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越南事务的卷入在我离开白宫东厅那天就结束了。当然，战争又继续了另一个7年。当1973年美国最终离开南越时，我们失去了5.8万名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经济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战争支出受到了严重损害，我们社会的政治统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会恢复。
有人说冷战后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训将不再适用或与21世纪无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想从越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悲剧有十一条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敌人(在这里指北越和在中国、苏联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我们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三、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
四、我们对敌友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汤普森、奇普?波伦和乔治?F?凯南的告诫。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五、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
六、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我们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
七、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的方向时，我们没能一直征得公众的支持。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如何会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我们的确缺乏应有的准备。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国度。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八、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
九、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家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
十、我们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对于将解决问题作为其生活的信仰与实践的人们来讲，这的确是很难接受的现实。然而有时，我们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
十一、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没能组织一个高层的行政领导班子，去有效地处理那一系列异常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为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付出了生命损失在内的沉重的代价，长期处于动用军队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惟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他方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以上所述是我们的主要失误。它们虽然被分别列举，但从本质上说，它们全都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着。在某一方面的失策，会牵涉或转化为其他方面的失败，每一个失误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扣结上的一环。
指出这些失误，可以令我们看清越战的教训，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应用它们来审视冷战后的世界。 (摘自《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