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曾举行过一场规模宏大的颁奖典礼，典礼现场高朋满座，专家云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陆学艺、张维迎、刘伟等，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前来“捧场”。这次颁奖典礼的“主角”， 是中共党内资历最深的农业问题专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重要贡献人、九十五岁高龄的杜润生。
杜润生是中国经济学界著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专家，享有“三农领域的泰山北斗”和“农村改革的元老耆宿”美誉的他，经历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在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民第二次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积极支持和引导由农民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并且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认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重要人物。
出身贫寒饱受白眼，
投身革命茁壮成长
杜润生1913年出生在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的一个破落富农家庭。幼时，常见一拨拨前来逼债的人骂骂咧咧地数落着父亲，杜润生暗自发誓学好本事，将来整顿家业。小学毕业后，为了赚钱补贴家用，他来到县城的一家杂货店做伙计。杜润生虽然学历不高，但爱学习，肯思考，还热衷于读进步报刊，当伙计时就先后读过《向导日报》和《共产主义ABC》。虽然看不太懂，但琢磨意思知道这个社会是需要改造的，同时也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家里之所以穷，不是父亲不好，而是社会不好！”
十四岁那年，杜润生在舅父的资助下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其时，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个党派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起初，杜润生把希望寄予国民党改组派，但看到其在野时讲革命、当了官就腐化又倍感失望，尤其是看到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更是愤懑不已。这样，经过冷静的观察，他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于是召集一伙儿青年组织成立了“九一八读书会”，开展抵制日货、宣传抗日活动，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不想，以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长苗培成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看到杜润生领导的读书会日益发展壮大，心里极为恐惧，就勾结军警进行镇压，趁着一次活动时打死打伤十余名读书会成员。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杜润生，使他更加坚定了参加共产党的决心。1932年10月，杜润生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最终于1936年夏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来到太行山区，投身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儿成长为一名稳重成熟的革命战士。在党组织的历次考察鉴定中，均对其有“领导能力强，思想敏锐突出，有理论素养”的评语。
1947年至1949年，杜润生随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地委书记，领导鄂豫皖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分田地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和淮海战役。
质疑“农业合作化”惹麻烦
新中国成立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根据中南区的实际情况，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地改革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与此同时，他要求下乡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一定要与当地的群众一起吃、住、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这使得中南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迅速有了起色。为此，杜润生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而毛泽东也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杜润生）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1953年年初，杜润生奉调入京，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刚刚成立，目的是在全国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即明确交代，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毛泽东还要求，要与农业、林业、水利和合作部门的党组建立经常的联系，代表党委对他们的工作加以具体指导，同时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杜润生像条入水的鱼儿一样欢快舒畅，不知疲倦地调查研究、统筹规划、制定措施。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某些观点和毛泽东有分歧――毛泽东认为，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力；自己则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手里分得了土地，有了自己的财产，满足其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才是上策。这就直接导致了接下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时，双方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杜润生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数量；杜润生准备把在中南局土改中总结出来的“给农民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的经验推向全国时，却被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关于合作社的形式，杜润生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种形式，而毛泽东认为既然全国一盘棋就必须实行一种模式。这样一来，杜润生及农村工作部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乃至是斥责。杜润生心里苦恼，但还是一如既往地遵循着“从实际出发，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有序推进工作。结果又给人留下了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狂傲”形象。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点名说杜润生“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个小脚女人走路”。由是，会议结束后，杜润生即被解除职务并被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转而被列入“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需要到下边实践一段时间”的“黑名单”中。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应外放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有趣的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机缘，又改变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年初，爱惜人才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杜润生谈话，先批评他“农民观念强，了解情况材料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接着建议他“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个办公室，要几个具体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就这样，3月14日，当专事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成立后，杜润生背起铺盖前去做起了办公室副主任，由此干起了与农口毫不相干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工作。
有意思的是，就在杜润生陷入政治生涯中的低谷时，大江南北呈现出了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和“大跃进”等运动之后，又于1958年掀起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工兵政学商并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很快就因“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贸易、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杜润生唯有无可奈何地对天长叹。好在，他很快又听到了一个好的消息――“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有少数地区的农民偷偷地尝试起了包产到户的实验，从粮食收成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心里登时又升腾起一丝希望来。
舌战众书记，
巧妙促成局部“包产到户”
时光飞逝，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
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正如杜润生自己所说的：“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注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为此，他广泛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为，如果仅靠将农民的土地财产充公去形成“联合体”，则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另一方面，被依附的队长、社长也容易变成特殊于群众利益的权力垄断者，出现像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所发生的消极现象。因此，中国的农村必须走一条新的路子，那就是早已暗流涌动了许久的包产到户！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杜润生和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给予了评价，认为他的主张是对的，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国家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出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主要负责制定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
初回农业委员会工作，有不少熟悉和了解杜润生的好心同志找到他好言相劝道：“要紧跟党中央走，接受上一次的教训，不要搞‘单干’，更不要搞你说的什么‘包产到户’。”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在中央高层，包产到户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有明确反对的，有不明确表态的。但此时，经过整整二十年的深度思考，杜润生坚信，要发展农业经济，就必须调动起农民的种地积极性，而要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就必须实行包产到户。因此他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试一试。
1980年年初，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了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议：“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不妨先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时任副总理的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表示赞同。而且，在接下来的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当着杜润生的面公开赞扬了安徽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这让杜润生坚定了信心。但接下来的一个意外又让杜润生的心一下子凉了：是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杜润生受命就包产到户作专题报告。没想到，当听到他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政策建议之后，除了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位表示支持之外，绝大多数人异口同声地说“不行”，并表示“包产到户，关系晚节”。
看到这么多人反对，杜润生也急了，立刻与反对者辩论起来：
“我想问一句，实行包产到户，为什么不行？”
“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
“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跟社会主义性质有什么关系？”
“你别忘了，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我就要问了：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选择哪一个？”
“我要社会主义！”
“那你可要搞清楚了，人民群众都在饿着肚子哩，你拿什么去搞社会主义建设？”
……
争执异常激烈，会议一时间无法继续进行，双方自然不欢而散。
就在杜润生怒气难消的时候，胡耀邦、万里等人找了过来，建议他不妨对报告中的敏感字眼采取一些迂回的词语来表示。一语惊醒梦中人，杜润生的心头立刻云消雾散。于是，当再度站在台上作报告时，杜润生就显得游刃有余了――他首先选择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同的结合点话题来谈，就是：“包产到户，对于急需要解决温饱的极端贫困地区能够发挥作用。”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对立情绪，因为解决极端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是令各地第一书记最头疼的事。这样，在融洽的氛围中，他又不紧不慢地读完了至关重要的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的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一回，大家没有激动地站起来表示反对，而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杜润生报告的基础上，与会的第一书记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细致的修订，最终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后来被称之为著名的1980年七十五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必要措施。
事实证明，杜润生主撰的这个文件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他的预期，但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因而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基层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组织做调查，
主持起草五个“一号文件”
在杜润生看来，撕开包产到户的口子算不得什么，只有把包产到户作为一项政策确定下来进而在全国推广，才算完事。
为了检验包产到户的实际成效，1981年夏天，杜润生组织了十七个联合调查小组，分赴十五个省进行调查，反馈结果让他欣喜不已：安徽的农民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希望，中国的希望”；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绳子解开了，就有干劲儿了；河北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现在一切都好了；山西的农民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这一年全国有一百六十一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而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粮食收成更是打破了多年来的历史纪录。只是，欣喜之余，杜润生的心头也升腾起一丝惆怅来：这种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合法承认呢？
恰在此时，参加完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后亲自到东北实地考察的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过来，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看完指示，杜润生异常激动。然后，他结合此前的调查结果，开始组织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人员起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发布的1982年“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而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
可想而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瞬间就掀起一阵冲天的浪潮，各地农民奔走相告，敲锣打鼓以示庆祝。对此，胡耀邦明确指示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后，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这下子，杜润生闲不住了，赶紧带领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人员展开紧张的调研，同时在全国各地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讨论，以起草新的文件。就有了此后连续四年中共中央发布的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
198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杜润生主持起草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要求：继续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政社分开，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搞活农村工商业，放宽农村流通领域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农民完成统购统派任务后的产品，私人也可以经营买卖，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对农村工商个体户的政策，参照城镇个体经济的政策执行。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农民个人或合股兴办，实行有偿使用。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杜润生主持起草的第三个“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宣布了一个广大农民极为关切的内容：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从而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文件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允许农民资金自由流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放宽农村雇工政策。对于雇工超过规定人数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此外，文件特别要求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应该说，这是鼓励农民脱离耕地进城当“农民工”的最早的一份文件。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杜润生主持起草的第四个“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明确指出：1.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任何单位都不得向农民下达指令性计划。2.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3.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4.积极兴办交通事业。5.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6.鼓励技术转让和人才流动。7.放活农村金融政策。8.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9.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10.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十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标志着农村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发展新阶段。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杜润生主持起草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强调了要坚持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重申要以农业为基础，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和水利投资，提高和改善农业技术，加强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有人说，杜润生主持起草的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的一次改革与发展的高潮。事实上，这五个“一号文件”确实可圈可点，总的方向就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同时解放农民和农村的生产力，从而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重建农业经营主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真可谓功不可没。由此，杜润生名声大振，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大家。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当年的“五号文件”，即《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要求继续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或者刚开始实施的农村改革措施，从而对此前的五个“一号文件”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
至此，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彻底走上了一条健康平稳的大道。
功成名就退居二线，
心系农民奔走呼号
1989年，在农村政策研究室变身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之后，杜润生正式退休了。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这话搁在杜润生身上却一点儿也不适用。心系农村、农民的杜润生热情不减，继续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号”。比如，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内外环境，他不止一次地用严密的逻辑和长远的眼光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要把握好两个基本方向：在国家发展层面，应从国家发展高度来考察“三农”问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应以史为鉴；在农村发展层面，除了稳定家庭承包制度，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进入21世纪以后，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经济学思考更是远远跨越了80年代的联产承包制度，其中谈得最多的三个问题就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建立农民协会，保护农民权利，让农民成为“自由人”；免除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而最近几年，在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上，他则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并有权对使用权进行市场转让，同时这一切都应当尽快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曾经，有媒体记者问：“杜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思考和奔波，到底为了什么？”杜润生一字一顿地回答说：“为了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的大发展，为了让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大发展中得到应该享有的实惠。”
自然而然，世人不会忘记杜润生。
2008年12月13日，董辅?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一起，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耀眼的灯光中，九十五岁高龄的杜润生颤颤悠悠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发表了一个话语极少但字字分明的获奖感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理应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这就是杜润生，一个总也放心不下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耄耋老人。■
（责任编辑/金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