忧县委书记们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去年频发突发群体性事件，加之雪灾、地震等因素，“通常在历史上，比较大的困难出现时，要集中学习。”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这是“应时”、“应需”之举。
县委书记此次专题培训每期7天，主题鲜明，突出效率和实效，而常规的县委书记班可长达几个月之久，且内容面面俱到。
更重要的还在于最高层与基层的直接互动，各班各组均有讨论或交流会，他们的发言均被详细整理上报中组部，直至中央领导人案头――这必须在当天内完成。“中央领导问农民想要什么，需要中央解决什么等实际问题，李源潮部长问我们干部又在想些什么。”在中央党校受训的福建省永安市委书记江兴禄说。
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要求记录员必须原汁原味，不允许只记录要点，“重点选择那些有价值的新认识、新思考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特别是要把学员们那些鲜活的、中肯的话记下来、挑出来、编进简报”。
一些话题非常尖锐，比如有县委书记质疑“阳光津贴”政策并建议中央终止这种做法，“因为这个津贴是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发”，实际上加大了不同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
有的议题甚至涉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比如有县委书记提出，虽然他赞同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中央应降低地方财政上缴的比例。自1994年“分税制”之后，“钱集中在中央的口袋里”，而经过省市两级财政的两度集中后，县财政非常微薄，对于县级责任的强调，实际上让“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矛盾更加突出。“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小，要干的事越来越多，财力又不足，怎么干？”他对整天“跑部”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也参加“辅助工作”：组织学员讨论，汇总各类观点。这位长期关注“省管县”话题的学者说，在他参加的班组中，学员强烈希望对县域经济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并建议中央加大省管县的决心和力度。
就在国家行政学院门口，山西省垣曲县委书记高峰恐怕没想到，自己会在培训期间出演一场活生生的负面教案。在赴京之前，他还对自己下属强调作风问题，自己却在培训期间外出饮酒，而且“借酒撒疯，不听劝阻，打骂多人”，被中组部通报，后被撤职。《法制日报》报道说，此前，有署名行政学院教员的帖子，引述一些老教授的话说：“这哪是县委书记，是个十足的酒鬼、色鬼、流氓！”报道援引帖子称，“这位县委书记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县委书记培训班期间，不仅酗酒闹事，而且殴打保卫干部，甚至侮辱调戏楼层女服务员，口吐狂言，动作下流，震惊全院。”
基层纪委逆势扩编
与县委书记培训班相似，县纪委书记的培训中，也把农村基层放在首位。这是中纪委恢复31年来，首次大规模培训县纪委书记，他们被分成三批，第一期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纪委监察部北京培训中心同步举办。
在纪委书记班开班的半个月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一封信中提到，“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新情况新问题”包括，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主要集中在科级干部这一层面上，他们的腐败往往直接危害基层民众利益，影响恶劣程度不亚于高级官员。
接近中纪委的人士称，培训班最被广为讨论的，是不久前中纪委、中组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除了经费与配备保障外，县级纪委扩编，特别是纪委书记在县常委中排位前移，被认为是提高基层纪委监督职能的实在举措。
6月，中纪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目标是解决扩编的编制和经费问题，并提出具体时间表。据透露，中纪委已经同财政、人事等部门会商一致。
这位人士说，在经济危机和压缩机关经费的情况下，县级纪委大幅扩编，反映中央对基层反腐的重视。
在县纪委书记培训的各种座谈和讨论中，尖锐问题颇多，都被如实记录在简报中。比如，县纪委书记与县委书记最重要的关联在于，两者之间在制度上的制衡关系，纪委在党委领导下，同时要监督同级和下级干部，因而有人提出：县纪委书记如何能监督县委书记？有的县纪委书记则抱怨，不查不行，查了又得罪人，党内的各种投票测评，纪委书记经常吃亏。
上述人士还说，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与学员座谈时，有人讲基层的工作特点，贺国强表示，他主要是来听取意见而非表态，这使得后面发言的学员都“直言不讳”。
而上述的两个新文件，被认为是中央给基层纪委“撑腰”。但还有人提出，能否落实到位，单靠县级纪检监察机关是不够的，还有赖于上级或同级党委的支持。
政法总动员
政法系统内的公、检、法、司，则是全面培训。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已经轮训完毕；一年左右时间，全国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将被轮训一遍；两年内，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将完成培训。司法部则提出在今年内，累计65天，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干部共2080人进行集训。
公安部门集训率先在2月中旬启动。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这在公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年初在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直训县局局长，是因为他们“最基层的实践指挥者”，直面各种矛盾。
更别开生面的安排是，群体性事件如何处理由地方有经验的官员主讲，贵州省公安厅长谈“瓮安事件”，辽宁省公安厅长谈“蚁力神事件”，安徽省公安厅长谈“合肥家乐福事件”。
与公安局长培训班同月启动的检察长班，则显得学术味道更浓厚；培训内容甚至还涉及了最前沿的司法改革内容。参加第五期培训的江苏省响水县检察院童加舟，终于在课上见到他景仰的法学界泰斗陈光中和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但他表示，学者的理论辅导还需要吸收转化，才能运用到司法实践中。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除了人们印象中的反贪外，其在中国的司法架构中，扮演“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这亦是宪法赋予的责任，其最主要的职能是监督侦查机关（公安）和审判机关（法院），以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检察日报》发表评论说，对基层检察长进行轮训，是提升基层法律监督能力这个大“战役”的“中心突破”战术。第二期开班典礼，常务副检察长张耕的讲话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脱稿演讲，主要谈法律监督问题。
记者接触的最高检一位官员表示，曹建明检察长任内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强化法律监督”。今年在云南某看守所在押青年身亡的“躲猫猫”发生不久，最高检即派人到当地领导和督办，检察机关的主动介入受到学界和舆论认可。
但一位受访学员坦陈，在基层检察院，法律监督尤其是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力度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标准。他指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县里，公安局长一般是县委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检察长坐下面，你怎么去监督这个系统？”
今年下半年，法院系统的培训也将展开，主题为“人民法院为人民”。据国家法官学院相关人士透露，该项培训从 9月1日到12月31日，将分四期对全国近1000名县级法院院长进行培训；最高院准备用一年左右时间，把全国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轮训一遍。
一把手培训仅是整个培训规划的一部分。公检法司均强调了实务能力尤其是法律专业的培训，也在此轮大培训中增加项目或者扩充培训规模。
基层固本
此前《人民日报》报道称，去冬今春以来，各地利用农闲时节，集中培训村支书。大部分省区市的集中培训活动已经完成，全国将有60多万村支书普遍接受一次集中培训。
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解释说，该省由省委组织部培训的“示范班”共2000多人，各市州负责1000人的“提高班”，而总共近5万人的培训任务主要责任在于区县。
在陕西西安市未央区，500多名“村官”被带入西安陆军学院，身着军装列队入场，“俨然一支威武之师”。
在近几年的农村问题中，很多与土地征用相关，甚至曾引发前几年的“信访洪峰”。国土资源部培训办透露，6月在北京和厦门，各办一期乡（镇）国土资源所所长培训实验班，全国国土资源所所长培训，这也是第一次。
农村稳定，根在干部。5月30日，新华社发布《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记者注意到，半个月前，民政部和中组部还专门在武汉举办村委会选举工作示范讲习班，为“两办通知”热身，来自全国24个省、直辖市的550名民政干部参与。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综合处官员告诉记者，就基层选举搞全国培训，据其所知是第一次。
记者还注意到，中组部今年还印发文件，罕见地明确村支书职责，并力求形成“岗位有明确目标、工作有合理待遇、干好有发展前途、退岗有一定保障”的机制。村支书可获不低于当地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的基本报酬，有养老保险，离任有生活补助，还将可能被选拔到乡镇中，位列执政党系统最末端的支部书记，获得政治上的肯定，亦被赋予更重的任务。
而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则全部直接由省里培训。
自我审视
如此大规模的“跨级直训”实属罕见。
各个培训分属不同系统，但细察其实情，背后有着相关联的逻辑。
对这一轮大规模培训而言，一个“会议”、一个“文件”尤为重要。
“会议”是去年7月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作为最高分管领导，习近平对“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由此浮出水面。
文件是中组部去年8月下发的《关于2008－2012年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中用“全覆盖”一词来界定培训。
但不管是会议还是文件，都没有明确说“跨级直训”的培训方式。此种模式由县委书记大培训肇始，据内部人士称，效果得到了高层的认可，此后，纪委、政法等多个系统“不约而同”都采取了这种模式。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这一切归结于现实的挑战，也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有关。中组部首次公布民调，进行史无前例的“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同时缺乏外部竞争的政党而言，自我审视与创新至关重要。
（6月4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