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药应该倾泻在战场上，射进敌人的躯体内，但和平年代过期的弹药则需要销毁。位置偏僻的乱石山脚下的沈阳军区某弹药销毁站，就专门负责销毁全战区报废的各类子弹和炮弹。 “5年来，我们销毁的弹药能堆成一座大山，可以打一场战争了。”身材高大的郭武站长说。2002年，他参与了这个新单位的组建，并见证了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弹药销毁场。
“但销毁弹药的高风险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性格爽朗的郭武站长有点严肃地说，“过期或者质量存在问题的弹药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可以说，我们是和平时期接触弹药最多的军人，了解我们的人都说，他们平时不打仗，但是却天天上战场。”
“真的，干的时间越长，我的胆子越小。”郭武认真地说。
操作规程都是用血写的
第一次打开弹药箱，看到黄澄澄的弹体时，二期士官刘维民的心中掠过一丝兴奋，那时他还是一名列兵，电视上看到的让敌人血肉横飞的炮弹实物就在眼前。但不久前的培训经历以及作业区墙上“违章等于自杀，侥幸必出事故”的标语提醒他，这不是一份讲究浪漫或者豪情的工作。
长长的报废弹药拆卸车间类似工厂的流水线，放置炮弹的链板传输机穿过一道道工序车间：开箱取弹室，卸底火间，拔弹间，取发射药间，取铜壳间，火工品暂存间。每一个工序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每个车间几个人，每个人做几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销毁站政委孙秀忠说，“在销毁站官兵的心目中，墙上悬挂的《弹药销毁业务管理实施细则》、《弹药处废安全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都是神圣的，我们常说‘法规制度是铁，谁碰谁出血’，这不是一句吓人的话，干这行的人都明白，每一条操作规程都是用血写的。”
静电对于弹药销毁来说是很可怕的。因此，销毁车间的地面铺设的全是油漆状的防静电树脂，下面埋设着导静电铜线，以防止静电累积。室内的电灯、开关全部是特制的，可以防止静电泄漏。工作人员穿着的也是特制的防静电工作服，工作使用的锉刀、钳子等工具都是有色金属的，通常是铜制的，它们与炮弹摩擦不容易产生静电。
“每一道工序都是人命关天，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工程师曹海庆边说边比划着，“比如搬运弹药的时候，要求一只手必须护住底火。一旦出现失误，底火撞击到硬物――一眨眼的工夫，一切都结束了，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有一次，曹海庆和两名战士负责拆卸手榴弹，快收工时遇到了意外。一枚手榴弹弹头和木柄分离时，拔弹机意外带动了木柄内的拉火环。千钧一发之际，眼疾手快的曹海庆迅速停机。他独自走进抗爆间，小心翼翼取走了拉火环已经被拉出木柄的手榴弹，排除了险情。
棍状、红褐色的发射药散发着特有的霉味儿，按照火工品不过夜的规定，发射药从弹筒中取出后当天必须烧毁。作业区边缘一大块地表焦黑的空地就是烧毁场。发射药在那里被铺成带状，逆风点火、烧后洒水，这些经验都是多年的摸索积累下来的。
卸下来的底火、引信以及过期的子弹也都被摆放在烧毁场特制的铁笼内，架上木柴等点火燃料烧毁。油脂引燃木柴后，再经过4~5分钟，爆炸声就会响起，噼啪声一般会持续两个小时才结束。
然而一次任务中，一个“钢箱”突然熄火。另外两个钢箱烧毁完成后，所有人员撤离到300米外隐蔽，负责点火的排长李铁刚穿上20多公斤重的防弹衣，匍匐靠近钢箱，顶着刺鼻的味道，终于完成了重新点火任务。
李铁刚是从军械院校毕业的本科生，销毁站一位领导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相处几个月后，女孩子了解到他从事的弹药销毁有危险，很快就和他分手了。
与过期弹药相比，那些无法拆卸的弹药属于“顽固分子”，只好直接炸毁。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一种危险系数更大的工作。
一年夏天，官兵们把一些锈蚀的炮弹运到山凹中的炸毁场集中炸毁。炮声响起、泥土飞溅之后，郭武站长觉得爆炸声不对，“有一个坑没有爆炸！”所有的人心中顿时一沉。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穿上防弹衣，拿着望远镜慢慢靠近未爆弹坑，从望远镜中发现，爆炸产生的石块砸断了这个坑里的两根导火索，判明情况排除哑炮之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责任心最关键
有着29年军龄的郭武站长不吸烟，孙秀忠政委也不抽烟，邢晓东总工也没有这个习惯，销毁站的官兵们忌讳烟。孙秀忠政委说，前一任老政委任福广有30多年的烟龄，调到这个单位后，一个月就把烟戒了。
“这就是责任心的力量。”和弹药打了20多年交道的邢晓东总工说，“在保证技术的条件下，责任心就显得非常关键。”
每次执行任务，销毁站的几个领导都会在现场。有一次军区机关悄悄地来突击检查发现，销毁站6个领导，一个在家值班，其他5个都在作业现场。
“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消除战士们的恐惧心理，二则战士们也不敢麻痹大意。”孙秀忠政委说。
但是弹药销毁站的干部在现场仅仅带头干似乎是不够的，“干部在现场最关键的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发现不了隐患，事故就会天天在你身边晃悠。”邢晓东总工说。
一年夏天，正是销毁作业最繁忙的季节，郭武来到销毁车间查看温湿度表，发现每个工间的湿度都在50％左右，按照规定，重要工房湿度不能低于70％。郭武立即调来备用消防车，对工房周围环境进行喷洒增湿，同时抽调两名战士对各工房地面不间断洒水。
有一天，邢晓东总工在卸底火车间发现，卸下的底火有50个，而工序的限量为40个。超过一个，就多一分安全隐患。平时幽默风趣的邢总工严肃得吓人，他责令工作人员马上停机，立即按规定进行改正。
邢晓东总工说，搞弹药销毁这个行当必须善于“察言观色”，官兵的思想有没有疙瘩，直接关系到他们能不能在作业现场聚精会神地完成每一道销毁作业。有经验的军官常常心很细：看战士吃饭，是狼吞虎咽，还是茶饭不思；看战士睡眠，上床后，是很快入睡，还是辗转反侧，心事重重；看战士走路是挺胸抬头，还是驼背弯腰，蔫不拉唧。一切就尽在掌握了。
干这一行时间长了，不自觉会对生活中一些东西恐惧。比如，他们对爆炸声高度敏感。销毁场靠近大山，附近的老百姓开山采石头，每一次爆破声都引起他们的高度紧张。
冒烟也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在销毁工作中，发射药一冒烟就着火。他们对周围的山火、清明节老百姓上山祭祖烧纸特别注意。一次，他们发现办公楼附近冒起了烟，顿时高度警惕，最后才发现是炊事班做饭冒出的烟。
他们害怕警报声。销毁站每个营区都有警报和消防车，提起警报声，他们都有一种职业恐惧，“最好不要听到这种声音。”曹海庆说。一天，官兵们正在吃饭，突然听到警报声，大家立即齐刷刷跑出食堂，后来发现是一名职工患病，120急救车前来抢救。虚惊一场。
没给领导递过一支烟
危险的工作环境造就了异常融洽的官兵关系。士官赵苏斌已经向外单位的老乡吹嘘过好几次――2007年5月，他们一天卸了21节车皮，平时的工作量只是七八节车皮，连运弹药的人都感叹：“没见过干活这么拼命的单位。”
“站长、政委都和我们一起干，离远了根本看不出哪是干部，哪是兵！我们这儿，干部和战士一个样，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们干活还有啥说的。”赵苏斌说。
让赵苏斌骄傲的还有销毁站的伙食，“每天的自助餐都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站里的领导都和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的伙食费都给用到顶了。”
弹药销毁站的作业区一般是和休息区分开的，休息区内有众多的娱乐设施，塑胶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10人制的人造草皮足球场利用率最高，即使下大雪的日子也不例外，经常是扫出一块空地，干部战士就一起上阵，你抢我夺，踢得不亦乐乎。
“对于战士们来说，改选士官、考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走民主评议的程序。”孙秀忠政委说，“这样最敏感的问题反而很容易解决了。”
2006年年底改选士官，曹海庆发现平时干得不错的小何没有写申请。小何对他解释说：我心里有数，早就对自己排了位，我的希望不大。几天后，民主投票，小何位居第五，他们销毁一室的士官改选只有4个名额。
赵苏斌说：“我们喜欢这种公平公开的环境，我改选士官两次，连根烟都没给领导递过，平时干得好，立功受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销毁站的领导常跟客人讲述一个数字――1∶31。5年来，从外单位调进来31名官兵，除去一个被上级领导机关看中调走外，没有一人要求调走。
“我们舍不得这个环境。”二期士官赵苏斌说。
2007年9月，销毁站成立5周年，他们没有组织庆典，反而对安全销毁工作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查找安全隐患。
“零事故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孙秀忠政委说，“我们的工作决定了我们距离危险常常只有一厘米，但我们始终保持着这一厘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