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发展正在进入一个高压时期。 当中国从吸收大量外资，逐渐转向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开始扩大对外投资时，许多国家就对来自中国的资本感到了担忧。比如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欧盟要学习美国的做法，对来自主权基金的投资收购实施审查，像美国那样设立一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根据情况随时建议美国总统阻止外国直接投资。有西方媒体称，这类主权基金的来源主要就是中国、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家，他们的行动往往有政治和其他动机，而不是简单的利润回报。引起默克尔担忧的原因，大概是中国对美国私人股本集团黑石的投资，以及对入股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意向。
来自汇率的压力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美国许多政治人物一直把人民币的低估认定为对华贸易赤字的原因。这里面的逻辑貌似简单，也很容易从普通大众那里捞取政治上的好处。但实际上情况远非这么简单，不谈中美贸易本身，就说贸易赤字，这对美国来说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设想如果美国的贸易都实现了平衡，那么流动在国际上的大量美元恐怕会对美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当年美国亲手埋葬自己领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一个很不负责的行为。而在汇率压力的问题上，最新的发展是法国也加入了施压的行列，新任总统萨科齐声称，要欧洲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也向中国施压。
贸易上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花样在不断翻新。从纺织品配额问题，到商品倾销问题，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即“危险产品”问题。7月24日，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消费者保障专员梅格丽娜?库列娃表示，中国政府将在11月份向欧盟提供被控的中国产品的安全报告。这些被控存在安全隐患的中国产品林林总总，从牙膏到玩具到食品，这么多中国出口商品都被欧盟盯上，甚至被扣上“危险产品”的恐怖帽子，恐怕会吓跑一大批消费者。
资源的压力也不新鲜了。只是在中国逐步强盛起来的过程中，能源的议题和花样也在不断翻新，旧的担忧随着时间的发展逐个不攻自破，新的担忧又不断出现。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就可发现，早期出现的有对“谁来养活中国”的担忧。西方有人担心世界粮食都会被用来填饱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的肚子，从而造成全世界的粮食危机。最新出现的是中国“四处掠夺资源和能源”的种种危言，基本的意思都是“一以贯之”。而现今中国对外的投资又被扣上了不顾当地社会和环境，一心只为赚钱的脏“帽子”。
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也面临种种猜疑和无理指责。从一个接受援助的国家，到变成一个可以较大规模地进行对外援助的国家，这标志着中国的巨大进步。过去，中国也有对外援助，即使是在我们自身最艰苦的时期，我们也对更需要外来援助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结下了深厚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但那个时候，似乎“攻击”中国外援的人并不多，而当中国发展了，对外援助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大，外来的指责和压力却随之而来，声调还不断升高，人权和环境成了最简单而便利的武器。
从贸易到投资，再到援助，中国的国际活动所面临的压力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几乎无处不在，好像我们只要动一动，就会有人来施压。事实上，这种外来压力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当中国10多年来每年以高于10％的速度发展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坦然面对如此庞大而又如此快速发展的一个力量。
这种压力也反映了某些施压方的不知所措，他们拿自己所批判的方法来应对中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对此大肆挞伐，而另一方面又以此为武器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我们来说，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不是压力本身，而是我们如何应对压力。关键是我们自己在压力面前不能乱了方寸，否则会因小失大。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都会面临着来自旧有秩序的受益者，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有的国家能够顺利地顶住压力，并成功地度过困难期，最终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笔者看来，日本的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5年）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那个十年是日本战后的一个转折点。从神武景气开始到东京奥林匹克结束，日本承受了战后的恢复期留下的困难，同样面对在这个十年中，日本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受到的国际质疑，比如，西方舆论曾质疑物美价廉的“日本制造”，也曾纷纷夸大因为高速发展而不断造成的各种正常事故，对日本企业的海外行为也是无端犯忌。但日本最大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继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今天日本的主要模样，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
可见，一个国家面临的高度压力期同样是这个国家能力的喷发期，学会承受压力，同样也学会了如何积蓄自己的能量，最关键是如何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