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二代”大学毕业生求职记:中央最高官二代

  想靠自己的本事找工作,19次应聘全失败      今年22岁的耿维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爸爸耿文安在北方某市一家银行任处长,妈妈谭琳是市政府计划部门有实权的处长。因为有了父母的背景,耿维生从小没有被人低看过。
  可是,在耿维生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这个关口,他的生活却显得不平静。连一向和睦的父母,都时不时地爆发争吵。原因只有一个,耿维生就读的不是重点大学,学历没有竞争优势。父亲希望能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帮孩子一把,而母亲却希望儿子能够凭自己的本事找工作。
  最后,耿文安表面上让步,同意让儿子按妻子的想法自谋发展。可是,他内心里始终认为:好父母顶得过清华、北大毕业。
  虽然耿维生就读的只是普通院校,但他4年大学读得很用心,他相信靠自己的本事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毕业前几个月,耿维生与母亲沟通后,决定开始自己找工作。
  2009年3月底,耿维生去一家大型国企应聘。负责招聘的职员看了一眼他的简历,冷冷地说:“我们不招二本生!”
  首战失利,耿维生垂头丧气地回到家。耿文安一见儿子的模样,就知道结果了,他说:“儿子,实在不行,爸爸帮你。”耿维生拒绝了:“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是靠老子才有口饭吃的。”
  碰了钉子的耿文安只好找妻子唠叨:“现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不好找工作。”谭琳皱着眉头说:“我比你更心疼更爱儿子,可是现成的例子还少吗?你我身边靠关系进来的人,有几个能珍惜机遇、积极上进的?等哪天靠山不在了,他们必然首先被边缘化,最终被淘汰出局。所以,我希望儿子靠自己的本事找到可心的工作。”
  在母亲的鼓励下,耿维生很快又去一家大型私企应聘。这次,负责招聘的人对他倒是很客气,可最终还是没给他第二轮面试的机会。
  耿维生总结教训,认为可能自己的求职方式有问题。他开始有针对性的研究应聘单位,并很快锁定了一家大型商场。接下来,他用半个月时间多次去商场实地调查,写出了长达2万字的营销建议。
  2009年4月末,耿维生信心十足地去这家大型商场应聘。招聘人员只看了一眼他的建议材料就退给了他,原因还是耿维生拿的只是普通大学开具的即将毕业的介绍信。耿维生不甘心又这样被淘汰,竟直接找到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用四五分钟的时间翻看了耿维生的建议,随即告诉他:“你的建议不错,可还没好到可以录用你。”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耿维生应聘了19次,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凭父母的名片当上总经理助理,他也俨然成了公司的一张名片
  
  面对残酷的现实,耿维生心想:“或许依靠父母的帮助先找到工作,然后自己再干出点成绩来,别人就不会把自己当成无用的‘官二代’了。”于是,他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拿着父母的名片去应聘。
  2009年7月中旬,耿维生去一家大型国有化工集团公司应聘,他在递上自己的应聘材料的同时,也递上了父母的名片。招聘人员看了名片不敢怠慢,马上把耿维生领进人事总管的办公室。见了人事总管,耿维生又适时地递上了自己和父母的合影。
  3天后,耿维生接到人事总管电话。对方热情地告诉耿维生,笔试和面试对于他来说都是走过场,他已被录取了。
  得知耿维生成功找到工作,母亲沉默不语,父亲却显得异常高兴:“这招灵吧!我没求人没走后门,儿子的工作就成了。总不能说我儿子拿着我的名片,就算是我违纪吧。”父亲走近耿维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接着说:“儿子,你肯定有发展,就冲这来头!”
  听父亲这样说,耿维生没有一丝高兴。不过他暗下决心,以后要靠自己的实力赢得尊重。
  2009年7月16日,耿维生第一天上班。本来,他以为自己一定是从最基层做起,没想到人事总管竟然宣布让他担任总经理助理。而这样的职务,一般人至少需要10年的工作经验。
  第二天耿维生才搞清楚,他所负责的工作,其实原来都已有专门的副总经理在负责,所以他这个总经理助理,实际上是无事可做。
  2009年8月上旬,耿维生终于迎来了他上班后的第一项任务。总经理带着他和财会处长等人,前往一家国有银行谈业务。总经理指着耿维生,向这家银行负责贷款审批的处长介绍:“这位是我们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耿维生,是××银行耿文安处长和市政府谭琳处长的公子,请多关照!”耿维生此刻才明白,自己俨然成了公司的一张名片。
  回到公司后,贷款这件事就与耿维生没有关系了,他又无事可做。总经理的说法是:“具体的事就让手下去办理吧,你只负责大事!”
  一天,耿维生听到两个同事在议论他:“凭老子的头衔进来的,没什么本事,聋子的耳朵――摆设。”耿维生羞得无地自容。
  沮丧万分的耿维生回到家跟父亲发了一通脾气,耿文安劝儿子:“你刚入行,什么都不懂,先熟悉环境,凡事不要急着下结论。再等等看!”这时,耿维生开始后悔求职时没听母亲的劝告。
  上进青年不甘心做“花瓶男”,可是现实使他困惑至极精神崩溃
  整整半个月,耿维生上班时仍是没有工作可做,却拿着2万元的月工资。这丰厚的薪水,在他眼里就是巨大的嘲讽。
  在母亲的建议下,耿维生找到总经理,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只想从普通员工做起,让我去计划管理处或者材料供应处、销售处,哪个处都行。”总经理微笑着告诉他:“你在集团里是特殊人才,去任何一个处都是大材小用,现在的位置是最合适的。”
  耿维生彻底绝望了。他明白了,在这里,他只能是耿文安和谭琳的儿子,他成为了大家所说的“花瓶男”。一天中午,耿维生递交了辞职报告。很快,耿文安和谭琳分别接到了公司总经理的道歉电话。夫妻俩马上赶回了家,可儿子并没有回家,夫妻俩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此后,耿维生接受母亲的建议,决定靠自己的能力去找工作。在一个月内,他又参加了11次应聘,可照样屡试屡败。接下来,他去了几家小企业应聘,也都没有结果。
  几近绝望的耿维生,心又倒向了父亲这边。2009年10月中旬,耿维生靠父母的名片和照片,成功进入一家国内著名房地产企业的分公司,职务却还是经理助理。上班的第二天,经理就带着他和两位副经理去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拜访,一天竟拜访了5个重要部门。每次拜访,经理都要介绍耿维生是耿文安和谭琳的儿子,对方都非常热情。
  上班的第三天早晨,耿维生向经理要求做些具体工作,哪怕是最底层的工作都行,不再担任经理助理这样的虚职。可他被拒绝了,理由是不能大材小用。失望的耿维生当时就辞职了。
  幻想再次破灭,耿维生又转向妈妈那里寻求鼓励。母子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批量投递简历,在多次被拒绝后,终于有一家只有百余人的五金材料公司录用了耿维生,职务是秘书兼内勤,月薪1100元。可是这份工作干了不到4天,耿维生就辞职了。原来他有一次给老板沏错了茶,老板竟把茶杯摔在他的脚下。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的耿维生,当即又辞职了。
  此时的耿维生,仿佛陷入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怪圈。2009年底,他在父亲的游说下,又开始拿着父母的名片应聘。虽然也有不买账的,但几个月内应聘成功了十几次。然而,每次他的工作都是一些虚职,无非是跟着领导四处应酬。每一次应酬,父母的职务头衔都要被浓墨重彩地介绍一番,耿维生觉得这近乎是一种侮辱。
  无聊的工作让耿维生不停的逃离,单位换了一家又一家,可是每一家都大同小异。他开始夜夜失眠,心情烦闷急躁得想抽自己的耳光。慢慢地,耿维生竟有些害怕见人了。
  耿维生的最后一份工作是2010年7月找到的,他应聘到一家集房地产、家具生产和拥有大型酒店的集团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这一回,完全是靠他自己。这份月薪1500元的人力资源助理的工作,让耿维生欢呼雀跃。
  可是半个月后,公司领导不知怎么知道了耿维生竟然是公司“公关对象”的公子。于是,他被调到新项目筹建办公室任副主任,整天陪着副总经理跑项目审批等。他的身份,又是“耿文安谭琳的儿子”了。
  耿维生要求回人力资源管理部,可被总经理拒绝了。那个晚上,他拉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张凯喝酒,喝醉的小张笑他愚:“有钱赚,还这么轻闲,感谢你的老爸老妈吧!我还想像你这样,可我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指望不上。当个花瓶男有什么不好?”
  同事小张出于好意劝慰的这席话,并没有使耿维生从郁闷中走出来。一个午夜,万念俱灰的他拿起水果刀向自己的手腕割去,幸好被母亲及时发现。从这一天起,他拒绝看心理医生,也拒绝见人,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与此同时,父亲耿文安和母亲谭琳的矛盾,也越发不可调和。
  2011年1月初,耿维生终于被送进了沈阳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他被确诊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一个原本上进的青年,如今成了心理疾病患者;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也面临着解体……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