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后聪明式偏差是指人们在得知事件结果后，会因记忆扭曲、对自身预测能力或事件发生必然性的需要的诱发，而表现出过高估计自己在事前预测能力的现象。许多研究表明，该偏差普遍存在于实验和真实情境中，很难通过实施策略而减小。该现象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认知过程和社会性动机，影响因素有研究方法、个人特质、能力变量、年龄因素、个人相关度和事件效价，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对理论的整合以及校正策略在应用中的探索。
关键词：事后聪明式偏差；认知过程；社会性动机；校正策略
分类号：B842；B849
1.引言
事后聪明式偏差(hindsight bias)与中国谚语中的“事后诸葛亮”类似，指的是人们在事后总表现出自己在事前就已预测到结果的倾向，描述了一种人们在面对结果时会产生的“我一直知道会这样”(Iknewitanalong)的感觉。
Fiscbhoff(2007)提及自己曾基于尼克松在1972年对中国和前苏联的访问事件，首次用实验证实了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存在。在访问前后，他们分别对同一批被试发放了两次问卷，要求他们对访问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概率估计(如：尼克松会与毛主席见面的概率)。并且被试在事后的估计应与事前保持一致。然而，他们发现3/4的被试对实际情况出现的事后概率估计显著高于事前，即表现出明显的事后聪明式偏差。这种在事前先对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预测，得到反馈结果后再回忆最初估计值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并命名为回忆设计(memory design)。但由于回忆设计需要前后两次对同一批被试进行测量，并且初测和重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成为干扰因素。于是，部分研究者转而采用假想设计(hypothetical design)的方法，即被试直接得到反馈结果，然后假想自己在未知结果的情况下，会给出的估计值。Blank,Nestler,von Collani与Fischer(2008)在综合了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多种定义后，提出了该现象包含的三个相对独立成分，即记忆扭曲(memory distortion)，预测性印象(irepressions of predictability)和必然性印象(impressions of neeessty)。相较之下，回忆设计更多地反映了结果所导致的记忆扭曲，而假想设计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自己预测能力的事后评价，以及对结果在客观上发生必然性的感知。
用于研究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材料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较有难度的题目，让被试做出正误判断(达拉斯是德克萨斯州的首都)或选择(苦艾是酒还是石头)，同时报告自信程度；第二，真实事件的材料以及几个可能出现的结果，让被试对每种结果的发生概率分别进行估计；第三，较难准确回答的数值估计题，这其中包括一些知识性的题目(如：大象的孕期为多少个月)。而近期，许多研究者开始利用视觉材料研究事后聪明式偏差(visual hindsifatbias)(Bemstein，Loftus＆Meltzoff，2005)。不同的实验材料和研究设计，其对应的计算方法(Pohl，2007)、理论解释均有很大的区别。
Blank，Musch和Pohl(2007)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意义进行了总结：第一，该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Harley(2007)通过研究法律领域的决策指出，陪审团在对被告进行判决的过程中，本应依据被告的行为本身，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被告行为所导致结果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结果的呈现不仅提高了陪审团对事件结果的预测性，还相应提高了他们对被告自身预测能力的估计。Sligo和Stirton(1998)以一则商业道德与经济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为材料(兽医是否该违背法律私售麻醉药给农民)，给不同被试分别呈现三种不同效价的反馈结果。结果发现，接收到消极反馈(兽医私售麻醉药并被捕)的被试对兽医在决策时的风险感知，自信程度的估计值较其他组均显著偏高。FischhoffGonzalez和Small(2005)比较了“9?11”事件后的两年内，人们对再次发生危险事件的估计差异。结果显示，被试在第二年对风险的估计显著小于前一年，这是由于第二年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降低了被试在一年前的风险感知。除此之外，事后聪明式偏差还广泛存在于对选举活动(Blank et al.，2008)、竞技体育(Louie，Curren＆Harich，2000)、健康状况(Rennet,2003)以及日常生活事件的事后判断与决策中，并且具有跨年龄、跨文化的一致性(Bayen，Pohl，Erdfeler＆Auer，2007；Pohl，Bender＆Lachmann，2002)。
第二，事后聪明式偏差难以被消除，无论是通过指导语警示(Fischhoff，1977)，操控情绪线索(Fischhoff et al.，2005)或是选择专家作为被试(Harley,2007)，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减小均效用甚微。虽然部分研究所采用的校正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Sanna，Schwarz＆Small，2002)，更高层次的警示法(admonition)或分歧法(trialbifurcation))(Harley,2007；Smith＆Greene，2005)，但其应用均受到一定的领域局限，还可能导致反效果(backfire)，即引起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增大(Sanna，2002；Sanna＆Schwarz，2007)。第三，事后聪明式偏差会造成许多有害的结果，并且阻碍人们从结果中获得经验学习(Fischhoff，1975)。因为事后“早已知晓”的感觉会使人们高估自己实际的预测能力和认知水平，倾向于将积极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能力，提高对自己决策能力的自信程度；相对的，人们在面对消极结果时，无论是由于防御机制(defensive mechanism)的作用而将其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降低事件的可预测性，还是以反溯悲观(retroactive pessimistic)的心理为消极结果寻求必然发生的理由，以获得自己对事件的控制感，均阻碍了人们从结果中获得学习。虽然，Hotffrage，Hertwig与Gigerenzer(2000)指出，事后聪明式偏差是人们适应性学习(adaptivelearning)的副产品，但由于该结论是基于特定材料得出的，因而其适用的拓展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在简单介绍了关于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基本知识与特点后，将综合新近研究结果，对解释该现象的理论模型、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的阐述，并提出该现象在应用中的研究展望。
2.解释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理论模型
当前，有关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对其认知过程的探讨，即回忆阶段，记忆的重构阶段以及决策阶段。人们在得到反馈结果时，是自动地、无意识地将其整合进自己的知识库，抑或在元认知体验的驱动下进行推理后，才主动地、有意识地将信息进行选择性整合是目前存在的主要争议之处。社会性动机作为对认知解释的补充，在事件与个体自身相关时，会对事后聪明式偏差产生较大影响。由此可见，认知方式和元认知体验主要影响回忆和记忆重建阶段，而社会性动机主要影响报告记忆结果的决策阶段。目前用于解释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模型主要如下：
2.1选择性激活与锚定重建模型(SelectiveActivation and Reconstructive Anchoring Model，SARA)
SARA模型由Pohl，Eisenhauer与Hardt等人(2003)提出，主要针对数值类知识性材料。该模型的建立主要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人们通过联想机制提取知识库中与材料相关的信息，在提取线索和背景变化下引起的信息选择性激活(selectiveactivation)和偏性抽样(biased sampling)，是导致事后聪明式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人们的知识库作为认知加工的基础，可以用于生成估计值、编码反馈结果、提取或重建最初估计值。例如，让被试回答圣雄甘地逝世时的年龄，他们会从知识库中提取一系列被激活的相关数值，加以整合后确定一个估计值60，然后给被试呈现反馈结果78，这个结果会立即被自动编码入知识库，并稳定地存贮在长时记忆中。在回忆最初估计值时，大多被试会因为记忆的提取失败而选择重建记忆。然而，反馈结果对重建过程的无意识影响，直接限制了相关信息的激活范围，提高了与反馈结果接近数值的提取概率，使得被试的较晚估计值相较于最初估计值，更接近反馈结果。此外，在许多研究中，反馈结果与回忆要求被同时呈现，这使得反馈结果在记忆重建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提取记忆的直接线索(锚定值)，而较晚估计值则是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的产物。但当锚定值与最初估计值差距过大时，被试会因为无法在知识库中提取接近信息，或难以知觉到结果的似真性(plausibility)而导致事后聪明式偏差减小，消失，甚至反转。
该模型将事后聪明式偏差产生的认知过程与锚定效应相联系，针对数值估计的材料能给予较好的解释，但对其他相对复杂的实验材料解释力有限。此外，SARA模型将认知过程的改变视为自动的，无意识的，忽略了决策过程中的有意识推理、元认知体验和社会性动机，也间接表明了事后聪明式偏差的不可改变，这即与一些校正策略取得的成效相悖。
2.2反馈后最优选择重建模型(Reconstruction AfterFeedbaek with Take the BesL RAFT)
基于以配对比较问题(paired comparisons)为材料的研究，Hoffrage等人(2000)提出了RAFT模型，他们认为个体对新信息的加工是一种适应性学习，而事后聪明式偏差是其副产品(by-product)。该模型主要有三个假设：第一，对最初估计值的提取失败时，被试会进入记忆重建阶段；第二，重建过程需要利用线索和作为参照的标准变量；第三，反馈结果可以自动更新(update)知识库中的不确定信息。例如，让被试判断四川和武汉的相对大小，人们在对答案不确定的情况下会转而借助一系列线索(如：人口数量)来确定标准变量(如：土地面积)，并在简单启发式下选择一个最有效的线索(若大部分城市的面积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则人口数量就是一个效度很高的线索)以做出推论。反馈结果的主要功能在于转换了线索一标准(cue-criterion)的推理方向，人们在得到反馈结果的同时即获得了对标准的确定信息(土地面积)，进而依据标准反向推理自己先前所用的线索(人口数量)。若对线索的推断结果与标准相符，则导致的事后聪明式偏差有两种表现形式：在最初判断错误的条件下，反向推理扭转了错误线索原先的指向；在最初判断正确的条件下，反向推理使人们对最初决策的自信度进一步提高。但由于这种反向推理的结果是随机的，所以也有可能出现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减小(原本决策正确，反向推理后自信度减小)，或者反转(最初判断正确，回忆时反向推理错误)现象。
该模型对产生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描述体现了记忆的延展性(更新知识库)，它认为反馈结果可以自动地更新知识库，并无意识地扭转或巩固原先指向不明确的线索。RAFT所描述的加工过程也支持线索和标准间的联结改变是无意识作用的结果，但与SARA不同，该模型指出反馈结果并非作为一个信息单元被独立地整合进知识库，它引起的反向推理改变的是人们对该事件记忆的整个心理模型。
2.3推理模型(Sense-making Model)和修正后的动机推理模型(Motivated Sense-making Model)
推理模型最初是由Pezzo(2003)针对“惊奇感(surprise)”提出的，他认为当被试的最初估计和反馈结果差别较大时，会诱发惊奇感(initialsurprise)的产生，这种惊奇感进而成为激发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的动力。若反事实推理成功，则最初惊奇感减弱，被试表现出事后聪明式偏差；若反事实推理不成功，则被试会因为对剩余惊奇(resultant surprise)的感知而减弱、甚至消除事后聪明式偏差。
该模型在应用范围上有一定的拓展，不再仅限于知识性材料，对真实情境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研究者随即发现，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被试虽然成功地完成了推理过程，但仍记得自己最初未能正确预测结果的事实。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试仍然表现出事后聪明式偏差，其原因主要在于成功的反事实推理让被试从“我应该知道会产生这个结果”的角度报告最初决策(Birch＆Bernstein，2007)。这即体现了社会性动机对事后决策阶段的影响。
在对先前的模型进行修正后，M.V.Pezzo与S.P.Pezzo(2007)提出了动机推理模型。该模型指出，当意外出现与自我相关的消极结果时，人们会由于基本归因偏差(basic attribution bias)，而最先自发地寻找外部因素来解释这种反馈结果。若对外因的搜寻成功，则人们会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不可主导的外部因素，由反溯悲观的心理引发事后聪明式偏差；若对外因的搜寻失败，人们只能转而寻找内因。然而，内部归因可能会在自我防御机制的抵制下失效，导致事后聪明式偏差消失，甚至反转：即便接受了内部归因，人们在报告时也可能受到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干扰而做出不同决策，即为保护自我形象或避免承担责任而否认 内部归因(说谎)，报告事件不可预测(事后聪明式偏差消失)，或接受内部归因，报告该事件可以被预测(事后聪明式偏差产生)。
动机推理模型将防御机制理论(Mark，Boburka，Eyssell，Cohen＆Mallor，2003)，以及与之相矛盾的反溯悲观理论(Tykocinski，Pick＆Kedmi，2002)很好地整合在一个模型中，系统地描述了社会性动机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双向作用。与推理模型相比，动机模型对产生“惊奇感”后的认知过程加以细化，更深入地揭示了不同归因方式和动机对人们是否表现出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但由于该模型主要针对与自我相关的消极反馈，因而未将同样能引发“惊奇感”的积极结果纳入考虑。事实上，意外获得积极结果的被试也会在自我表现等动机的驱使下，产生事后聪明式偏差(Reuner,2003)。该模型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它没有对认知推理过程本身进行探讨，而以决定内在认知(推理结果)能否外显(自我报告)为切入点，描述了各种动机对表现形式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人们行为决策的复杂多变性。
2.4因果模型理论(Causal Model Theory，CMT)
Blank和Nestler(2007)共同提出的因果模型是对以往一些相似模型的整合，主要用于解释呈现事件结果(event outcomes)后导致的事后聪明式偏差。该模型认为，人们在解释结果产生的原因时，会主动地搜索先行条件(antecedent conditions)，并通过特定的机制对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以阐述。该机制的似真性越强，引起的事后聪明式偏差越大。
CMT模型认为，事件结果作为线索会引起对信息的有偏搜索，这即使人们倾向于提取支持结果产生的先行条件，并通过推理有偏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高对结果发生的似真性感知。在某些情况下，被试还可能为了体现控制感或消除失望感，而认为该结果的产生具有必然性(inevitability)。其中，因果推理还可能包含反事实推理。并且，只有在因果推理成功的情况下，事后聪明式偏差才会产生。
近期Nestler和von Collani(2008)又提出了对该因果模型的补充。他们通过控制先行条件的数量，以及条件分属范畴这两个自变量，来探索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程度。结果发现，当两个先行条件同属一个范畴，并能整合在同一机制中对反馈结果做出解释时，偏差增大；而当两个先行条件分属不同范畴，必须经由两个不同机制分别进行因果关系推理时，其产生的偏差等于，甚至小于只呈现一个先行条件的情况。这是因为整合同属一个范畴的两个先行条件会构成联结效应(conjunction effect)，增强了该机制的连贯性和似真性。此外，他们还通过分离推理过程的两个子过程(subprocess)，即提取先行条件和条件效度评价过程，证明了认知负荷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并非在于对条件的提取限制，而是因为评价条件的过程受到了干扰。这个结论为CMT模型的核心提供了进一步的实验支持，即事后聪明式偏差是主动的、努力的认知推理结果(Nestler,Blank＆voll Collani，2008)。
与其他模型不同，CMT引出了构成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另一成分一必然性印象。必然性印象的提出表明，事件效价(尤其是消极)并不总会启动人们的预测性需要或扭曲记忆，它可以使人们在保留最初错误判断或决策记忆的同时，提高对事件结果发生概率的评定。此外，对CMT模型的补充指出了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发生阶段，为探索校正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2.5元认知模型(Metacognitive Model)
许多研究表明，认知过程和元认知体验(meta，cognitive experience)的交互作用，会共同影响事后的决策结果。由此，Sanna和Schwarz(2007)基于先前的研究成果(Sanna et al.，2002)提出，对人们的决策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在于思考内容(thoughtcontent)与元认知体验的相对易得性(availability)。如果人们在接收到反馈结果时，思考内容易得，且不受元认知体验的消极影响，则他们的决策会与思考内容保持一致，即思考产生反馈结果的原因，引起事后聪明式偏差；思考产生对立结果的原因，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但当人们的思考内容受制于元认知体验时，就需要分别考虑不同唤醒程度下元认知体验的影响。如果反馈结果引发的惊奇程度较低，认知加工过程流畅，被试容易按要求提取到支持或反对结果的理由，则事后聪明式偏差与不受元认知体验影响时的变化方向一致；相反的，如果反馈结果引发的惊奇程度较高，加工过程不流畅，被试难以提取到支持或反对结果的理由，则他们的决策会与思考内容相悖，即越多地考虑产生反馈结果的原因，引起的事后聪明式偏差越小，越多地考虑产生对立结果的原因，引起的事后聪明式偏差越大。
Sanna等人(2007)的模型融合了一系列的元认知体验，如惊奇感、加工流畅性。与先前模型的侧重点不同，该模型结合了元认知体验，以考察其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为解释该现象的多向性和校正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向。
MueHer和Smhlberg(2007)也提出了一个元认知模型，并获得了实验支持。他们认为以往的研究都是通过调节反馈结果或被试的期望水平来影响惊奇程度的，而这种操作容易混淆惊奇感与内容特征(如引发的推理潜能)两个变量。为解决该问题，他们采用改变任务难度以操纵认知要求的方法，成功地在高认知要求的背景下诱发了相对于低认知要求背景下更强的惊奇程度。根据实验结果，他们提出了解释事后聪明式偏差的三角模型：在不提示被试“惊奇”程度是由任务难度引起的前提下，“惊奇”可以作为一种启发式线索(heuristic cue)，直接用于衡量结果的似真性(plausibility)，以激发推理过程。然而，这种推理只有在决策时间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完成(事后聪明式偏差产生)；当决策时间有限时，“惊奇”线索会被直接用于预测事后聪明式偏差，即惊奇程度越高，事后聪明式偏差越小。
与Sanna的模型相比较，Mueller和StaMberg建立的元认知模型仅以“惊奇”为线索，着重突出了决策过程中心理容量(mental capacity)对相同加工过程的不同影响，即当心理容量有限时(限制决策时间)，人们的决策更多地依赖启发式线索，而当心理容量没有限制时(不限制决策时间)，人们的决策更多依赖于理性的推理。后者的元认知模型指出了“惊奇感”在决策时间这一因素影响下，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双向预测作用。以上两个模型均表明，元认知体验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贯穿于整个认知过程。
3.影响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因素
3.1研究设计的选择
关于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研究主要存在回忆设计和假想设计两种方法，但有研究者认为事后聪明式偏差仅能通过回忆设计呈现(Fischhoff，1975)，而假想设计中体现的是“一直都知道”效应(“knew-it-all-along”effect)。
在回忆设计中，被试对最初估计值的编码，会伴随记忆痕迹的持续性而影响事后估计的过程。此外，被试也可能以元认知体验为线索，减小、甚至消除事后聪明式偏差。在假想设计中，被试由于缺少作为参照的事前认知过程和估计值，导致反馈结果作为锚定值，或提取线索直接影响了其在搜索、重建信息时的认知策略，提高了其选择相近信息的概率，并且，这种搜寻策略还可能在动机因素(如自我表现关注、印象管理)的影响下进一步扩大偏
此外，在回忆设计的条件下，处于记忆重建阶段的被试，可能受到锚定效应(数值型材料)和元认知体验两方面的共同影响。若元认知体验的作用大于锚定效应，则被试可能会依据惊奇线索，或认知加工难度而扩大预期和反馈结果之间的差距，减小事后聪明式偏差。然而，在假想设计中，被试因缺少元认知体验而受到锚定效应的主导影响，致使事后聪明式偏差增大。由此可得，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程度的探索与研究方法的选择存在很大关联，且在假想设计中得出的事后聪明式偏差大于回忆设计，这个结果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实证支持(Pohl，2007；Fischhoff，1977；Birch＆Bloom，2007)。
3.2个人特质
Musch和Wagner(2007)在总结了大量探索事后聪明式偏差的个体差异研究结果后指出，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al concern)和场依存性(fielddependence)是两个与事后聪明式偏差密切相关的因素。在假想设计中，关注自我表现的人更倾向于给出与反馈结果接近的估计值，以满足自己表现“聪明”的需要，而这个特质主要体现了社会性动机对事后决策阶段的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场依存性的个体，在加工信息时倾向于利用外在参照框架，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反馈结果的暗示作用影响，从而将反馈结果即时同化，并且难以在重建最初估计值时分离反馈结果和最初加工的信息内容，导致其回忆的估计值更接近结果(Musch，2007)。
此外，Pezzo和Beckstead(2008)研究发现，在对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时，具有高控制感(controllability)的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显著大于低控制感被试，但这种差异在事后告知被试“某事件没有发生”的条件下消失。预见性需要(the needfor predictability)、认知需要(the need for cognition)，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等特质也被一些研究者所关注，然而，因其得出的结论一致性低，关联复杂，目前仍难以明确与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关联(Musch，2007)。3，3能力变量
目前被认为会对事后聪明式偏差造成影响的能力变量主要有智力(intellengence)和专业知识技能(expertise)。Musch和Wagner(2007)提出，智力水平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可能以认知容量为中介，较大的认知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被试信息提取的全面性，如将对立结果纳入考虑，从而减小偏差。然而，只有少量的研究证明智力水平与事后聪明式偏差呈负相关，且这种相关的得出仅限于假想设计的研究方法。该结果提示，认知容量的大小与被试在特定情境下的提取方式并不一定存在关联，因为人们总习惯于简单启发式的决策；此外，由于认知能力与社会性动机常对事后聪明式偏差起相反作用，这即增加了研究者对一些相关结果进行明确阐述的难度。
专家知识技能是能力变量中探讨的另一个主要影响因素。然而，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径一致。Pohl(1992)发现专家的事后聪明式偏差显著小于新手，且这是由于专家相对较强的记忆能力，使得他们在回忆阶段的表现好于新手；但若仅考察记忆重建阶段，专家与新手并不存在差异。Harley(2007)指出，专家即使在对其相应领域的事件进行判断时，也无法避免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这可能与专家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自我表现等动机有关，也可能是受到了“知识的诅咒”(the curseof knowledge)(Birch＆Bloom，2007)。因为专家的知识库相对完善，因而在获得反馈结果时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对结果进行解释，导致其对结果似真性感知的提高。综上所述，专家意见的影响可能包含多个方面，因而其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预测方向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3.4年龄因素
Bemstein等人(2005)通过采用模糊处理的视觉材料，研究了学前儿童与成人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差异。给低难度组被试呈现清晰图案，后调节使其辨认度逐渐降低：高难度组反之。再让被试进行物体辨别。结果发现，学前儿童较成人被试明显高估自己在低难度组中的辨认能力。
视觉事后聪明式偏差作为该领域中较新的一个部分，被Bemstein等人(2005)认为是“知觉干扰效应”(perceptual interference effect)下的产物。他们通过实验证明，知觉干扰效应的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小。因而，学前儿童在对逐渐模糊的物体进行辨认时，较成人更难忽略先前对清晰图案知觉的影响，进而表现出较大的事后聪明式偏差。
Birch和Bemstein(2007)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后，提出儿童在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中的局限主要源于其分辨信息来源和时间能力的缺乏。由于儿童的知识库内容匮乏，仅能对新信息进行迅速同化，而不能进行很好地区分。这即导致儿童在选取认知角度时，无法忽略当前已有知识的有偏影响，而恢复到朴素认知状态考虑结果。该研究还表明，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机制探索需要结合其他相近的理论和范式，例如通过考察儿童的认知局限，进一步揭示了事后聪明式偏差可能存在的潜在机制――对知觉流畅性的错误归因(fluency misattribution)，以及抑制能力(inhibition control)。
事后聪明式偏差范式与倒摄抑制(retroactiveinhibition)范式较高的相似性，促使Bayen等人(2007)以年龄变化为切入点，综合比较了不同年龄阶段被试表现出的事后聪明式偏差差异。结果显示，相较于年轻人，儿童和老人更容易受到倒摄抑制的影响。Dumton，Thomas，Yang，Ulug，Zimmerman和Cascy(2002)应用fMRI技术，为儿童和成人的抑制机制提供了神经科学的实证支持。他们指出，抑制作用与大脑前额叶的激活水平以及顶叶区域有 关。前额叶作为大脑中最晚发展，却又最早进入衰退阶段的区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信息抑制能力，这即解释了儿童与老人容易产生更大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原因。
3.5个人相关度与事件效价
研究者在模拟各种真实情境时发现，并非所有反馈结果都会让被试呈现出事后聪明式偏差，偏差的产生与否主要取决于发生事件的效价(eventvalence)，但对未发生事件的事后评估不受事件效价影响(Pezzo＆Beckstead，2008)。Lome(1999)在让被试做出决策后，分别给予积极、消极或无反馈。结果发现，获得积极反馈的被试较控制组(无反馈)表现出更大的事后聪明式偏差，而获得消极反馈的被试的事后聪明式偏差消失。此外，被试在评价相应反馈结果对自己能力的代表程度时，表现出了明显的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即倾向于将积极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回避承担消极结果的责任。
在以与自身相关的事件为材料进行研究后，Louie等人(2000)又比较了被试在评价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团体时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差异。实验设置了竞争性的团体商业决策情境，让被试对自己所属团体与其他团体的反馈结果进行事后评估。结果发现，结果效价并非决定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充分条件，被试仅对自己团队的积极结果，以及其他团队的消极结果表现出与事后聪明式偏差；而不对自己团队的失败，其他团队取得的成功表现出事后聪明式偏差。该研究证明，自我相关度和结果效价(消极、积极)这两个因素会共同影响被试对结果的偏好，决定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程度。
Rcnnvr(2003)反馈真实健康信息(胆固醇含量)的研究拓展了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外部效度。研究结果显示，在得到与自身健康有关，且脱离预期的消极结果时(胆固醇过高)，被试立即表现出了事后聪明式偏差，但这种偏差在几周后的再次回忆中出现了反转。由于该实验采用的是个体真实的胆固醇测量数据，因而诱发的动机较实验控制的更为真实、复杂。首先，得到预期之外消极反馈的被试，在即时回忆中的反应是多种情绪体验的综合，如惊奇、焦虑和恐惧，他们的事后聪明式偏差表明焦虑和恐惧在即时回忆时超过了惊奇感的作用，他们需要启动对结果的控制感以降低焦虑水平。换言之，被试在即时回忆中的估计值与真实结果的接近程度，实则反映了其内部防御机制的强度。然而，几周后，他们在适应过程中焦虑情绪逐渐减少，因此，在再次回忆时惊奇线索和自我服务偏差占居优势，致使事后聪明式偏差反转。该结果表明，消极结果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预测方向难以确定，在一定范围内，负性情绪启动的自我服务偏差或惊奇感预示着偏差的减小，而当结果对个体产生威胁时，其引发的事后聪明式偏差在一段时间间隔内会发生较大的逆转。
Rennet的实验结果也可以用“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Festinger，1957)的理论解释。被试最初预期的积极反馈(低胆固醇水平)与实际呈现的不利状况(高胆固醇水平)诱发了不协调的心理过程，被试为了减弱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和不适感，在得知结果后立即表现出事后聪明式偏差(体现控制感)，并且在几周后报告出比最初预期更低的胆固醇水平(使自身的感受和报告内容一致)。Blank和Nestler(2006)在用“莱比锡申请奥运会主办权”事件考察事后聪明式偏差时也得到的类似的结果，被试最初对期望积极结果(莱比锡赢得主办权)的信念越强，就越难受到实际消极结果(莱比锡甚至未能进入最后角逐)的影响，因为对消极结果的事后预期会产生与之前信念的冲突，从而导致认知失调。由此可见，在不同动机驱动下引发的认知失调，会对事后聪明式偏差产生不同的影响。
4.应用与展望
事后聪明式偏差作为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同时涉及认知领域和社会决策领域。对该现象的深入探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兼有很大的实践应用价值。当前对该现象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完善理论模型，进一步揭示事后聪明式偏差产生的机制；二是明确影响因素对事后聪明式偏差的预测性；三是探索校正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策略。
综合当前的理论模型，可见事后聪明式偏差的产生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其涉及的过程多。其中，元认知体验贯穿整个过程，认知推理受到元认知知识、先行条件的提取和评价的制约，决策在多种动机作用下变化多端。这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复杂性，但也为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此外，Blank等人(2008)提出的三个独立成分，体现了事后聪明式偏差与一般记忆偏差现象的相异之处，记忆的扭曲并不仅反映在对记忆内容的质的改变上，也反映在对其量的改变上；即使在最初记忆与反馈结果共存且对立的情况下，事后聪明式偏差仍可能产生。由此可见，目前的理论模型各自在解释力上都还存在不足，这可能由实验材料所致，还可能受限于研究方法的单调性。无论是针对模型的完善，还是影响因素对事后聪明式偏差在质或量上的作用，均表明拓展研究方法是当前的发展趋势。已有研究者开始比较各类相关记忆偏差的研究范式，如错误信息，错误的自传体记忆(Mazzoni＆Vannucci，2007)，或引入感知觉(Bemstein et al.，2005)、神经科学(Durston et al.，2002)等领域的概念和手段，为完善并丰富研究方法提供新的视野。
在社会决策领域中，事后聪明式偏差体现出了其极高的应用价值。如人们在事后过高估计自己的预测能力，会减小人们在将来避免类似消极事件的可能性；企业在前期的投资成功后，会因为积极反馈而忽略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机遇成分，过多地将结果归因于自身的能力，并相应地增加自信水平和对风险的追求，导致后期投资决策失败；危险事件后的相对安全期，也会降低人们对潜在危险的估计，从而减少了防范意识；在目睹不道德或不法行为未遭致不良结果时，人们会因追求利益或个人需要而降低了对行为本身的风险估计，导致该种行为发生率的上升；在法律案件中，陪审团对结果信息的接收会促使其对被告事前预测结果能力的过高估计，进而导致判决中过多的责任要求，以及对赔偿金额的相应增加。尽管类似情景在生活中不断上演，人们针对控制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策略研究仍非常有限，取得成果的适用性也不高(Harley,2007；Sanna etal.，2002；Smith et al.，2005)。因此，结合理论，引导发展控制该现象的策略，使人们的认知和决策更为理性，是该领域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极具潜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