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4日以来，四川省委组织部从全省各高校及科研院所挑选的20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分别到各市、州党政机关报到，履任新职。 这些干部，全都是1960年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且都在各高校及科研院所任正处级以上实职。其中，年仅41岁、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李树勇，被安排在自贡市发改委任副主任；另一位同等学历的西南科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朱目成，被安排在德阳市市委任副秘书长。
四川省委组织部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选拔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从政，是省委为改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知识、专业、年龄结构，也为2007年市、县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做好人才储备，进一步提高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整体素质而采取的一项特别举措。
学者从政，对时下中国来说，正成为中国政坛的新气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界已向学者敞开了一扇便捷的大门。
核心智囊中的耀眼明星
在中国最高层的核心智囊团中，有一批如王沪宁、曹建明、夏勇等这样的耀眼明星，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及其最高领导卓尔不群地实施治党治国主张积极出谋划策，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1955年出生于上海的王沪宁，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他是著名学府复旦大学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被学界誉为“一本政治学辞典”的著名学者。
提起他的名字，中国学界可谓无人不知。在专心治学的早期，一些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就常常见诸报端。他撰写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等近百篇论文，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问题。
在198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王沪宁认为政治时代的使命就是：充分运用政治手段来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在这本著作出版数年后，当他被调进京时，初次相见的江泽民一开始就引用了该书中大段的原文，这让王沪宁十分吃惊，也深为感动！同时，他的这本政治学著作，在克林顿访华时被江泽民很好地“借用”了一下。
王沪宁进入中央核心智囊团，有两位中央领导“功不可没”。一位是曾庆红，另一位是吴邦国，他们在上海工作时都很欣赏王沪宁，先后进入中央后，也都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沪宁。后来，江泽民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啦。”
1995年进京不久，王沪宁接受的第一件任务是参与起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的“十二大关系”，就是王沪宁的“神来之笔”。后来,他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观点。
在核心智囊中，一位频触“雷区”的中国法学家如雷贯耳。他就是与王沪宁同岁、出生于江苏南通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
1987年11月，那时记者还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学院邀请华东政法学院一位法学家来作学术报告。他的一些前沿理论观点，加之风趣幽默的苏南口音，不时博得学员们的笑声和掌声。这就是曹建明最初留给记者的印象。
1994年12月9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法制讲座第一位主讲人的曹建明，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同志讲授《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时隔3年多，这位法学家再次走进了这个课堂，主讲《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两次讲课，在海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其实，对于曹建明来说，最值得骄傲的不止这些，他的一篇轰动法学界的“触雷”论文――《论我国允许外商租用土地与经营房地产业的政策和法律调整》，才是他的奠基之作。正是这个“触雷”问题，博得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好感和肯定。
到最高人民法院履新后，他多次强调要充实基层法庭审判力量，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使每一件刑事案件都做到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还主张要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司法公正和效率问题入手，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确定，明年上半年将正式收回死刑复核权。
与曹建明同为法学家的夏勇，则是陡然进入公众视野的另一颗政坛新秀。
今年9月12日，“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以及相关情况不再保密”的报道，纷纷见于报端。这就是夏勇履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一职后，国家保密局第一次作为新闻发布者发布的新闻。
现年44岁的夏勇出生于湖北荆州，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历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研究员，2002年3月任所长。
治学20余年中，夏勇以人权和法制理论研究享誉学界。他的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先后4次重印，在学界影响甚大。近两年来，他还出版了《政治法律》、《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和《宪政建设》等数部著作。
他在《民权哲学》一书中认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新民本说的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由此，他被学界称为“人权专家”。据有关媒体报道，胡总书记2003年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被广为传颂的新理念，其中就吸纳了夏勇“新民本说”的精神。
学者精英高调步入政坛
在步入政坛的学者精英中,最令人景仰的莫过于前国务院总理朱?基了。他在国家经委任职前，就是清华大学光华学院院长。后来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也一直兼任光华学院名誉院长。这位经济学家所带的4名博士研究生，媒体曾有过公开报道。
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更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型官员。他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该行50余年来的第一位博士行长。他撰写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外贸体制改革的探讨》、《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中国财税体制的问题与出路》、《人民币走向可兑换》、《走向开放型经济》等重磅之作，在中国经济界无不引起巨大反响。
同曹建明、夏勇一样，由法学家高调步入政坛的还有信春鹰、孙潮、公丕祥等。
信春鹰身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度后第一位女法学硕士，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成为当年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一届常委会委员名单，信春鹰和其他18名备受瞩目的“特别常委”走上前台。其后，信春鹰担任了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信春鹰的路径是法学家与政治家两种职业使命的更好结合。
现年49岁、曾经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华东政法学院立法研究所前所长孙潮，2003年离开法学研究岗位，调任上海市徐家汇区区长，到任后他致力于使政府行政行为朝公平、公正、公开方向发展。在他的倡导下，近100万徐汇区居民能够参与市政会议，讨论从假释制度到垃圾处理场选址等令人关注的问题。上任之初，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体验一个普通市民的感受，他曾连续3天、每天超过10个小时步行考察公园、医院等公共设施，用脚“丈量”大街小巷。
2003年2月，当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公丕祥，是一位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对中国法制现代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典型改判案例与法理评析》、《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法理学》、《权利现象的逻辑》、《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制现代化研究丛书》等。
说起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也许大家只知道他曾任上海市市长。其实，在任上海市长之前，他就是上海工业大学冶金教授、工程系主任。1995年在任上海市市长期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5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还是英国皇家土木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和英国皇家工程院荣誉院士。由两院院士进入仕途的除了徐匡迪外，还有先任武汉市市长再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以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副部长程津培等。此外，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则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工程热物理学硕士。
对于这些学者精英从政，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和政治走向的筹划之中，海内外人士、社会各界普遍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解读和评价。有分析家认为，这种变化根源于执政党的成熟，也与学者群体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有关。
学者精英高调步入政坛的现象，最近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有媒体形容，这是在传统的共青团系统、军队系统、政工系统、企业系统和理工系统之外，一股初露端倪的新生力量。
新“海归”官员渐担重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后，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位上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留学生说：“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26年来中国共有出国留学人员7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学科类覆盖几乎当代所有学科。“海归”学者以每年增加13%的速度递增，仅2003年一年，回归人数就突破了2万人。
这批回来的学者，已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大和政协担当重任。其中国家领导人中就有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路甬祥、成思危、蒋正华、韩启德等。
在部长级高官中，教育部部长周济、副部长吴启迪，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副部长马颂德、程津培，外交部前后几任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王光亚，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等，都属“海归派”。与此同时，一批“海归”官员陆续进入地方党委、政府担当重要角色，其中主政广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是级别最高的一位。除此之外，还有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庆生、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湖南省副省长甘霖、江苏省副省长张桃林、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等。
据教育部今年2月份公布的留学统计数字：目前我国“海归”总数约有20多万人。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人士居多。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曾谈到一个有趣的“50%现象”：在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有50%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归国留学人员；在政府科技部门司局级领导中，有50％以上的是归国留学人员。
?据上海市出国留学人员服务中心的统计，越来越多的“海归”加入了上海公务员的行列。2002年有近1500名自费留学的学生回到上海就业，其中有50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中心主任黄志平说：“加上由政府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上海每年要增加约200多名‘政界海归’。”
辽宁省在2001年拿出了42个处级职位招聘“海归”学者，第二年又有118个职位静待“海归”入主。
河南郑州从2001年以来刮起的“引博从政”旋风，陆续招来博士生150余名，其中有40%以上属“海归”。
“新‘海归’在欧美系统地学习了关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知识，他们步入政坛后，无疑会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钢建说。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许多省市反复强调要和国际接轨，如果能让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直接进入市长、省长的助理班子，他们的国际视野和知识能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陈泉说。
“海归”官员也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积极变化。有政治学者认为，“海归”群体成批在国家机关担任司局级干部，今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海归派”将会更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将朝着更加开放、宽容和透明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