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费社会的发展致使公众在享受物质狂欢中逐渐丧失了公共理性。本文运用罗尔斯的公关理性理论，探讨大众传媒中的三个主体――媒体、公众、政府――在理性公共空间的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共理性 媒体 公众 政府
一、“消费社会的集体狂欢”――现状概述
消费社会的发展，让人迷失在对物的迷恋之中，将公众塑造成了消费大众，消费大众的观念中充斥着如何满足更多的物欲，公共的理性逐渐消逝，人们欢欣鼓舞的只是物质的狂欢。
互联网高速发展生成的虚拟社区，让公众有了更大的话语空间。然而生活在消费社会的大众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批判理性，虚拟社区中的网络意见更多的是不成熟、非理性的。往往一个公共事件――特别是涉及强势群体，如富人、警察等――引发的不是大家理智的思考，而是随波逐流的口诛笔伐，大家的意见都成了一边倒，带有明显的偏见。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公众通过扭曲的语言暴力来平衡自己的不满足感，因此变得肆无忌惮。公共空间已经成为日常民众发泄个人情绪的场所。网络的互动性加强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但是更急切需要提升的便是公民的批判理性。建立一个合理的多元的，尊重他人意见的社会环境需要多方的共同协作。
二、媒体的任务：发挥媒体“主体性”作用
1、作为“人民的喉舌”，进行议题设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独立的媒介“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①胡适主张媒体应该是独立的，大众媒介的独立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立足事实,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表达独立的思想,以培养、锻炼“敢独立做事的人”，保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大众传媒有义务遵循公共良知，关怀普通民众，以人民的诉求为出发点，发现公共问题，进行议程设置。当然，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会置身于自身的立场去审视公共问题的公共意义，从而赋予公共问题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大众传媒不可能将所有公共问题呈现给公众，不可能赋予所有公共问题同等重要性和同样的关切，更不可能去直接应对社会中的所有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具有主动选择权，有义务对社会中的公共问题进行轻重缓急排序。充分运用筛选与过滤功能，“不但提供认识信息，告诉我们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同时还排列、组织政治事实、通过这些事情在媒体议程中的出现与否指定它们的重要程度。”总而言之，大众传媒所实现的议程设置，必须有公共关怀和公共良知，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表达。大众传媒不仅有责任来发现公共问题，进行议程设置，而且有责任呈现公共议案，为社会公众的公共讨论提供平台。大众传媒有义务为社会公众讨论公共问题，呈现公共议案“搭建一个进行争论的论社会的公共导向。”②
2、作为“政府的镜鉴”，进行公共监督。胡适认为,办一个刊物,职责在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见解。媒介的独立的精神又表现为一种舆论职业上的“敬慎无所苟”的态度。童兵也认为:“新闻传播者是‘监督权力的镜鉴’。新闻传播者通过大量的社会决策与社会现实的公开报道,而令政府与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与个人品质处于阳光之下,从而使纳税人有机会审察、评估权力机关与权力人士,行使自己社会主人的权利。在民主社会,民众监察、批评政府与官员最重要的渠道是通过传播者提供的新闻媒介。新闻传播者是社会的了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③
因此，媒介作为公共利益守望者，有理由监督政府制度设置、行政人员的施政行为；督促政府施行有利于造福公众的“阳光工程”，从而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开化。
三、公众的力量:追求正义和理性
1、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理性公众。中国文化倡导“士文化”，“士”便是知识分子阶级。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不畏权威，无畏追求正义真理的人。中国应该是士大夫的责任意识底蕴丰厚的社会。然而在消费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中，部分知识分子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唤起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是建构公共理性空间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对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让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更能够促进社会理性批判精神的培育。他们的行为、选择、话语都将对普通公众的行为起到示范作用。不仅如此，知识分子更多都是精英阶层，他们活跃在社会各个重要部门，他们的主体意识更能够直接引发抗争和理性批判行为的发生，继而在社会引起直接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理性社会的引导者，他们是探路者和先锋的象征。普通大众更多的行为和意见更多的是跟随意见领袖之后，因而责任意识的唤起是对当代知识分子培养的首要目标。狂热的消费社会更需要冷静思考，冷静批判的智者，以偏正已经脱离主轨的社会舆论。
2、公众的集体自治。黑格尔认为主体性有四方面的具体表征：（1）被释放了的个人主义；（2）批判的权利；（3）行动自主性（行为自律）：（4）理念化的哲学本身。其中自由与反思则是主体性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网络时代，受众的主体意识发展，受众的主体地位得到重视，公众拥有了更广泛的批判权利和平台，但是却缺乏批判的理性以及行为自律。
多元社会是一个多元意见的集合，公共理性则是解决冲突、走向和谐的价值诉求。公共理性的养成必然通过“公共”这一途径，“公共人”的型塑是公共理性培育的关键，只有在全社会中塑造公共人，并使每位“公共人”都能够受着“公共”意识的指引和归导，这样公共理性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苏礼和提出“公共人”的塑造是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即从“经纪人”走向“公共人”。④
在多元社会中，即便是消费社会中的“经济人”也离不开他人，他们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只有在一个共同体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公共人”就必然要关心他人的福祉。公共理性包含互信、妥协、宽容、协商等表现方式。塑造“公共人”，就需要塑造“公共人”的互信、妥协、宽容和协商，需要凸显个人的道德良知，张扬人性中的善良，不仅关心他人，并且积极履行社会义务；塑造公众的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生成。首先，依靠社会的积极倡导和氛围培养，这其中又关联到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的公关精神的发扬，以及政府为这种氛围提供孕育的母体。其次，就是社会个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修养养成，这个是由内而外的，只能依靠个体的感受和意愿，但是，积极的涵化也许能够起到意识的唤醒作用。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体的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具有强大力量。
四、政府的职责：树立公共服务意识
1、政府应为公共理性的建立搭建一个平台。政府在建构理性公共空间时，充当的应该是代理人的身份，它要具备自身权威性，以便规范和疏导非合理情绪和行为，惩治过激行为。同时，它的权威应该是建立在对公众的尊重基础上，而不是强势地压制。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原则、公共政策、政府权威之所以必须得到公共证成，乃是基于他所谓“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该原则主张：唯有当政治权力的行使符合宪法，而宪法的基本要素是所有公民都能合理期待，所有人接受其为合理与理性的原则和观念时，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才是适当且因此才是可证成的。因此，政府的职责是为公共理性的建立搭建一个平台，允许自由意见的发表，允许人们的公开讨论和并接受质疑，疏导不良情绪。
2、公共服务意识的树立。政府是人类妥协理性的产物，人类通过让渡自身权利，而相信政府能够解决他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和冲突。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因此，政府的权力不应该是某个个体和群体的专属品，它应该是为公众服务，为谋取大众的福祉而奋斗的机构。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运用应该体现公共性。公共利益和个体的合法利益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政府应该时刻铭记自身的职责，在权力运使的每个过程都应牢记“公共”的福祉，树立为公民服务的政治意识，行使好公共权力。■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审判案>[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②[英]詹姆斯?卡伦 著 史安斌 等译：《媒体与权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③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④苏礼和，《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理论研究》，2009年1月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