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德国人，但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和浓厚兴趣。在德国人心目中，皇帝是神秘而尊贵的。我有幸结交了一位中国皇室成员――末代皇帝溥仪的小妹、七格格爱新觉罗?韫欢(金志坚)。然而，这位可敬的老人却离我们而去了。
我怀着悲伤的心情参加了老人的追悼会。在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菊花厅，100多位吊唁者向这位83岁老人的遗体告别。随着金志坚的去世，中国数千年皇室的最后一个皇姑也走向了天国。
38年前，末代皇帝溥仪在八宝山火化，被称为“火龙”。
3 8年后，最后一个皇姑火化，可称为“火凤凰”。与末代皇帝不同的是，她没有复杂的和需要忏悔的历史，她成年后一直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挚爱的教育事业吐尽了最后一根丝。
我同七格格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认识的，我的中国妻子的母亲是她的好朋友。
意大利导演贝尔多鲁齐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多项奥斯卡奖，在德国也很轰动，当我说认识溥仪的妹妹时，很多人都半信半疑。后来我多次到中国，经常去探望老人家，她和蔼可亲又极有教养，透出一种早年熏陶出来的皇家气质。我母亲艾伦也很希望见到七格格，并于1998年专程来到北京。母亲对七格格的评价是：“既雍容又平易。”回到德国，她把与七格格的合影挂在大厅，有朋友来访她都骄傲地说：“这是中国皇帝的妹妹。”
“金老师是个罕见的好人”
半个世纪以来，金志坚先后在北京崇文区精忠街小学、227中学、区教育局教育培训班等任教。她勤勤恳恳，精通业务，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出色贡献。她上世纪60年代曾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各种“模范教师”的头衔更是不知得了多少个。
无论在她生前还是葬礼上，她的学生无不以“金老师人太好了”来评价她。她备课的辛苦，教育学生的用心，她的学生提起来就会掉眼泪。
金志坚一位现已50多岁的学生许桂琴说：“金老师教了我一年多，让我受用终身。要用一句话概括她的人品，就是出奇的善良。她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议论别人的短处。在她眼里没有好学生与坏学生，她对我这个班长说，把学生分类是不好的，不能让一些一时落后的学生从小就有自卑感。那时候金老师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可是她给每个学生买了一个日记本，无论学习成绩好坏都有。‘文革’后我们插队，和金老师失去联系，直到90年代才打听到她的地址。后来我每年都去看她，直到2004年初夏她重病住院，我每隔两周去一次。有一次，她从枕头下取出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她在崇文区政协工作时班禅的亲属送给她的，她说，‘你信佛教，我应该给真正懂得佛学的人。’我知道这是她给我的最后的关爱。二十几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金志坚对谁都不存戒心。上世纪80年代她去过几次班禅家，有一次，恰巧碰见时任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的胡锦涛，班禅对胡锦涛说：“这是溥仪的七妹爱新觉罗?韫欢。”胡锦涛先生和金志坚拉开了家常，并与老人合影留念。但是这张珍贵的照片让一位采访她的记者拿走，至今也没有归还，老人说拿走照片的记者采访后再也联系不上了，她一直感到痛心。
七格格的父亲母亲
七格格家族的显赫在封建王朝是无与伦比的，她的大哥是宣统皇帝溥仪，伯父是光绪皇帝，父亲是摄政王载沣。
载沣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至少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在历史的某些紧要关头能够急流勇退。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中山先生造访位于北京西城的醇王府。孙中山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此后，载沣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1952年病逝于醇王府。
七格格的母亲邓佳氏出生在一个普通满族家庭。邓佳氏精明强干，她能绘画，能弹风琴，还喜欢那个年代极少有人问津的摄影，是一个接受新事物的人。在母亲严格的教育与呵护下，七格格性格善良、知书达理。可惜的是，母亲这位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女性偏偏对现代医学不相信。1942年，母亲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由于拒绝治疗，终于恶化去世，终年45岁。
旋涡中的显赫家族
谈到她的家，七格格心里既有怀念――怀念父亲母亲以及逝去的孩提时代和青春岁月，也充满了复杂和难以言说的感情。
七格格出生于1921年，那时清王朝已经垮台10年了，但是从家人的口中还是能够了解到这个封建王朝第一家庭成员之间的倾轧。
“常常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光绪就是牺牲品。父亲说，光绪被软禁在瀛台时，他去看望过，光绪神情恍惚，面如土色，一只胳膊不能动弹。当时兄弟俩感慨万分，但光绪欲言又止，因为旁边有人监视。”
“珍妃跳井时我尚未出生，但父亲有她的照片，她长得的确端庄秀丽。不过珍妃的姐姐瑾妃我倒是见过，她又矮又胖，脖子很粗。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胆小，她妹妹就死在慈禧手里，她心里肯定不满，可她却爱遵循慈禧那一套。听说她时常毒打太监，还派太监监视大哥。”
“由于封建王朝等级森严，母亲作为侧福晋不能和福晋享受同等待遇。母亲的父母、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都非常生疏，我见到他们不能向姥爷、姥姥问好，他们反要向我请安。我其实挺想和母亲家的人来往，可是他们既不能到我家来，我也不能到他们家去。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姨、舅母，更没与表兄妹见过面。后来母亲去世，就完全断绝了与母亲家里人的来往。”
“我的大姐韫嫫，比我大一轮，她的婚姻很不幸，但是王府格格绝对不能离婚，回娘家住也不行。在抑郁的环境中，她16岁就离开了人世。谁都知道大姐是怎么死的，可是没有人敢道破。那时我才4岁，年幼无知，‘哇’地一声哭出来，引起了全家人的哭声，可没有人对严酷的封建礼教说半个不字。”
走出皇族，平淡生活
七格格30岁之前与之后的生活可说是天壤之别，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很清贫，她要为全家人的生存打拼，但是她却没有半点怨言：
“世代流传下来的皇室家规，使不少事情都很荒诞。比如大哥，当他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小皇帝时，父母弟妹都一律毕恭毕敬地称他‘皇上’。在他面前，长辈反而是奴才。大哥后来说，他记忆中第一次认识父亲时，他正在念书，父亲竟有点慌张地说，‘皇上好、好好地念、念书吧!’我也一直很怕这位‘皇上’哥哥。每当父亲带着我们去他的住处时，我们总大气不敢出地向他请安，喊他‘皇上’，他有时忘记招呼我们坐，我们只能乖乖地站着。我们姐妹在王府里的时候，只准在一个小院里玩，连门都不许出。我在北京和天津都生活了很长时间，硬是不知道北京有个 大栅栏、天津有条海河。在天津小楼房的阳台上，我们姐妹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感到有意思极了。在家里，不许我们随便和别人讲话，不许当着人笑，不许干活，长到17岁，衣服还要老妈子给穿，手绢脏了也不许自己洗。后来，四哥溥任用王府的一部分房屋盖了一所竞业学校，我坚决要求到学校去做点事情，好在学校没有出王府大院，父亲也就同意了。女教员们有学问、有教养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我真羡慕她们那种没有家庭礼教束缚的生活。
解放了，我们家才真正认识到这种‘规矩’的腐朽。我终于到崇文区精忠街小学当上教师，听到学生叫自己‘老师’，心底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自豪与幸福，对生活对国家充满希望，对工作充满热情。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夜的‘奇迹’。那天是1949年9月30日，为参加第二天的开国盛典游行，我们赶制旗帜，八角帽、列宁服，谁都顾不得回家睡觉，我也一样，那一年我28岁。
“看到我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同事们替我着急，开始关心起我的生活来。可我觉得很害羞，‘皇姑’自由恋爱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对恋爱我更一无所知。女教育家李淑芬给我当起了红娘，我和当时四中的政治教师乔宏志结婚了。我们俩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成天在一起不是谈教学就是谈学生。由于格格干家务在皇室是绝对禁止的，所以我连淘米、洗菜都不会，更不要说做饭。成家后我极力摆脱这种陋习，但我干起活儿来很笨拙，有一次切菜竟然切掉半个指甲盖儿，老乔很心疼，开玩笑说：‘皇姑露馅儿了，以后还是我来。’我说：‘真让你受罪，女人主不起家务来。’他和蔼地说，‘心肠好比什么都好!’”
“可惜，这个真正给了我温暖和幸福的家竟是那样短暂。1960年的一天，他工作到深夜，第二天5点钟又起床带学生去密云水库劳动，因心脏病猝发去世。我在北京医院看见他已经僵硬的遗体，心都碎了……”
“不过，领导很关心我。1961年6月10日，周总理和邓大姐第二次接见我们皇族全家。当时我丈夫去世不久，总理和邓大姐都知道了，他们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说没有什么困难。我想，仅仅70元的工资带三个孩子的确不易，但我一定能克服!我把大部分工资用来让三个孩子就近寄宿，好让我好好工作。后来我也干脆搬到学校里住，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繁忙的工作和对孩子们的爱，使我减轻了不少思念老乔的痛苦。40多年来，我一个人支撑着家里的一切。如果老乔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金志坚的一生是奇特的，也经历了许多不幸。她中年丧夫，晚年与在中学当老师的二儿子乔岱一家住在一起，减去了不少孤寂。然而，2001年，乔岱因晚期鼻癌也离开了人世。这个巨大的打击使老人几个月卧床不起，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情绪，她又强迫自己振作起来。
金志坚除去少年时有过一段特殊的皇族生活，后来直到离开人世都过着平淡的普通人的生活。她结婚时住在父亲留下的一个院子里，但为了不让自己沾上贵族气，她和丈夫搬出来租房子。她结婚时父亲还在世，父亲疼爱小女儿，要送一些家中的文物给她，这些文物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可她一件都没要。即使清贫陪伴了她后来几十年，她也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必然要经历的历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编辑／李小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