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年仅二十岁。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代表。 他在革命生涯中先后三次被捕，两次组织越狱，直至最后牺牲。 1
邓恩铭， 1901年1月5日生于贵州省荔波县。
荔波县聚居着水族、苗族、瑶族、布依族和汉族。邓恩铭出生地水堡离荔波县城有四十里，生活在这儿的主要是水族，也叫水家人，邓家即属水族。
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在城内挂牌行医。父亲邓国琮，先在老家耕种二亩三分地，因无法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后搬到荔波县城，一面从父学医，一面靠磨豆腐、采药维持生计。
邓恩铭四岁，祖父和父亲就请了一位布依族先生给他“发蒙”。当时，他是水堡启蒙最早的一个水家娃子。
邓恩铭兄弟姐妹六人，在兄弟中他是老大。一家人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攒下钱来供他进荔泉书院读书。
邓恩铭的祖父有一个同胞弟弟名叫邓锦臣，因为他们的姑母没有子嗣，儿时的邓锦臣就过继给了姑母家而改姓“黄”。邓锦臣有一个儿子名叫黄泽沛，邓恩铭叫其“二叔”。黄泽沛是清朝进士，在山东益都当县官。
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境清贫，邓恩铭在本地继续求学无望。怎么办？他想起在山东做县官的二叔黄泽沛，于是便给二叔去了一封辞意恳切的书信，要求二叔资助他到文化发达的齐鲁继续读书深造。黄泽沛见信，慨然满足了他来山东求学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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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少年邓恩铭辗转周折，历时一个多月，才于1917年9月抵达济南。为了能融进黄家，增进血缘亲情，邓恩铭主动给自己取名“黄伯云”。这样，黄泽沛的儿子黄幼云便亲热地称邓恩铭为“大哥”。随后，邓恩铭便经常公开使用“黄伯云”这个名字。
1918年，邓恩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邓恩铭眼界大开，顿觉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他大量阅读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知识猛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十八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他俩并肩战斗，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在1920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半月刊）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其思想和立场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励新》杂志在其发刊词中，明确表示“和黑暗环境奋斗”。
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作为中共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一道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邓恩铭时年二十岁，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另一位为刘仁静，时年十九岁――笔者注），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代表。在中共一大之后，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1922年年初，他又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邓恩铭又赴上海，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
此后，邓恩铭受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青岛开展工作。他先是建立中共青岛支部，任支部书记。不久，支部扩大，成立中共青岛市委，任市委书记。邓恩铭在青岛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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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三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是1925年5月4日。当时，日本在青岛的侵略势力和山东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明知邓恩铭的真实身份，但迫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加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于同年5月11日将邓恩铭释放。随后，邓恩铭被驱逐出青岛。
第二次被捕时间是1925年11月7日清晨。当时邓恩铭正在主持一个会议，突然几名警察闯进会场，将邓恩铭逮捕。此时的邓恩铭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二十四岁的他咬紧牙关，没有屈服。由于敌人多次动用酷刑，邓恩铭气息奄奄，眼看就要瘐死狱中。所幸的是，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叫黄伯云。中共组织便利用了这一点，积极展开营救，托邓恩铭的两位在鲁为官的贵州同乡作保，将邓恩铭“保外就医”。
回山东后，邓恩铭接替王尽美（王尽美于1925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岛――笔者注），出任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20日至5月9日，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
邓恩铭第三次被捕是在1929年1月9日。在前两天的晚上，邓恩铭从淄博矿区匆匆赶到济南，一是同省委同志研究工运和农运下一步的工作，一是获悉有人叛变投敌，必须通知一些同志尽快转移。在夜幕的掩护下，邓恩铭走进商埠纬一路的一条胡同。这里有省委建立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主人余修公开身份是报馆的编辑。余修见到邓恩铭大吃一惊，预感到省委重要负责人突然亲自来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邓恩铭稍息片刻，平静而严肃地说：“王复元叛变投敌，他知道你的身份和你目前的活动，现在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不能迟于明天清晨。”接着，邓恩铭环视了一下屋子，说：“抓紧把东西清理一下，重要的文件马上毁掉。”余修问：“那我去哪里？”邓恩铭说：“你先去青岛，把王复元叛变的情况告诉徐子兴同志，让青岛市委早做防范。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把我的意见带到。”
余修忙又问邓恩铭：“你怎么办？”
邓恩铭说：“我会注意的。目前还有事情未了，也还要通知其他同志。待都办妥，也离开济南，到时候会有人跟你接头的。”
当夜，余修便离开此处。第二天清晨，王复元果然领着国民党特务光顾了这个秘密联络点。
王复元又名王会，早在1920年便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领导的“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共成立后，王复元是山东党的负责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丧失信心。后来因为贪污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被开除出党。他倒戈后，向国民党山东当局出卖了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所在地和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情况。
1929年1月初，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大破坏。邓恩铭完全可以及时转移，但他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为保护和安置一批革命力量而不幸落入济南市警察手中。
邓恩铭等人被分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厅拘留所的四个囚室中。邓恩铭以“黄伯云”的化名骗过了敌人，他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
邓恩铭一生中使用过十四个名字，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次数最多的是邓恩铭、邓恩明、黄伯云。
1929年4月8日，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济南。在国民党监狱，邓恩铭经历了许多次审讯，但狱方依然只知道他叫黄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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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理所当然地挑起了领导狱中斗争的重任。经过缜密的思考和暗中商议，狱中党组织决定在坚持合法斗争的同时，想方设法寻找有利的时机组织越狱。
邓恩铭利用放风的时机，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其他囚室的党员，要求联络更多的人参加，同时要严守秘密。
邓恩铭看到对面的囚室中关押着十六名所谓的土匪，其实这些人都是被打散的直鲁联军的散兵游勇。这十六名官兵，个个身强力壮，能打善战，是越狱时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一个叫李殿臣的军官，虽然生性鲁莽但富有正义感。邓恩铭等人决定对其晓以利害，进行教育，并希望他联络这批军人。李殿臣欣然赞同越狱行动，并表示愿意带头冲锋开路。
1929年4月19日晚8时许，几个“犯人”说是要上茅房。就在看守警察打开囚室门的时候，“犯人”一下子把警察打倒了，缴了十几条枪，从东大门冲了出去……
这次越狱虽是邓恩铭组织的，但不幸的是，举事之前，有人将越狱的计划向敌人告了密。
邓恩铭不灰心，吸取了这次越狱的教训和经验，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加严密了：他把中共党员分编为三个小分队；中共党员吴克敬利用打扫厕所的机会将清洁厕所所用的石灰粉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分发到各个囚室；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与狱外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带进了钢锯条；对行动中的配合、照顾也作了具体分工，不但对发起行动的信号和越狱后的疏散方向作了规定，而且还绘制了从各囚室到监狱大门的路线图。另外，还通过看守，变卖了身上的值钱物，以解决越狱后的路费问题……
这时，又发现有人向敌人告密。邓恩铭将计就计，通过此人放出风去，说这一两天犯人们就要越狱。
狱方严阵以待，结果不见动静，虚惊一场，便把告密人臭骂了一顿。
这之后，组织越狱的活动在更加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着，越狱行动蓄势待发。
这时有消息传进牢房，当局要对政治犯重新审判，“轻判重、重判死”，同时还要把中共中央派来山东的巡视员何自声押送到南京。
邓恩铭等人发觉情况有变，敌人就要下毒手了，于是决定立刻实施越狱计划。
越狱的日子定下来了――7月21日，是个星期天。这一天晚饭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天气闷热，但监狱里面却安静得出奇。难友们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暗地里已相互帮助打开了手铐，卸下了脚镣，扎紧了裤带……
突然，在邓恩铭指挥下的第一队难友敲断门锁，冲出囚室，打倒看守，迅速地夺下了第一道大门，敲响了当当当的钟声。
二、三队的难友们听到了钟声，很快冲出囚室。第二队难友立即向前控制了监狱的第二道大门，同时奋力地夺下了看守的枪支。
惊慌失措的看守企图利用院子的空间阻止越狱，第三队的难友拿着事先备好的石灰粉、沙土和棍棒，勇猛地向看守们冲去，顿时石灰、沙土飞扬，棍棒的打击声四起。已经六神无主的看守们怎抵得这个阵势，须臾之间便失去了战斗力。三个小组的十八位难友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上，按照预先的计划，分路疏散开来。
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就是邓恩铭。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但毕竟重病缠身，浑身无力，步伐无法迈开。
由于举事时间无法传出，狱外同志没法策应，难友们道路生疏，更由于长期的关押囚禁，大部分人身体孱弱，因此，除六名难友脱险外，其余的又被捕回。
这次越狱行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再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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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用“黄伯云”这个名字的邓恩铭始终没有暴露真实的身份，历经审讯，法官都一无所获。1930年年初，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声言将“特赦政治犯”。党组织及时加紧了对在押的中共党员和“政治犯”的营救工作，邓恩铭也在给家中的信上说：“本年有出狱希望。”但此关键时刻，却节外生枝。
1930年10月，韩复榘出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韩复榘便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审讯被捕的共产党人。这个张苇村，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同邓恩铭十分熟悉。当张苇村知道狱中有一个叫“黄伯云”的人时，立刻就意识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于是便命令提审黄伯云。
邓恩铭此时已被关押了两个年头，头发又乱又长，瘦骨嶙峋。张苇村一时未能认出。忽然，张苇村从邓恩铭的眼神中看出了什么，于是大声直呼：“邓恩铭，为何不讲话？”
邓恩铭盯视着张苇村，知道已无法隐瞒了，便冷冷一笑，然后骄傲地说：“是，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恩铭！”
审讯室满座皆惊，想不到眼前这个人就是领导胶济铁路大罢工，在山东做了不少轰动事情的中共重要领导人！
6 1931年4月初，清明这一天的黎明前，一群如狼似虎、全副武装的军警来到监狱，执行枪决共产党人的命令。提号的声音在寂静的黎明前的黑夜里响着：“宋占一！纪子瑞！黄伯云即邓――恩――铭……”
邓恩铭整了整衣服，对难友们说：“永别了，你们要注意身体，同志们要抓紧识字读书。”
同囚室中的难友们含着眼泪，看着这位被敌人折磨得不成样子却有钢铁般意志的年轻人，默默地点了点头，目送着英雄们走向刑场。
三辆刑车穿街过巷，直奔纬八路刑场。
在邓恩铭等人的慷慨高歌声中，罪恶的枪声响了……
邓恩铭去世时，年仅三十岁。
后来，邓恩铭的亲属将他的遗体要回，安埋在济南城外小贵州义地。
1961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曾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现在，在济南槐荫广场，耸立着一座“四五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邓恩铭等二十二位革命烈士的英名。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