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邵飘萍，民国初年著名记者，早年曾经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创办我国第一家民营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独资创办影响颇大的《京报》，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后人公认的“新闻全才”。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势力，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鉴于目前新闻界和史学界关于邵飘萍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思想研究得较多，本文从邵飘萍与几位名人的交往这个切入点来分析他的交往与办报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邵飘萍 交往 办报思想
一、冯玉祥：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条”，当时中国国内尚不知情，而身在日本的邵飘萍在获知详情之后立刻向国内发表文章，揭露袁世凯的阴谋，这令他在中国新闻界名声大噪。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林立，混战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正值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际，冯玉祥班师回京，通电主和。邵飘萍作为京报报长于10月22日“……至旃檀寺检阅使署……，与冯检阅使会晤，抵北苑司令部时，冯使即欣然出面握谈。”①正是这次会谈，奠定了两人友好的政治基调，从此，《京报》上经常出现类似于“西北军对待人民相友爱，有纪律，实践不扰民真爱民之口号，乃一般乡民所异口同声。即敌人变无法加以污蔑者。比之李景林、张宗昌之奉军如何?”②这样赞扬冯玉祥及他的国民军的文章。当冯玉祥的军队团集在西北的时候，邵先生就给冯将军出谋划策，并亲自创办了京报副刊《西北周刊》，这无疑为冯玉祥在内陆的舆论宣传提供了方便，也使得人们对他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与此同时，冯玉祥也聘请邵飘萍为他的督办公署高级顾问，并给他一定的津贴作为办报经费。在国民军遭叛徒背叛、危难之际，邵飘萍也挺身而出向人民声援“国军之被铲除与否，决不仅冯玉祥与其部下之荣枯祸福问题，乃中国全部政治之前进或倒退问题也。故今次之战，可谓中国革命这生死的关头，至今尚未脱出危险之火线也。”③从以上的列举可以看出邵飘萍和冯玉祥的关系着实不简单，两人相扶相知，为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共同目标而携手并进。
鉴于邵飘萍和冯玉祥的友人关系，而邵先生又在自办的当时已经非常有影响力的《京报》上多次发表有利于冯的文章，人们不经会对于邵先生带着这样的固有观点去采写新闻产生质疑，认为这样有失偏颇，没有做到新闻所要求的真实、客观。实际上，邵飘萍受西方“把关人”、“第四权力”新闻思想的影响，认为报纸和记者在社会中应该起到监督政府，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在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旧中国，以邵飘萍为代表的传统文人是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他们是怀抱着“救亡图存”这类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投入工作的，因此当出现冯玉祥这样的志同道合者时，一拍即合。
二、毛泽东：李大钊与邵飘萍“两位影响过我的老师”
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介绍自己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李大钊，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一位是主讲《新闻学》的邵飘萍，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④
邵飘萍和李大钊不仅是对毛主席影响较大的两位老师，更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先行者、启蒙活动的倡导者。二人在共同推动中国两次分别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两人是在日本的同学交流会上经章士钊介绍而认识。在回国之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才干，共同承担着救国救民的民族重任。首先，两人合作推进五四运动的发展。在袁世凯秘密签订“二十条”之后，邵飘萍就曾写过200余篇文章以期唤醒国人注意。巴黎和会召开时，当中国外交的失败传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维护国家利益，这些都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舆论基调。而在运动爆发前夕，邵先生还亲赴北京大学做演讲，“……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学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在运动爆发之后，他又利用《京报》在发行量上的优势发表文章鼓励更多的学生加入到运动中来，为五四运动扩大了影响和声势。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给运动带来了指导思想，他早期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团结了一大批有思想的青年学生，为五四运动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而邵飘萍作为社会人士只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那么1936年的三一八运动他和李大钊都亲自参与到活动当中了，李大钊主持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结果他自己也身负重伤。而《京报》在运动发生后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篇幅加以报道，并在惨案发生后12天内共发表113篇有关消息、评论和通电。4月15日，奉系军阀下达48 人通缉令，邵飘萍、李大钊均在内⑤。在这之后不久，二人分别死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下。
相对于运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纽带。李大钊是中国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第一人，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北方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完整、最系统的一篇文章。应该说，李大钊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而邵飘萍在经历了民主革命的洗礼以后，也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使得《京报》成为当时宣传马列思想的重要阵地，在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马列思想的文章当中，《新俄国之研究》这本专著影响更大，作者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欢呼社会主义苏俄的诞生，对俄国的起义、政权建设和经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观察与研究，是当时介绍苏俄最详尽的一本专著。⑥正是由于二者在思想实践方面的共识，一向以无党派人士自居的邵飘萍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邵飘萍与几位名人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敢于表达自身意见、追随时代进步、爱憎分明的报业活动家。同时他也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他擅于在和不同的人交往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百姓他都能周旋其中，游刃有余。他对新闻的敏锐察觉能力和采访技巧至今为后人所称道。
参考文献
①②③盛小平，《邵飘萍与冯玉祥》，《池州师专学报》,2001（5）
④⑤⑥童然星，《五四运动前后的李大钊与邵飘萍》，《文史精华》，2007（4）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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