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我当文化部长，惊了！ 最早在一九八六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 will be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
从一九八五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说是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将去文化部，一会儿说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是人选，一会儿说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少将已成定局……对此，我未加注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明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广播影视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这般，说话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陆文夫，我便饶有兴味地观看着。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只希望我以一个文艺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起一些桥梁的作用、进言的作用、提倡健康与理性的作用，缓和可能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整肃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想自己去管，去决策，去负责，去拍板。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说，我现在创作正在盛期，如果改为行政官员，我太痛苦了，我一辈子就是想写点东西，前边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坏不能写作，后二十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结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写作，这可真是悲剧啊……
我没有公开说出的是，什么，去当部长？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岂能不陷入凶险的所谓文坛的人际斗争，斗到势不两立，斗到上下皆烦，斗到捶胸顿足，斗到乌烟瘴气……
我找了胡乔木，我找了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我大肆活动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相反――辞谢。
妥协结果是只干三年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说他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身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他没有细说，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也许是我没有听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当然，党的领导人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
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意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六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
“红里透紫”时期的心象
上任伊始，参加过一次出头露面的活动，是纪念外文版《中国文学》的一个会议吧，那时外文出版局是由文化部管的。我应邀上台讲话的时候掌声热烈，我立即说：“上台的时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台的时候能有一点点掌声……”
陆天明给我写了一封信，和悼词唁电差不多。总而言之，他认为一个他唯一寄予期望的中国作家从此不再存在了。
而最最鬼机灵的信件是河南作家张宇所写，他的一本小说集《活鬼》即将出版，他要我给他写一个序。他说，有人对他说王某现在当了什么什么，不会有工夫给你写序了。他说他不信，他认为区区一个文化部长，当了也就当了，怎么可能影响王老师的文学活动呢?
我还是高兴得大笑起来。知我者张宇也。
五月初，我应邀去烟台参加作协的儿童文学会议，初尝走到哪里都得到部长式的尊敬与完善接待的滋味。后来又去了济南与曲阜。在曲阜，碰到旅居美国的学者董鼎山，董后来写文章，说是在孔子故里人们放鞭炮向新任文化部长致敬，非也，那是是晚在那里举行宴会的一个商人的排场。董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与民盟的冯亦代先生很要好，连他都会对我的就任部长做出不实的报道，唉！
这就是一九八六年王蒙处于“红里透紫”时期的心象。这当然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产物，却也有“分界处”，“不期而遇”，“讳莫如深”，“忧伤豪迈”，“无言”“无力”“无形”却又“把一切承载”的“赞叹――悲哀”。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到一九八九年九月，我一共在文化部上岗三年零五个月。至今我仍然受到文化部的多方照顾，受到文化部新老领导与工作人员的善待，我是很惭愧的。
所余只有往事和怀恋
回想起来，我在北小街46号前后十二年，住得最久，直到一九九九年“五一”节才走。中间夏老与女儿沈宁还来看过一次。人都有兴致看看旧居旧友，默送光阴的，也是自身一部分的一去不返。
也是在这里，一九八八年国庆节，我工作正在兴头上时，正是四方看好之时，我给中央领导写了辞职信稿。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表示完全同情我的想法，并积极物色人选。我也推荐了一些人，包括贺敬之与高狄，但领导表示尚难定论。目前我做得还算“顺”，所以再等一等。
一九八八年秋，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必须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当然，我有时也审问自己，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呢？如果一切顺风顺水，步步高升，你王蒙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敢回答的仍然有一句话，我不会放弃写作，我不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领导。
现在，这个小院已经彻底拆除了。我仍然微有遗憾，不是因为拆迁，不是为了纪念，而是我在那里整整十二年却还有些不那么入拶、不那么熨帖之处。这十二年，我太忙了，心忙，不是忙于各种事宜就是忙于写作。46号是我的车间啊，四部季节系列《暗杀――三三二二》，一大堆中篇短篇，关于《红楼梦》的许多文字，关于李商隐的许多文字，关于“人文精神”的许多文字，还有美国的、新西兰的小说英译汉，都是madeinNo．46。它不像在任何另外住过的地方，那么让人踏实，那么心安理得，那么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日子，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仍然得趣于温习在北小街的已不存在的46号小院度过的日子，却又微感惆怅。这也是旧事了，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如普希金所写，所余的只有往事和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