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1日，记者在四川省看守所采访陈家荣。片刻的等待后，提审室的门开了，陈家荣出现在铁栅栏的另一边，身上的“黄大褂”不动声色而又触目惊心地提醒着他此时的身份。
欲语泪先流。眼泪固然洗刷不掉曾经的罪恶，但那点点泪光，也许就是那当初被贪欲蒙蔽心智的回归。
在陈家荣语调低沉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颗曾经澄澈的心灵如何迷失在欲望的丛林中，一个曾经优秀的领导干部如何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贪官的AB两面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陈家荣曾经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干部。不论在都江堰还是彭州，陈家荣的官声和口碑都还不错。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陈家荣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都被人认可。特别是当年都江堰修超标房闹得沸沸扬扬，书记和市长都因此被处分，身为市委副书记的陈家荣却没有牵涉在内。陈家荣因此得到组织的重用，2001年从都江堰市委副书记被一举提拔为彭州市委书记。
陈家荣主政彭州4年，工作应该说是可圈可点：彭州的发展呈现出蓬勃的势头，GDP（或财政收入）从2.5个亿上升到4个亿。记者到彭州采访当地的干部，对陈家荣出事普遍感到吃惊和痛心。
“为人很随和，生活不讲究。刚到彭州的时候，住的是普通招待所，一住就是一年多。”
“他刚到彭州，过春节别人给他送礼，都是退了的。”
“他读了很多古书，讲话引经据典，很有水平。”
……
但是，就像陈家荣原来的秘书所说：人都有AB两面，A面是公开于人前光鲜的一面，是工作成绩的展示台；B面是不为人知阴暗的一面，是私心贪欲的竞技场。我们平时只看到陈家荣的A面，哪里又看得到他的另一面呢？
而人们没有看到的一面是：陈家荣在彭州4年期间，利用插手多起工程招投标、土地转让之机，非法敛财近400万元。这就是陈家荣自己总结的：“办实事、图实惠”。
最大的风险来自内心的溃败
陈家荣曾经在彭州市党风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过这样一句话：“从一定程度上讲，现在当干部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溃败是最大的“风险”。
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天生的贪官。小时候的陈家荣，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出生贫寒的他，上学之余还要上山捡柴、到河里采沙石。“我当时就想今后有个工作，每月有一定的收入，为父母分点忧，减轻点负担。”青年时代的陈家荣，朝气蓬勃，工作勤勉。“读了大学、参加工作后，逐步认识到人生还是应该有所作为，要体现点人生价值，开始在自己的人生中作一些努力和拼搏。”
有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陈家荣的蜕变就是从淡忘过去开始的。在生活和工作都一帆风顺的环境中，他逐渐忘记了过去的艰辛和激扬，也忘记了宗旨和誓言。特别是“突然当书记使我头脑发热，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工作感觉有点顺利，或者有点成就的情况下，往往沾沾自喜，加上自己这个地位而没人提醒，所以说更容易昏头。”尤其是看着一些老板，本事不大，水平不高，却神通广大，坐名车，穿名牌，心态开始不平衡了，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出现异化。“把自私作为人的本性，认为人人都是自私的。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转眼就是百年了，应趁早搞点钱，过点有质量的生活才行。”
其实，按陈家荣本人的话说，组织上给他的条件待遇比较丰厚了。“行有车、食有肉，丰衣足食不用愁”。但是，钱总是越多越好。
对“一把手”陈家荣来说，只要思想“通”了，钱来得太容易了。在书记的位置上，“有的时候不是你去找钱，钱要找你！”
不过，金钱并没有给陈家荣带来幸福。陈家荣自己说：“这个钱拿到后，因为在工作，也不可能不上班去做什么，所以说，钱放在那里也只是数字。”并且，“由于这些钱毕竟来路不正，经常想着就后怕，往往睡觉都会出冷汗。”
等到从名利的浮云跌落之后，陈家荣才彻底清醒过来：“其实物质上的过于丰富并不是幸福，现在看来人身的自由、家庭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多么想时光倒流，哪怕让我回到艰苦年代，吃粗茶淡饭也心甘情愿。”但，这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了！
商业贿赂的牺牲品
从某种角度来看，陈家荣也是被商业贿赂浸淫的社会风气的牺牲品。在貌似“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下，陈家荣收起钱来，基本没有心理障碍：“大家都这样，我不拿就是便宜了老板。”
2001年初，陈家荣刚从都江堰到彭州履新不久，有一个人也从都江堰跟风而来。此人叫王永昌，是都江堰市旅游局调研员。
“老领导，你现在是书记了，看看有没得啥子机会，给我弄点事（指包工程）！我到时候会晓得的（指感谢）。”王永昌开门见山，陈家荣心领神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陈家荣在检查成青线彭州绕城段公路建设时，提出道路两侧原定5米的绿化带“太小气”，要将其扩至20米。经此改动，原定40多万的工程造价将达到千万元以上。随后，他向当时交通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高世超打招呼，将工程交给王永昌做。王永昌承揽该工程后，向陈家荣表示按其工程总造价8％给其好处费。陈欣然同意。完工后，王如约送给陈家荣75万元，又送给高世超12万元和1万美元。
在该市金彭路与二环路交界的“节点”绿化工程上，陈家荣又如法炮制，给国土局局长刘永根打招呼，将300多万的工程交到王永昌手里，并从中受贿30万元，刘永根也从中受贿12万元。
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刘永根对那次“分钱”的过程作了这样一番描述：陈家荣把他和王永昌召集到一起，对王说，你把这个这个工程的账报一下，一共有好多利润。王永昌说，赚了一共五六十万。陈家荣说，那就我30万，刘永根12万，剩下的你得。坐地分赃，干脆利落，倒真是展现了陈家荣敢做敢为的魄力。
陈家荣自述，最初他帮忙是出于“朋友情面难碍”；但如此几次之后，收钱越来越得心应手、顺理成章，也就突破了朋友的范围。如他单笔受贿金额最多的一次，是帮助四川万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汝明低价取得一块黄金口岸。
2002年上半年，高汝明通过他人找到陈家荣，请陈帮忙买规划中的彭州行政中心对面350亩土地，言下表示会好好感谢。陈家荣便指示刘永根以每亩11万元的低价（每亩低于市价1万元以上）将土地给高。事后，高汝明先后5次送给陈160万元人民币。
“我在彭州几年期间，说穿了，别人来找你肯定是想给你好处。自己想要这个好处，当然就去跟人家打招呼。”在看守所采访中，陈家荣对自己的行为作了一个总结。
法规被踩在脚下
翻阅陈家荣的犯罪档案，记者发现，作为市委书记，陈家荣的犯罪也颇具“领导风格”，就是只需要打个招呼，具体都是下属在操作。并且，从几件事的具体过程来看，为了达成陈家荣的旨意，高世超、刘永根等人极尽弄虚作假、瞒天过海之能事。
王永昌当时的身份是都江堰市旅游局调研员，于工程而言，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无资质、无资金、无能力，只是名义上挂靠了一家园林公司。要按《招投标法》的规定，王永昌根本没有可能。于是高世超便将公开招投标改为邀标，然后又找了两家毫无资质的公司来“作陪”，使王永昌毫无悬念地中标。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刘永根主持的“节点”绿化工程中。为了规避“200万元建设工程必须公开招投标”的规定，刘永根故意将300多万的工程肢解成190余万元和130余万元的两个合同，使王永昌顺利拿到了该工程。
土地上的违法更令人触目惊心。高汝明于2002年与彭州市国土局签订《征供地协议》后，一直未办理国土使用权证。2004年11月，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彭州市决定对2002年至2003年签订的新城区8宗经营性土地终止征地协议，以招拍挂方式重新出让。
为保证高竞拍成功，刘永根可谓煞费苦心：安排人员制作相关虚假文件材料，找规划局修改了原有规划，故意缩短公开发布信息的时间，还暗示高汝明找两家公司“围标”。经过这一连串的“运作”，高汝明最后以3516.88万元的竞买价格重新拿到了该宗土地，这一价格甚至比2002年签订的合同价格还要低133万多元。
在看守所，刘永根说了这样一段话：“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要按法律法规来办事，按党的路线方针办事，但事实上2001年到2004年，我干了很多违心的事情，那么，我总结出来的就说总觉得有些时候法律不通走行政。所谓走行政，就是下级服从上组织（领导）。”
当记者问陈家荣是否知道这些操作违法时，陈回答：“我只是打招呼，具体他们咋整我不清楚。”记者再问：“难道你一点都想不到吗？”陈一度沉默，然后回答：“我总认为我们国家还是人治为主，还是权大于法，自己作为彭州的‘一把手’，权力最大，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何破解人身依附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书记动动嘴，下面跑断腿”？为什么高世超、刘永根等人不惜违法也要实现陈家荣的“旨意”？关键是陈家荣掌握着他们“前途”。
当前，在干部选拔过程中，书记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当时高世超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进一步“扶正”；而刘永根时年47岁，能不能再干一届，关键也在于书记陈家荣的态度。当陈家荣在大会小会上说出“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时候，他们心里恐怕都在揣摩着其中的含义。
好读史书的陈家荣不仅深谙权力的“晕轮效应”，对官场中的世故人心也看得很透彻。据他分析，被提拔、重用的干部，容易对任用他的书记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就是平常一些同志说的“我是你的人”。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就产生一种感恩回报思想。“下级对上级，一旦产生人生依附关系和感恩思想，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甚至就有可能变成为某一个人、对某一个领导负责。如果上面书记交代的啥子事情，下面他就会不惜一切的去给你办，甚至是违心的办。”
何况，陈家荣交代的这些事，还不是一般的公事，而是牵涉个人利益的隐秘之事。这种事，办成了让领导觉得“开心”；不办或者没办成，就是不与领导“一条心”。在上级操控着下级的生杀大权（职务升迁、福利待遇等）的情况下，下级要给领导或是“一把手”提意见提缺点，要违逆上头的旨意，其实要鼓很大的勇气，必须要过得了个人利益这一关。像高世超、刘永根这种本来对陈家荣“有所求”的人，逢迎唯恐不及，哪里还会说“不”？
陈家荣把这一切算计得纤毫不差。事实证明，高世超、刘永根等人的确是“按照他的要求，巴巴适适的从形式到内容都给他考虑好”（刘永根语）。
在看守所，陈家荣很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干部的提拔晋升真正是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于某一个上级的话，可能他行为做事就会更多考虑群众的影响，社会的反响。只有这样，干部们才会真正感觉到自己的进步是来自组织的关心和民众的信任，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提拔栽培；才可能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党的干部，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干部，这样他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才能从内心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