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之后，市民社会与G7/G8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考察市民社会参与G7/G8的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可以发现：一方面，G7/G8极力维持、延续其全球治理中集体单边霸权角色的情结没有从根本上消解；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在参与峰会中角色地位的加强，推动了G7/G8角色、地位的转型。
关键词市民社会 G7/G8 关系演变 参与模式 影响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5-4812（2008）04-0032-38
G7（G8）创立初期的主旨是协调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但随着美苏新一轮冷战的出现，其主要功能转为统一西方内部立场以对付苏联。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市民社会在G7/G8中作用的不断加强， G7/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演变和交往模式的多样化对双方以及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影响。
一、G7/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一个有着共同观念或者某个特殊目标的松散团体。[1]在其成员中，许多团体有着不同的主张和利益。与正式国际组织相比，G8及其前身G7是一个非正式、松散的组织机构。它并不是建立在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之上，也没有秘书处。因此市民社会与G7/G8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是非正式的，不像那些较早建立、有着清晰定义的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等正式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与G7/G8体系及成员国政府间的互动结构及活动不同于国家与国家间的模式。
最早研究G7/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彼得.哈吉奈尔（Peter Hajnal）教授。[2] 他把G7/G8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划分为最初的互不关联、相互关系不清、关系明确、良好协调四个阶段。按照哈吉奈尔教授的划分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关系具体分为：第一阶段，1975年至1980年，对话的萌芽阶段。在此阶段，G7与市民社会之间有着有限往来。早在1978年，一些学术市民社会组织就参与了峰会讨论。第二阶段，1981年至1994年，市民社会通过游说和抗议，逐渐得到G7承认的时期。这一阶段，市民社会认识到G7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机构，其议程已经从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扩大到诸多全球性问题，因此把G7作为游说和抗议的合理目标。第三阶段，1995年至1997年，G7明确正式地承认了市民社会。1995年，G7哈里法克斯峰会宣言中正式承认了市民社会的角色。[3] 在本次峰会的官方文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中首次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此后峰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也相继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在部长级会议和G7/G8体系其它层次的会议中也承认了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第四阶段，1998年至2004年，G8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快速演化时期，期间虽有摩擦，但基本协调良好。在这一阶段，市民社会的影响更大、活动更为频繁。1998年伯明翰峰会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水岭。由于市民社会组织的和平示威请愿，促使G8首次在一份单独的峰会文件中对请愿做出了回应。[4] 2001年热那亚峰会，是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5] 本次峰会以大规模抗议和暴力活动为特征。峰会主办者的过度政策反应导致出现伤亡情况。“9.11”事件后，如何处理市民社会参与峰会活动的各种问题凸现出来，市民社会活动也相对陷入低谷。2004年海岛城峰会上，G8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得到部分改善。
2005年以来，市民社会与G8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五阶段。在此阶段，市民社会不再仅是体制外角色，而成为新体制内的重要成员，创立了新的制度化磋商机制。2005年G8峰会上，英国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出现重大改变，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G8讨论。[6] 2006年俄罗斯主办G8峰会时创立了市民社会磋商机制的形式――市民G8论坛。俄罗斯把市民社会各种团体整合成为市民G8论坛，以便市民社会向G8表达他们的立场与政策建议，其目标是使G8议程更加连贯、一致、透明。[7] 峰会之前与市民社会代表的大规模磋商已经成为G8议程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惯例。2007年峰会也继承了以前的惯例，默克尔说“和平的抗议者有权利关注，我们希望听听他们的看法”。[8] 为了与德国非政府组织环境与发展的论坛进行合作，德国政府在2007年4月与市民G8进行了对话。对话关注的焦点是峰会议题的选择。对话结束时，市民社会代表向G8领导人私人代表陈述了他们的观点。[9]
市民社会与G7/G8关系的演化，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在市民社会与G7/G8关系的演化过程中，由最初的单向度发展到最终的双向交流，在此转变过程中对双方都造成了影响。对G7/G8来说，一方面是峰会的身份定位逐渐发生转变，进而导致其核心价值相应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是使峰会讨论的内容渗透进各国的国内政策，加强了各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对市民社会团体来说，是全球行为体的身份与角色得到正式承认，并开始在全球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
考察两者关系的演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两者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冷战结束之前，一方面因为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各种非传统的全球性事务仅靠单个国家已经不能应对，需要协调全球各国参与，这就需要一个在国际体系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组织。由于G7成员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它使市民社会组织认识到G7在“西方”社会，乃至全球协调的中枢地位，因而开始寻求影响G7。但另一方面，由于冷战两极对抗体系，G7主要从国家对抗层面关注传统的经济、政治问题，市民社会的国际行为体角色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G7应对全球社会问题对之提出挑战的增大，面对环境改变和最贫穷国家的日益边缘化，G7协调机制中的大国操纵，大国利益为先，而忽略了全人类公益的致命弱点更加明显，其影响力开始出现减弱。[10] 因此G7不得不考虑增强其全球治理实践的合法性，其有效路径就是寻求与国际其他行为体广泛的合作，与市民社会的合作亦是重要一环。这改变了G7/G8成员对其机构和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身份定位，并使峰会核心价值逐渐发生变化。在G7/G8议程中不断增加的环境、能源安全等议题，表明其开始将影响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纳入到其所谓的“全球治理”框架。在圣彼得堡峰会上，G8甚至承认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反腐败议程中的关键角色。[11] 在反对恐怖主义议程中，G8在声明中强调“与市民社会合作是其首要任务”。
1998年以后历届峰会主办国与市民社会之间都有大量的磋商和对话。从圣彼得堡峰会开始，G8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话达到了空前高度。德国在主办峰会期间，默克尔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G8“有力的、重大的参与者”，对发展的进程必不可少。[12]
第二、随着市民社会与G7/G8关系的演进，市民社会对峰会议程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冷战期间，G7峰会议程经历了从经济向政治议题转变的历程。1994年在G7峰会议程上，经济、政治和安全的议题相对均衡，但社会议题开始出现，并在随后的历届峰会上逐渐占据显著地位。具体参见下表：
从1994年开始，G7/G8开始转向处理全球范围内的议题，特别是社会领域的问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市民社会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其中非洲援助和消除贫困形成了市民社会对G8过去十多年来最有力的政策参与。在市民社会的不懈努力下， 1997年峰会议程中包括了非洲议题，从2005年峰会开始非洲多次成为主导议题。市民社会的活动也得到了峰会领导人的承认。布莱尔2005年称赞市民社会的行动，并承认需要全球公众动员起来消灭贫困。[13]与此相似的还有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14] 2006年彼得堡峰会上，市民社会参与了所有主导议题的磋商，首次所有九个领导人私人代表与300多个市民社会代表进行了会晤。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市民社会代表会见时宣称，“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也是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将最终为全球气候保护达成一致。”[15] 共同关注的问题为市民社会影响G7/G8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第三、市民社会不仅介入到G7/G8峰会的议程，而且对峰会协议的实施也越来越关注。过去两年的经验证明了G8峰会成功举行需依赖于其成员履行承诺。正如市民社会非洲代表阿德来德•苏珊所说“G8不能仅仅只是把承诺停留在纸面上，他们必须履行承诺。”[16] 牛津国际的发言人也说，“海利根达姆的峰会必须对世界最贫困的人们给予更多关注，但更为重要的是，G8必须表明他们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确实增加援助，并为此制定好计划。”[17] 2006年圣彼得堡峰会上市民G8在峰会后期致力于建立专门的独立机构监督G8政策的执行，这也对峰会领导人产生了一定影响。2007年5月默克尔呼吁G8行动时说“国际社会确立目标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的关键是行动。”[18]
虽然市民社会已经表现出他们有能力影响G7/G8的议程，并促使G7/G8做出改变；G7/G8领导人也承认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市民社会的建议。然而，承认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完全采取他们的政策。即使G7/G8通过了令市民社会鼓舞的协议，也不一定能得到完全执行。从G8峰会的历史来看，决而不行的情况屡见不鲜。虽说每次峰会都能提出诸多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措施, 但落实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在近几次峰会上, 与会国自始至终都在大谈“世界贫困问题”。尽管八国集团领导人曾宣布关于最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免税贸易的倡议, 可是, 越来越悬殊的收入与分配结构至今仍很令人失望。市民社会希望扩大债务削减，更多的援助，但很多时候G8的承诺都是口惠实不至。“消除贫困全球行动”组织批评八国集团领导人在援助非洲方面“玩弄数字游戏”。[19] G8领导人接受市民社会的建议并变成自己的责任完全执行，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市民社会参与G7/G8的模式及影响
近年来市民社会参与G8的模式出现了多种重叠的现象。2007年峰会上，高度组织化的论坛与示威交织在一起。[20] 与此相应，峰会主办国对待市民社会的方式也不尽完全一致。虽然G7/G8与市民社会互动已成为峰会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对话的方式和对象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近两年峰会可以发现，G8主办国对待市民社会的政策手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部分市民社会团体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是管理和围堵反G8示威者。
由于市民社会组织的分散性，其代表参与G8峰会的非正式性，加之G8对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手法，因此市民社会力量之来源，只能透过一些策略之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市民社会参与G7/G8的模式如下：
第一，G7/G8框架之内运作的磋商模式。首先，与峰会领导人的会晤，这主要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其次，市民社会与G7/G8磋商的主要对象是各国领导人私人代表，虽然G7/G8的管理体制正在向越来越明确和正式化的方向发展，但目前其会议的组织工作仍然是在各国领导人私人代表的领导下进行。2005年首次18个市民社会代表与所有领导人私人代表进行了磋商，表明逐渐实现了对话进程的作用。同时，在定期举行的环境保护、消除贫困等会议上，市民社会也都成为主要的参与者之一。2005年G8关于非洲的报告就与市民社会进行了沟通。[21] 最后，磋商形式逐渐制度化。1998年开始的G8与市民社会对话机制，在以后的峰会上逐渐制度化。但在2006年以前，这种磋商的形式都是非正式的。2006年峰会上，成立了市民G8组织，磋商向制度化迈进了第一步。[22] 但是磋商制度化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参与磋商过程中市民社会代表的广泛性问题，还面临很大的考验。[23]
G7/G8在与市民社会就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并寻求解决办法过程中，通常会创建工作组、专家组和任务小组。而创建的工作组、专家组和任务小组的许多专家成员本身则是市民社会组织的成员。例如，数字机遇任务小组的专家成员分别从政府部门、私营商业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中选出，[24] 市民社会成为G7/G8中专业的多边利益群体或者是特别小组。
由于市民社会广泛参与同G7/G8的磋商，对G7/G8、市民社会以及全球体系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磋商与对话是交流彼此思想，协调共同立场的重要方式，使G7/G8和市民社会都在政治进程中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市民社会和G8在各个层面成功的交流与磋商，对市民社会行动的效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积极因素。因为要最大程度发挥潜在影响，深入了解G7/G8的体系和议程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峰会召开前开始对话与游说对市民社会施加其影响至关重要，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来确立G7/G8议程。2006年，市民社会发现他们所处的形势能够确保与整个G8体系，包括部长级会议、工作组和私人代表会议进行成果丰富的对话。
其次，由于磋商的逐渐制度化，对市民社会在团体整合、功能上面产生了很大影响。透明国际认为“市民G8在促进其他市民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价值”。[25] 市民社会从90年代最初的简单集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变得更加有组织和高度的灵活。通过团体整合，单独团体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形成了更强大的“反对联盟”不仅在参与磋商中提高了游说效果，[26] 而且在示威游行时也产生了更大影响力。同时，市民社会借助与G8磋商平台涉入到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各个问题领域。近年来，G7/G8同市民社会的交流日益频繁，多次邀请其参与峰会各个层面地讨论与磋商。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贸组织乃至联合国批准采取的政策中，有不少是在筹备G7/G8峰会期间，经过各部长级会议、领导人私人代表等与市民社会广泛磋商，部分采取成立专家小组的形式形成的。
与市民社会磋商的制度化，对G8而言有助于把市民社会的行动限定在G7/G8框架内。G8认为，为了增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地位， G8与市民社会磋商的平台也许最值得搭建，这样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活动吸引、限制在G7/G8框架之内。磋商平台由“和平的市民”改革主义者所推动，他们在承认G7/G8和全球化正统性的同时强调维持和社会公正发展的需要。[27]
最后，对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而言，由于G7/G8扩大同市民社会的磋商交流，从而为G7/G8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使G7/G8的影响渗透到世界各地区，加强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由于市民社会成员很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可以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视角。2005年与领导人私人代表磋商的市民社会代表就集中了关于非洲问题和气候变化的专家，大量详细而精确的建议提交给私人助理。同时，市民社会关注议题的民生性，成员的广泛性，G8通过与市民社会的磋商，使其影响透过市民社会而扩展到国际社会的多个层面。
第二，游行示威。示威也是市民社会参与G7/G8的一种模式。示威的成员包括所有的市民社会团体，从合作的团体，和平抗议者，到寻求完全打碎G7/G8体系的少数暴力群体。[28]
游行示威也对双方造成了影响。对参与峰会的市民社会团体而言，使他们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G7/G8在全球事务中的强势地位，市民社会需要与之进行讨论。然而与参与峰会并行的是街头抗议，势必使计划受到影响。参与者因此被迫在市民社会论坛上理性分析与街头抗议之间选择。对G7/G8而言，近年来NGO数目不断攀升，各NGO之间的关联性也有增无减，且作用日益增大。如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言：“我们已然进入一个从未有过的大伙伴时代，而且市民社会(如NGOs)之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确定在所谓的‘新外交’的时代里，市民社会、国际组织及政府将更密切地配合以追求彼此间最大的共同目标。”[29]因此，完全与市民社会团体不进行接触是不现实的。但是，游行示威对于G7/G8峰会的正常运行也造成了严重问题。峰会的主办者需要在示威和安全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游行示威也提供了一种合作的机会。峰会的组织者与反全球化的联盟注意到市民社会与G7/G8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时候，也存在着双方合作的空间。
第三，平行峰会或者是人民的峰会。这也是市民社会参与G7/G8的一种模式。峰会主办国政府支持而不是阻碍这项活动。这项活动吸引了合作和非合作团体。这个峰会所提出的建设性提议将提交给G7/G8首脑予以考虑。与G7/G8对应的峰会其最初目标是与G7/G8的目标做斗争，而不是合作。但最近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如在2005年平行峰会上提出的主要议题与G8峰会援助非洲和气候变化的议题一致。在2006俄罗斯主办峰会期间，普京总统参加了部分市民G7/G8的会议，并阐述了2006年峰会对市民社会的观点。
三、结论
首先，市民社会与G7/G8的关系不像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市民社会与G7/G8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因此对话和参与相互的活动不可避免的会在理解、目标和战略上产生矛盾甚至是冲突。但是如同戴维.洛克所说的，任何政治之影响力，都要透过政治网络才能达成。[30] 对于市民社会来说，虽与G8有争论，但基本上必须秉持“虽没有共识，但仍需共事”的策略，只有更加深入地介入到峰会之中，才能对G7/G8的议程、角色定位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产生影响。当市民社会与G7/G8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变得更加有效力。从市民社会与G7/G8分担责任的角度来看，磋商与对话意义深远且必需，共同面对艰难的挑战符合双方的利益。
其次，市民社会和G7/G8彼此需要。贫穷，环境恶化等是市民社会主要的关注点，并且其在促进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需要游说像G7/G8这样最强大国际机构及其成员国政府。同样G8需要与负责的、建设性的市民社会团体合作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对手而对抗，以增强其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最后，无论市民社会的行动是否影响到了峰会的结果，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尽管市民社会的极大差异性，其成员能够团结在一起出现，因此能够影响到G7/G8的优先论题，更为深远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挑战G7/G8在全球治理上的权威。因为其活动间接表明，全球治理不是某个大国或者是大国集团建立超国家的统治机构，也不是由此建立一套规则和制度推之于世界。全球治理需要的是：多元参与的民主国际体系，而不是单边霸权国际体系；优先考虑以透过协商、谈判等机制来取代以冲突与战争解决国际纷争手段的利益协调机制。
注释：
[1]市民社会团体通常包括非政府组织，劳工组织，宗教团体，女权团体、反战组织以及反全球化组织等。
[2] Civil G8 Forum, Civil Society and the G8, 9-10 March 2006, Moscow, http://en.civilg8.ru/1628.php
[3] Ibid.
[4] Peter I. Hajnal, “Civil Society at the Gleneagles Summi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ivil G8 International Forum, Moscow, March 9, 2006.
[5] Peter I. Hajnal, “Civil Society at the 2001 Genoa G8 Summit”, http://www.g8.utoronto.ca/scholar/hajnal2002/hajnal2002may.pdf
[6] BBC News, “Can G8 Be Considered A Success?”, July 5, 2005,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4663659.stm
[7] Working Meetings: Summit 2006, G8 Presiden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2006,
http://en.g8russia.ru/page_work/19.html
[8] G8 Summit 2007 Heiligendamm, “We Aim to Give Globalization a Human Face”, May 24, 2007, http://www.g-8.de/nn_92160/
[9] http://www.forum-ue.de/index.php?id=137&L=1
[10] 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提出G7峰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转引自Peter I. Hajnal, Civil Society at the 2001 Genoa G8 Summit.
[11] Fighting High-Level Corruption, 2006 St Petersburg Summit, July 2006,
http://www.g8.utoronto.ca/summit/2006stpetersburg/corruption.htm
[12] G8 Summit 2007 Heiligendamm, Joining Forces in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12 March 2007, http://www.g-8.de/nn_94646/
[13]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at King’s college, 10 Downing Street, London, June 26, 2006, http://www.number-10.gov.uk/output/Page9746.asp
[14] “Germany aims to please G8 guests, 02 May 2007”, Th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http://www.省略/cms/s/3856f9b4-f8c4-11db-a940-000b5df10621.html
[15] Climate Change Key Issue for This Year’s G8 Summit, Environmental News Servic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1, 2007, http://www.省略/ens/feb2007/2007-02-21-03.asp
[16] G8-NGO Platform, Global Call to Action Against Poverty Quotes o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2007 German G8 Agenda, October 18, 2006, http://www.省略/
[17] Oxfam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re, Oxford, Oxfam welcomes German G8 agenda on Africa, October 18, 2006.
[18] “Merkel Says G8 Will Deliver on African Aid”, Irish Times, Dublin, May 25, 2007.
[19] 转引自新华网约翰内斯堡2007年6月11日电。
[20]http://www.g-8.de/nn_94646/Content/EN/Artikel/2007/04/2007-04-25-g8-zivilgesellschaft-wieczorek-zeul_en.省略missionforafrica.org/english/report/thereport/english/11-03-05_cr_report.pdf
[22] The NGO World Community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the “Civil G8-2006” Project, Civil G8, http://en.civilg8.ru/conf0212/2436.php
[23] 如G7/G8研究中心的贸易政策主任Lida Preyma注意到，参与同G7/G8领导人私人助理会谈的非政府组织是经过挑选的，并不能代表目前所有的市民社会行动者。
[24] G8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a Cause of Compliance: The DOT Force C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March 22-25, 2006.
[25] The NGO World Community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the “Civil G8-2006” Project, Civil G8, http://en.civilg8.ru/conf0212/2436.php
[26] UK Indymedia, Smash G8 in Germany 2007, London, December 31, 2006,
http://www.省略.uk/en/2006/12/359075.html
[27] Ibid.
[28] http://www.antig8.tk/aufruf_en.php
[29]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于1999年5月7日联合国大会时之谈话内容。
[30] David Knoke,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作者简介：龚伟，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杭州，310053；赵春珍，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杭州，310012）
收稿日期：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