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统计显示，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民变大约有一万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委实算不上什么民变蜂起，更休谈天下大乱。朝廷新政引起的反抗，居然少得出奇，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波澜不惊。谙熟中国政治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此十分兴奋，由此预言中国的改革会十分顺利。
新政主旋律博弈
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主旋律的话，新政时期的主旋律是立宪。不仅原来的维新党人呼吁，地方士绅响应，连朝中的大臣，分量最重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主张立宪，满臣中的佼佼者，端方、那桐和良弼，都是立宪的热心人。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最终朝廷也答应了立宪，而且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真抓实干地做了准备，各省选举了咨议局，朝中有了资政院。后来有人比较了资政院和民国后的两届议会，发现就数资政院的议员水准高，议政水平也高。清朝最后几年地方士绅的立宪请愿，声势浩大(就缩短预备期而言，其实也不是没有成绩)。
可是，除了立宪之外，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声音，这就是革命。孙中山的革命党，在辛亥前，没有成气候。只能算是“星星之火”。革命对清朝最大的威胁，是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此番暗杀，接近成功，如果一旦真的成功，其影响力其实比所有的起义加起来都大。相比较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对中国后来的进程影响还要大些。当时的这种宣传，主要是排满，强调满人对汉人的二百多年的虐待，尤其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对汉人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头，这样的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清统治者而言，的确消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操作的空间变小，让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旦犯错，就可能引发汉人士绅“非我族类”的联想。
立宪的主旋律，在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两个成熟的政治家死后，在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手里，最终变调了。这些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年轻人(摄政王载沣当家时二十五岁)，把汉人手里的权力收归满人，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然而，清末政治格局，满轻汉重，内轻外重，已非一日，满人政治能力又大幅度退化，如此收权，谈何容易?搞皇族内阁，有计划地换掉汉人官僚，甚至把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回中央，就过于赤裸裸了。要知道，在立宪的主旋律里，除了少数前维新党人，绝大多数士绅，其实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立宪，无非是想通过立宪，跟中央政府分享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结果分享不成，自己有的，反而要失掉，失给强势的西太后也就罢了，失给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让人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就这样，主旋律哑了，其他的声音就占了上风。
偶然因素助革命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几个偶然因素，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至少不一定在辛亥年的武汉取得成功。
其一，如果当时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潋，而是一个能干的汉人，起义未必能成事。那天晚上，炮一响瑞潋就挖开后花园钻了狗洞，溜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事后起义的士兵都说，群龙无首的他们，未必能撑得下去，那些没响应起义的团队，有了主心骨，没准会倒向那边。毕竟，当时绝大部分军官和一半以上的团队，都没有响应起义。
其二，如果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们没有在俄租界试验炸弹失败，而是按部就班地策动起义，起义也未见得会成功。此前半个月，武汉新军个别士兵就像武昌起义那样，也开枪闹了一场，但没什么人响应。但俄租界的爆炸，革命党人把武器、金钱连同旗帜和大印，甚至是党人花名册都丢给了清政府，而瑞潋又处置失当，既不是马上按图索骥大搜捕，也不是当众把花名册烧了，而是破获了几个据点，杀了三个人，把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花名册上有谁，士兵们心里根本没底。当时的革命党，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入党手续。于是谣言四起，人人都说，瑞潋马上要按名册大搜捕，大开杀戒。所以，尽管群龙无首，但在等死亦死，起事亦死的情景中，人们当然会倾向起事。
其三，是由于武汉这个地方，恰好钱多，枪也多。起义成功的士兵们，发现藩库和铜元局里居然有四千万元的巨款。加上自张之洞以来，武汉购买的枪械，以及汉阳兵工厂的枪械堆积如山。有了钱和枪，革命军马上就扩军。革命前湖北只一镇(师)一协(旅)，一万多兵力，当时在武汉的不足万人，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左右。革命军招兵，每月关饷十元，立刻就招满了五个协，相当于两个半师。原来的起义士兵，此时都做了军官。从前孙中山不喜欢在武汉发动起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武汉是个四战之地，就算起义成功，在四面围攻下，也容易失败。但是，一听说革命党有了五个协，周围的省份立刻就有自身难保的感觉(周边的几个省，都只有一协新军)，即使中央政府，也得耗费时日，调集超过五个协的军队，才敢进剿。这就给了革命一个机会，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机会，在没有大的战事的半个月里，好些省份都动了起来，纷纷独立。等到北洋军在冯国璋的率领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两镇，那边南京则被革命党克复，清朝大势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