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严凤英其实很现代,她的内心蛮强大的。”吴琼说。2010年4月13日,是严凤英的80周年诞辰纪念日。6月中旬,吴琼将把这位黄梅戏前辈的一生搬上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
“我们的目的不是叙述一个完整故事,而是要揭示人的内心。严凤英是一个情感世界非常丰富的人,情感世界是她艺术世界的营养,她的艺术世界是她情感世界的表达。”吴琼说。她说,这出戏不仅是她对前辈艺人80诞辰的纪念,也是一个女人去追溯和理解另一个女人
“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你原谅他们么?”听完严凤英的儿子、年近50的王小亚的回忆,我问他。
“这是一个历史,这是一个特定环境中发生的特殊的事件。我们原谅也好不原谅也好,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希望后人能够通过这个,能够看到我们当时的这段历史是怎么回事。”王小亚说。
“那些伤害过你妈妈,伤害过你的人。他们后来向你道歉了么?”
“没有。他们后来都对我说,当年对我妈妈怎么好。他们以为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可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所有关于严凤英的故事片段里,最惨烈的莫过于她的死。
大概23点钟,全家人都睡着了。“然后我被叫醒了,我爸爸说,你妈妈吃了什么东西,赶快叫医生来检查。”王小亚对我回忆说。
大院里有医务室,医生来了以后,发现血压太低:“问她这怎么回事,她始终没有说。那两个人跟我爸爸说,这不行了。”
“我爸要把她送医院,我妈就哭,说你要听爸爸的话,你要带好弟弟。我当时也吓坏了,问,妈妈你怎么了?我妈始终没说。没过多久,我给我妈妈端了一杯糖水,我妈妈没有喝。她靠在床上,我就再次端水给她,她都端不动,后来我端给她,喝了一小口,放到旁边去了。然后说,你爸爸呢?我说他去找板车去了。”
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大拨人,军代表来了。军代表对生死悬于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审问持续了大概有半小时,“然后我爸爸找到了板车,回来了。我爸爸跟一个要好的老演员借了板车,老演员实在看不下去,求军代表,你让她去看病吧。人送下去以后,我就发现,在床头柜那个地方有一个瓶子倒了,我一看是一个空瓶子,我知道这个瓶子里原来有很多安眠药,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赶快跟我爸说,是不是吃了安眠药?这时候我爸爸看到瓶子,他说不得了,这是大事了。再到医院跟医生说,医生说这没办法,要送到住院部去。从门诊部送到住院部耽误了很长时间,住院部的医生一看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我们要抢救的话,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
证明开出来以后,病人已经连呼吸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传说中,严凤英死后,军代表还没有放过她,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肚子里有国民党的密电和发报机。她所有的消化器官都被取出检验。
王小亚对我说:这都是真的。
那一年王小亚14岁。那天是1968年的4月8日。再过5天,4月13日,就是严凤英的生日。再过12天,4月20日,安徽省“革委会”就成立了,运动开始正规化,她也许就能长久地活下去,和丈夫王冠亚一样,活到今天,活到80岁。
回到事情的最开始,也许她只是想活,活下去。
1930年,严凤英出生在安庆,出生后不久,父母经营的客栈破产,抱着她回到了家乡罗家岭。奶奶喜欢这个女孩子,给她取名为“鸿六”,这是个吉祥的名字。
罗家岭隶属安徽桐城。两山夹一水,山貌清秀。正是春天,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几条土狗慵懒地卧于树下,见有人来,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从合肥到罗家岭并不好找,一不当心就会错过。
据严凤英的丈夫,今年已经81岁的王冠亚说,那一带出了不少有名有学问的人,比如清代书法家邓石如。邓石如的后代,有“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少年时的严凤英,过着普通的农家孩子的生活。王冠亚还记得,她家门口有个池塘:“有农活就干一点。没农活的时候就牵着牛这里吃吃草,那里吃吃草。她放牛,牛晚上要洗澡,要喝水,就在池塘里。农活干完了,牵着牛,上山放牛。没有规律。”
在当年严氏家族的人看来,严凤英的父亲非官非商,非农非仕,是个“二流子”。王冠亚还记得严凤英的父亲:“他胡琴拉得很好,会唱;写一笔好毛笔字。”回到家乡罗家岭不久,严凤英的父亲就又跑回了安庆,摆摊为人写书信为生。
严凤英也是从那条路上跑出来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梅戏,很少能在正式的剧场演。”王冠亚说。他形容那时候的黄梅艺人“像要饭一样的”。在王冠亚的记忆中,或许用“黄梅调”来形容当年的黄梅戏更加准确,“农忙的时候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唱着玩儿”。
12岁,严凤英在乡间第一次登台。
“其实那算不上正式的演出。”王冠亚回忆说,“像现在也有活动,叫玩友,或者票友。不是正式的,农忙就种田,纺纱织布,就不唱了,左右都是年轻人就一块玩。”
教严凤英唱戏的师傅,也是本族人,叫严云高。村子里有一家“姜家茶馆”,年轻人学戏教戏的活动,都在茶馆里进行:“就那么个茶馆,晚上没人来喝茶,就躲在茶馆里教。”
严云高的本行不是唱戏,是补锅匠。如今看来,严云高的技艺未必高超。后来北昆名家白云生曾到合肥,看了严凤英的表演,他将手背在自己下巴下一横:“你这下面的戏不能看!”意思是,严凤英除了一双灵活的眼睛和一张会唱的嘴,手、足、腰、腿都缺少锻炼,不会做戏。
这样“票友”性质的文娱活动,却为严凤英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时中国的乡间不是国民党政府管理,是家族祠堂管理。有什么事情开祠堂门,有什么事情打棍子、打屁股。”王冠亚说。
因为登了台,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族长要开祠堂门,以“沉塘”来惩处严凤英。12岁的严凤英和一起学戏的两个男孩子跑了,她想跑到练潭去。
“过了练潭河,就到了新四军的地方了,就是平安的地方。”王冠亚说。
练潭的粮站那里有个“万年台”,长年有人唱戏。严凤英跑到了练潭,找到了戏班子。严云高叫他们去那里找一个叫程积善的人,“她磕个头,说我师父是严云高,会唱黄梅调,你不留我们,我们回去就没法活。戏班子讲义气。就把她收下了”。
黄梅戏里有一出戏叫做《小辞店》,《小辞店》是传统剧目《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柳凤英开的店中。柳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赌场鬼混,不顾家庭。柳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与蔡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蔡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
1946年,严凤英在安庆出演《小辞店》中的柳凤英走红。名字也从“严鸿六”改成了“严凤英”。
由于故事涉及“婚外情”,当年的《小辞店》屡遭禁演。“《小辞店》在当时是和诲盗诲淫画上等号的,就连唱《小辞店》的人,也被视作下流,低人一等。”王冠亚曾在《严凤英》一书中写道。
然而这出剧目每次上演观众都爆满。“《小辞店》,好在什么地方?内容好,感人,好听。过去在农村里头,妇女婚姻不幸福,那些大娘、嫂子们,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王冠亚说。
《小辞店》这折戏,只有蔡鸣凤和柳凤英两个人物,没有说白,全凭唱。“柳凤英一人就要唱300多句‘平词’,而这300多句‘平词’要唱得既有变化,又悦耳动听,要表达喜怒哀乐不同的感情,才能抓住观众打动人心。……所以黄梅调班子流传一句话:‘男怕《访友》,女怕《辞店》。’”王冠亚在《严凤英》一书中这样写道。
《小辞店》是出悲剧:好人没有得到好报。蔡鸣凤回到家中,不知妻子已经和他人相好,反被妻子谋害,蔡妻反告柳凤英谋财害命。柳凤英被冤死。因为剧情过悲,内容大胆,那时戏班子里有传说,女孩子不能轻易出演《小辞店》,否则容易招致灾祸。
出演《小辞店》的机会,对于严凤英来说是个偶然。那天原定的女主角生病,严凤英临时顶替。这一替让她成名,也给她招致了灾祸。
“那时她在安庆刚唱红。一个国民党军官要买她回去做第三房姨太太。她宁死不从,以跳楼自杀相挟。军官最终被闹得很难堪,拿枪指着她的头说:‘不嫁也行,出去后第一不能回去唱戏,第二不能再嫁,不然被我逮到一枪崩了你!’从此她不敢在安庆唱戏,沿途乞讨直到青阳。在青阳登台,又被当地的豪强看上,抢去,关在屋子里。她吞了金子以示反抗。给她送水送饭的大妈好心,强行给她喂下大量韭菜,她把金子拉了出来,捡回一条命。豪强怕把事情闹大,把她放了。”王冠亚回忆说。
那之后,严凤英流落南京,改名“严黛峰”,在南京夫子庙的高级舞厅做舞女、唱流行歌曲。上世纪80年代,王冠亚曾经为电视剧《严凤英》担任编剧。剧中提到这段历史时,有一个细节:严凤英穿着旗袍在台上唱歌,台下的看客往她腿上扔还燃着的烟头。采访时,王冠亚说,这也是真实的细节。
没有人会觉得,严凤英是个脆弱的人。
问王冠亚:“在温柔和要强两样之间选择,你觉得哪一种更符合她的性格?”王冠亚想了想说:“要强。”
曾经和严凤英搭档扮演牛郎的黄宗毅,对严凤英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适应能力很强,他告诉我:“她去上海演出,很快就会说上海话,一个上午就变成上海人了;到农村演出,扎起裤腿就下田,不到半天就是农民了。平时她不化妆,很朴实,性格开朗直爽,喜欢讲话,身上有小孩子脾气。”
严凤英喜欢运动,爱打球。“在她的带动下,大家还组建了‘天仙配’篮球队。她的性格有点像男孩子,非常要强。”曾在《天仙配》中扮演六姐的张萍对我说。
1963年拍摄《牛郎织女》,黄宗毅演牛郎,严凤英演织女。那时严凤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3岁。黄宗毅才不过25岁,相比之下,男小女大。
“当时拍摄现场,有人说了一句,‘严凤英老了么……’她就很不高兴。”黄宗毅回忆。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些,“勒头”的时候,严凤英往头上勒了7根带子。
“那时她拍完戏,卸了妆给我看,皮肤上都勒起了血泡。”张萍回忆说。
上世纪50年代初,严凤英生下第一个儿子王小亚,那时她与王小亚的父亲王兆乾还未结婚。未婚生子,在那时算得上一件轰动的大事。
“那时开她的会,让她为这件事做检讨,不让她穿列宁装。她把头发一梳,穿上旗袍,胸脯一挺:不让我穿列宁装我穿旗袍。蹬蹬蹬出去了。”张萍对我说。
如果她不是那么要强,也许她的婚姻不会那么波折。
“王兆乾是安庆军区的业务骨干,在安庆他住在伯父家,他的伯母是德国人,伯父有钱,是南京大学的教授,很有学问。”王冠亚说。
王冠亚回忆,王兆乾和严凤英是一起学跳交谊舞认识的。王兆乾是个很有才气的人,1947年在大别山时,即开始搜集民间音乐和黄梅调。1949年9月,将《王贵与李香香》改编为黄梅调上演,首次为黄梅戏改革探索了道。他是《黄梅戏源流》的作者,上世纪50年代即开始研究“傩戏”。
那时严凤英曾经写情书给王兆乾:“不了解我的人把我看得比纸还轻/只有你不爱这些虚名/我是一无所取之人/为什么能博得你这样的爱情?/因此我感到惭愧万分,/但是又为此感到无比的荣幸。/告诉你,爱人,我誓以一切来回答你不移的爱心。”
“我相信我妈妈最爱的是我的生父。”王小亚对我说,“我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们父子见一面?就是报复他。最恨才有最爱,越恨得深肯定越爱得深。”
王小亚说王兆乾“傲”:“他非常聪明,他原来是在部队里的,他上过大学,也是经过部队过来的,受了一些所谓的正统教育。”
两个人分手的导火索,据说是因为严凤英旧日的过往:严凤英在南京舞厅谋生时,认识了当时南京有名的“甘家大院”的三少爷甘律之。
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甘家的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认识了正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
严凤英曾经在甘家居住,学习“京、昆”艺术。1951年,严凤英回安庆,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
“从家庭关系看,甘家解放前是个大户,严凤英是个歌女,他们虽然在一起,但一直没结婚,既然同意她回安庆,也就意味着关系将来也难说了。”曾经为严凤英做传的张光亚这样分析两人的关系。
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去南京时,王兆乾也跟过去了,还跟甘律之碰上了,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据说还打了严凤英。严凤英气得要命。这样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王冠亚回忆说。
然而,性格和观念的不合也许才是两个人分开的最终原因。
“他认为我父亲有很多旧社会的观念。他虽然很喜欢我母亲的才华,但是他不喜欢她的那些习气。所谓的习气,比如说我母亲爱打麻将,爱挥金如土。她挣了钱,不是挥金如土,就是喜欢施舍,看到谁有困难,她都喜欢送钱,爱广交朋友,干亲特别多:干姐、干妹、干爹……”王小亚回忆说。
严凤英喜欢抽烟,这是王冠亚、王小亚和张萍都提到的。她抽烟抽到牙齿发黄,每次重要演出前,都要去洗牙。
小亚出生前,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1954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结婚了。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1954年,严凤英演出了《天仙配》,在安徽省内声名日隆,和甘律之之间出现了差距。张光亚分析:“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做生意,但很不成功,那是国有化时期,你私有化怎么搞得起来?严凤英是蒸蒸日上。省委书记找她开会,看她演出。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你当时为什么不娶进门,1954年她红了后才和她结婚呢?”
对于严凤英和甘律之之间的婚姻,张萍对我分析是“报恩”:“严凤英的性格敢作敢为,感情也不是很缠绵的那种,她说断就断。但同时她又非常讲情义,甘家教她唱昆曲,排戏、练功,她都记着。”
《天仙配》的编曲者时白林曾对媒体说过:“当时安徽的党政领导对严凤英很看重,认为甘律之不过是个小开,觉得严凤英不应该嫁给他,应该嫁给共产党员,所以动员她先入团、后入党。”
1956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离婚。19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了导演王冠亚并结婚。
采访时,问王冠亚为什么会喜欢严凤英?王冠亚说:“她聪明,你跟他说什么,她一听就知道了。”
时白林曾提到,当年拍电影《天仙配》时,拍“分别”这一重场戏时,严凤英趁换布景的空闲,与剧组人员打起扑克牌。导演石挥很是担心,问等会拍戏用不用眼药水。严凤英说:“不用。”实拍一到,她泪流不止地演着“七仙女”与董永生离死别的痛苦心境,只拍一遍就过了。
无论是甘律之、王兆乾还是王冠亚,都是非常聪明有学识的人。“她喜欢有文化的人。”张萍说。
“我想她其实是很忠实于自己的人,她不会委屈自己的感情,活着不是为了别人,不会因为顾忌别人的说法而对自己的情感优柔寡断。从这点看,她的性格其实很强势。”吴琼对我说。
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会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1952年夏,严凤英参加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时曾讲过:“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做宝。”
1954年华东区戏曲会演,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获得了一等奖,这次会演直接为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
“那个年代,地方的文艺形式最重要的就是戏曲,领导很重视,把新文艺工作者都弄到这儿来工作。比如王冠亚就在搞黄梅戏。另外也因为严凤英,那时候有很多新文艺工作者参与进来。时白林是搞音乐的,他参与进来,对传统的黄梅戏的曲调进行了改革,把西洋音乐的一些曲式加了进来。现在我在研究严凤英,经常把老曲子拿来听,觉得还是好听。”吴琼说。
1954年,为庆祝合肥江淮大戏院落成典礼,严凤英主演了改编成黄梅戏的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
1955年,电影《天仙配》开拍。随着电影的播映,黄梅戏从安徽省的一个地方小剧种,变成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那应该是严凤英最好的时光。邻居们时常看到她趴在三楼的窗户上双肘支颐。问她在等谁,她道:“等我的小亚哥哥回家吃饭。”
那时严凤英每个月的工资有300多块,经常慷慨地借钱出去。张萍回忆说,那时团里夫妻吵架打碎了什么,严凤英看到,也会主动掏钱帮他们补上。
那也是小亚一生最好的时光。“我那时候上的幼儿园是最好的幼儿园,就是安徽省省委幼儿园,孩子们都住在学校里。”
一直到上小学,老师们都知道他是严凤英的儿子,而他的内心也因此有很强的优越感。
小亚说,听说他1岁时,王兆乾曾经悄悄地回来看望过他,还给他买了一匹小孩子骑的小马。然而后来母亲回来知道了,把小马敲碎扔了出去。
在小亚眼中,母亲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
“小时候,我的筷子,上面有沾了一两粒的饭,去夹菜的时候,我母亲就会把我的筷子整个打飞了。――筷子上的饭没吃干净,就不能在菜里面夹。”
“我们从来不许接别人的一样吃的东西。不管是谁,有一次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在桌上摆了5分钱,那时候5分钱可以买一些吃的东西,我把它拿去,到下面买了一只冰棒,她回来一顿好打。她说你要什么,你手指一指,我都可以给你买。但是不许你们自己偷偷拿钱。小时候对我们的教育真是很严格的。我小时候手被打肿过。我们叫米打尺,现在就是很大的宽的,旁边带刀的尺子。它可以裁尺的那种,我小时候特别怕那东西,小时候一翻手,手心都打肿了,第二天不能端饭。”
“但是我母亲对我们确实也非常疼爱。有一次是星期六,母亲出去演出了。晚上我弟弟睡着了,我没睡着。过了一会儿见我母亲开门进来,房间的灯‘啪’一下开了。母亲轻轻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把门关上出去了。”
王小亚说,严凤英曾经非常想要一个女儿。严凤英和王冠亚生有一个儿子王小英。小英比小亚小3岁,从小被当做女孩子打扮。
小亚说:“我到上小学的时候,我弟弟说话还是嗲声嗲气的。我非常嫉妒他,觉得妈妈偏心,经常欺负他:我妈妈给我两个糖果,给他三个。到了隔壁我们自己住的房间,我就这么说,几个?三个。我就说:拿一个给我,马上给我一个,我非得占一个优势。”
小亚和小英很少跟妈妈出席社交场合。他说,妈妈从来不带他们去。
1978年5月23日,王小亚和爸爸王冠亚接到了为严凤英平反的决定。
“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家里的人,包括我小姨她们都来了。我们当时到了合肥黄梅剧院的小礼堂,在那里开的昭雪平反大会。省委宣传部和文化厅的一些领导都来了,省黄梅剧院的还有各界的一些人也都来了,花圈多得不得了。”
小亚记得那天天很热,他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
“过去的十几年,我们一直没敢哭过。”
那一天就那么过去了,王冠亚和小亚、小英并没有举行任何庆祝的仪式。
“我们没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胜利了吗?没有。这么多年,给一个交代,而且还含含糊糊,还没追认她为烈士。”小亚说。
小亚说,母亲死后,他一直反复想着《牛郎织女》的最后一幕唱词:“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再要回头难上难!生生死死人间去,恩爱夫妻难团圆!”
“有时候人不得不宿命,我觉得这幕唱词唱的就是她自己。人到中年,我现在才懂得了我母亲唱过的那些戏。”
对于父亲王冠亚,小亚将他的性格形容为“一潭温水”:“他这个人的斗争性不强,他与外界的斗争性、抗争性不强。他不大有脾气的。他总是笑呵呵的,问什么问题,哈哈的就笑。慢条斯理的,是这样的人。个性不显著。”
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点,王冠亚才活到了今天。
严凤英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他把精力用在给严凤英写传、拍传记电视剧上。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严凤英》,就是他的编剧。
王冠亚知道儿子对他的评价。但他并不着急辩驳,只是问:“斗争?斗什么?跟谁斗?”时间流逝,房子老了,阴冷潮湿。小亚总是让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住,王冠亚都拒绝了。问到他为什么一直没再娶,他指指严凤英的照片说:“哪里还能找得到她那么好的女人。”
“我现在再去听她唱的作品,也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像《天仙配》里有一段七仙女哭董永的唱段,她的哭完全不像是表演,就像是从心里哭出来的一样。她后来拍电影时,导演也说她哭得太真了,是不是把生活中的伤心都融入到里面了?”吴琼说,“严凤英这一生最重要的意义,是把黄梅戏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戏,变成全国普受大众喜欢的剧种。怎么变成的?正是严凤英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她既没学过文化,也没学过乐理,这些她都不懂,她只是为黄梅戏而生、为黄梅戏而死。她个人的美,都在舞台上展现了。”
“我觉得严凤英其实很现代,她的内心蛮强大的。”吴琼说。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