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方案层出不穷亮点少 2009这一年,来自民间的、官方的、高校的,大大小小的涉及高考的改革方案络绎不绝,各方都在为高考改革建言献策。综合比较不同版本的方案,改革的核心似乎都指向一点:改变一考定终身的传统模式,实行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
遗憾的是,这一年,尽管高考改革的热度不断升温,来自不同方面的政策与声音不断涌现,但是依然延续过去的路数,并缺少亮点。
民间方案:
有理念,可操作性不强
民间对高考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不满意者,把现行的高考制度批得体无完肤,甚至强烈呼吁取消高考,取消教育部;也有不满意却认可现实者,认为按照中国现阶段国情,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各方对高考改革的建议多,却无整体方案。
2009年6月,继2007年给出一个初步的高考改革方案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了一个更详尽的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这个民间方案有两个宗旨,一要“以学生为本”,二要促进教育公平。
与其他民间高考改革建议不同,这套方案的设计者希望突出可操作性,但实际上,方案依然过于理想化:它希望打破现有的高考利益集团的平衡,而这个平衡却不是教育部门一家可以决定的。
比如,民间方案明确提出降低英语分数的权重,提高对母语的要求。但它的执行难度相当大。一位曾经参加过某省自主命题的老师说,有一年,教育考试部门曾经有过降低英语权重的想法,并拿出方案讨论,最后因反对声音太大,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靠英语吃饭的人太多了,谁愿意丢掉这个大饭碗呢?
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是这套方案的重心。方案提出,要实行多轨道、分层次的统一考试,将高考科目分为多种组合,包括普通文科、理科、工程技术类、生物医学类等,每科考试内容区分不同难度,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与能力,选择不同类别、层次的考试。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院校,可分别采用不同的考试科目。
方案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人往高处走。无论是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能进最好的学校学习,他们不会仅仅把自己定位在普通本科院校,或者说,把自己定位为工程技术类就不考理科或者生物医学方向。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按照这个方案,学生的考试成本会大大增加。
方案也提出院校录取方式的多元化,设计了“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模式、“统一学科知识考试+集中录取”模式、自主考试等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院校可采取不同的录取模式,放大了高校的选拔录取权。
这个主意不算新。在2008年年底,浙江省提出自己的新课改高考方案中,就有类似的制度设计:对报考一本、二本和专科院校的学生,在三门主科相同的背景下,设置不同的附加科目的选择方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带着一个团队,从宪法的角度去考虑大学招生制度。他认为,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广义上国家的任何公权力机构不得对公民给予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但是现行的招生指标体系违反了宪法平等的原则。最简单的事实是,各个高校在决定各省的生源比例时,都在为照顾本地考生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站得住的理由。
“中国各地的高校招生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囚徒困境’。”张千帆说。他认为,在普遍歧视、人人自危的现实环境下,任何放弃自我保护、实行地域平等的省市显然都是“傻瓜”。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部属院校,除了没有太多人关心的民办大学之外,每一所高校的招生方案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本。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曾经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并在2006年提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这样响亮的口号,建议根据各地人口的多少来配置高校在各地的生源数量,但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数量也只是略有减少。
在张千帆看来,招生体制改革需要中央出手。这听起来有些不“与时俱进”:就高考而言,中央逐渐放权给地方,自主命题的省份越来越多,高校自己确定每年的招生人数。中央所做的,主要是确定当年全国的招生人数并进行总量控制。
依然是民间高考方案的理想状态:让更有力的部门来打破已经形成的高考利益平衡。当高考已经集中了太多的关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在年终总结时,都把高考当作自己的一项政绩的时候,一旦这种平衡要被打破,被损害的利益群体,比如说,减少北京、上海这些高教资源集中的城市的招生名额,当地如何安抚利益受损的本地考生?
官方方案:保守地前行
2004年,广东、海南、山东和宁夏四省区率先开始高考新课改实验。2007年,四省区执行了新课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2009年底,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也相继公布自己的方案,至此,全国有15个省市区公布了新课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
纵观这些实行新课改省份的高考改革方案,其宗旨与民间改革方案基本一致:改变一考定终身,实行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
2007年,广东、海南等4个省区的高考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以后改革方案的基础。在这一年,从科目设计而言,宁夏的科目设置是“3+小综合”,山东是“3+X+1”,海南是“3+3+基础会考”;宁夏、广东和海南都把综合素质评价列入参考行列。海南则规定,基础会考的成绩有10%计入总分。
这个基础会考,在以后各省市区的方案中基本都被称为学业水平测试。在2008年江苏的方案中,学业水平测试均按等级划分,分ABCD 4个等级。4门必修科目必须达到C级以上才能参加高考,两门选修科目必须达到B级以上才能报考本科。
这套方案在江苏引起轩然大波。据媒体报道,从江苏省来说,2008年参加高考人数为50.8万人,一本招生人数4.1万名,二本6万多人。全省达到二本要求的2B资格考生共有183594人,占总考生人数的36%,也就是说,64%的考生因为在选测科目中失利,直接被拦在了二本之外。
在进入录取阶段,新方案就遇到了麻烦。录取进行到一半时,江苏省教育厅紧急修改录取方案,规定1A、1C的考生只要进入投档线就可以投档,只要总分达到了学校最低录取线,学校必须无条件录取。为了解决一部分A、C型考生,教育部紧急追加了近5000个录取名额,才解决了改革带来的问题。
随后,实行新课改的各地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时,都吸取了江苏的教训,对学业水平测试的成绩进行不同的规定,一般都是分级以后,达到一定级别就可以报考相应的高校,而不是像江苏那样复杂的计算。
各地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高考改革的创新:2008年,福建在提出下一年的改革方案时,把省属“211高校”也纳入自主招生的试点范围。高职高专则也在学业水平测试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招生。这一年浙江的方案则把一本、二本和专科的录取标准进行区分,除了语文、数学和外语3门主课及综合素质评价都是一样的之外,一本和二本都要求考文综或理综,专科则是技术类,一本还增加了一个自选科目。
纵观2009年五省市新公布的方案,基本是前三年10省市区方案经验的累积和延续,并无创新之处――所有的科目设置都是一种类型:“3+文综或理综+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而最能体现多元化评价方式改革的综合素质评价部分,各省基本都采用了相同的做法:不记分,供高校录取时参考。
黑龙江省对重点高校有放权,允许他们在高考基础上,以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的自主考试做参考,自主招生的学校可自行规定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等级。陕西的做法是高校可以对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有自己的要求,但是在招生中必须说明。黑龙江、北京和湖南则都对高职招生进行改革。湖南效仿福建的做法,把自主招生的范围,从部属高校扩展到省属“211高校”。此外,湖南今年实行平行志愿。
有人评价,高考改革并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上述改革的所谓“三位一体”录取,仍是将原来的高考科目拆分与重组,但集中录取制并没有变,学生与高中仍以分数为最高奋斗目标。
高校方案:基本与农村考生无关
高校能在高考改革中有作为的余地不大。实际上,现在对高考改革有发言权的,主要还是76所拥有自主招生特权的一本院校。201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80所,教育部又新增了云南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和苏州大学4所大学的特权。
这个“特权”涉及的群体不大,按照规定,自主招生的比例不应该超过高校每年本科招生人数的5%。这个改革如同官方和民间的改革方案一样,也是在给多元化人才选拔模式探路。
2009年年底,这个探索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各出奇招延揽人才,名校对尖子学生的争夺提前开始了。
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北京大学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北大的校长推荐制每到一个阶段,都会引来舆论的关注,公众要看看这个实名推荐到底推荐了什么人?名单结果出来后,引来一声叹息:中学校长们小心翼翼,学习成绩依然是最重要的衡量标杆,最后仍然以推优为主。
有统计说,随着自主招生高校不断增多,自主招生名额在各高校招生计划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跨入大学门槛的考生也在6年间翻了6番。
全国有近2000所高校。自主招生所占的名额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制度从执行之初,倾向性就很明显:这个政策基本与农村学校无缘,与农村考生无缘。
从2003年教育部决定在22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开始,各个高校谨慎地选择参与自主招生的中学。最保险的,当然莫过于直接选择那些一直是生源大户的高中,而这些中学在各地基本都是城市的重点中学。当年,中国政法大学要求,选拔对象必须出自省级以上重点中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把范围缩得更小,指定了若干所中学。实际上,为了慎重起见,当年几乎所有的试点高校在生源上都是一种选择――由指定的重点高中推荐。
2006年这种推荐到达“极致”:复旦大学的举动被称为创高校自主招生的“破冰之旅”,符合条件的上海学生可以自行报名,只要通过专家组的面试,就可以成为复旦的学生,尽管他们必须参加高考,但是成绩对他们的录取没有影响。
这一年的结果是,复旦大学录取的298名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各重点高中,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同样进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的300名幸运儿中,无一人不是重点高中学生。
为了彰显公平,很多学校都纷纷表示,中学生还可以选择自我推荐或者老师推荐的途径。问题是,这个看似公平的政策对农村学生却毫无意义:这套在城市里尚显时髦的推荐制,农村地区如何学得来呢?就算老师推荐,重点高校会认可一所农村普通中学没有名气的老师的推荐信吗?自主招生也是要算经济成本的。在推荐信之外,入选的学生还要到各地去参加各种形式的考试,要准备路费、食宿费。对农村学生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一位资深教育记者感慨: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成本。
几位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表示:2009年高考方案这么多,却让人失望,大家不过是在重复过去的老话题。他们希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尽快出台,能从国家层面给高考改革更多的制度支持,早日让有才者通过各种渠道彰显才能,让高考不再成为百姓的负担。
评论
高考改革为何总走回头路
新年前夕,2010年广东高考报名工作结束。尽管还未举行,但这次高考注定要在高考史上留下一笔:2010年,广东将实行新的高考方案。实行了11年的X科考试,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广东的师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变化,更无从知晓这意味着什么。但只要翻翻高考恢复32年来的改革历程,就会明白,广东这次调整高考科目,实质上是宣告了被教育界寄予厚望的“3+X”科目设置改革的终结,高考基本上又回到了文理科各考6门的“大文大理”时代。
当然,教育部门不会作出这样的宣告,甚至还会否认这一结论,称现在的高考还是“3+X”模式。现在各地普遍实行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高考模式的确还挂着“3+X”的外衣,但其实质早已背离了“3+X”科目设置改革的宗旨。
1999年2月,教育部推出“3+X”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当年先在广东试行,之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002年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本着“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三项原则而推进的这项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X”科目。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这样解释“X”科目:“X”指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根据自己所报的高等学校志愿,参加高等学校(专业)所确定科目的考试。
有人评价,这个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高校和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考试科目。但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省份都选择了“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所谓综合,不过只是3门课程的拼盘而已。
只有广东和河南采用过改革设计者最推崇的“3+大综合+1”的方案,但河南只实行了3年便改为“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据媒体当时的报道说,虽然教育部门和教师都认为“大综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避免学生偏科,但客观上加重了学生负担,9门课程都要考,各科老师都想方设法挤占学生的时间。
此后,改革先锋广东一直孤独地扛着“3+X”的大旗,但2007年,该省也最终放弃了“大综合”,改为“文科基础或理科基础”,随着2009年高考的结束,在一片批评声中,被认为最能突出个性的“X”科走到了终点。
现在35岁以上参加过高考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当年的高考科目,文科考6门,理科考7门,除了文理科都必考的数学、语文、外语和政治外,文科还要考历史和地理,理科要考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一模式从1977年恢复高考一直沿用到1992年。如今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和这一模式貌似不同,但对于考生而言并无太大区别,文科综合是历史、地理和政治共用一份试卷,理科综合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共用一份试卷。
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考科目改来改去,又回到了老路上。
其实,高考恢复32年来,高考改革没少走这样的回头路。2007年,在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众多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曾经对此做过梳理。
比如,肩负着“打破一考定终身”使命的春季高考,2000年开始在北京和安徽试点时,曾经备受关注和期待,可走过10个年头之后,春季高考已经无声无息。当年参与试点的省份,只有上海还在坚守。前不久,上海媒体报道说,2010年上海春季高考招生计划数为580名,比2009年又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再创新低。而2009年春季高考,考生实际报到率只有 22.22%。
标准分制度,也是在广东率先实行。在当时的国家教委极力推广下,全国有不少省份也逐渐采用了这一制度。但由于换算复杂,家长和考生意见较大,这些省份又陆续改回了原始分。2007年,先行者广东也走了回头路,改回原始分。目前,全国只有海南一省还在使用标准分制度。
高考英语增加听力测试也是1999年发起的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引导中学英语教学重视听说能力培养。广东也是最先试点,2003年在全国普及,但因为听力测试实施过程中事故频出,所以2005年起出现了部分省区取消或淡化高考英语听力的现象。
这种从终点又绕回原点的改革还有保送生制度、广西的二次高考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回顾高考恢复后的改革进程时曾总结道:和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走的是比较曲折的路。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考改革时不时要射出回头箭,难免伤及自身。
江苏被认为是高考改革最频繁的省份之一,从该省考出来的江江和刘璐都戏称自己是拿来做实验的“小白鼠”,并认为高考套路的变化影响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而处于高考这座独木桥两端的中学和大学对于高考改革也是怨声载道。譬如,在“3+X”改革前,有段时间高考科目设置是“3+2”模式,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生物。在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学自然把地理生物打入冷宫,这两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只能赋闲。“3+X”实施后,很多中学一时间难觅教师,又急慌慌去师范院校对口专业找人。而生物在高考中的缺席则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物系的招生和生命科学的持久发展,以至于1996年8月,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呼吁务必重视生命科学,提出“必须立即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地位”。
高考改革为何如此曲折反复?2007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中青特刊曾经刊文分析说: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和由民间呼声构成的大众力量都在推动高考改革的试验,但“‘呼声’常常只代表某一个利益阶层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虑,在‘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
2009年,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仍不绝于耳,各种版本的民间改革方案也纷纷出笼,据说,正在起草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看来,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又将启程,在此,有必要提醒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好好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不要反复折腾。比如,现在全社会都在讨论“高中是否应该取消文理分科”,事实上,在推行“3+大综合+1”高考模式的时候,广东和河南都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最终没能成功。个中原因,社会大众可以不探寻,但改革者必须深究。
正如中国青年报2007年的报道所指出的:“对国家和考生来说,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标和路径对位的改革,而不是为了改而改。”(李丽萍)
(本组文章摘自1月5日《中国青年报》,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