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我认同“最好时期”这个判断
张沱生 我想以三句话概括当前的中美关系：第一，讲中美关系处于自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是有道理的；第二，仍然存在着严重挑战；第三，下一步怎样走，现在处于关键时刻。
为什么说现在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首先是双方的高层接触和互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近两年，两国最高领导人及其他高层接触之频繁、深入，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接触形式既有双边又有多边。第二，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经贸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最牢固的纽带。当然今年也出现了较大摩擦，如美要求我人民币升值、对我纺织品实施反倾销等。但这是在双方经贸合作得到巨大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美欧、美日之间早已存在。第三，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反恐问题上开展了良好合作。非传统安全现在包括很多内容，比如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治理环境污染、对付跨国疾病、能源合作等，其中反恐是当前最突出的一点。现在看来，中美在反恐上的合作恐怕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第四，在地区安全问题、防扩散问题上，双方进行了重大合作。当前这一合作突出地表现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在和平对话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主导的作用。上述第三、四两点表明，中美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正在重新显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两国曾因共同对付苏联威胁形成战略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有所调整。与布什刚上台时明显抬升美台关系相比，去年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后，美国作出了一些表态，对台湾施加了一定压力。今年台湾当局提出“公投”问题后，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又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这表明，美国试图重新在两岸之间找到一种新的政策平衡点。
目前中美关系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合作广泛，在经济、安全、全球问题上开展了多种合作，合作方式既有双边又有多边，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第二，一个时期以来，合作成为主线，分歧暂时处于潜在或不十分突出的状态。第三，两国关系在经过十多年来多次起伏之后，双方已能够更加务实地开展合作、对待分歧。比如双方在伊拉克问题和经贸摩擦问题上的态度。第四，双方对于对方最大的安全关切已有了较深的认识。
我认为应慎用“最好时期”的提法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我认为用“最好时期”来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要谨慎。我认为这种说法起码是把中美关系简单化了。这种提法美国用得更多一些，不能排除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向我们灌迷魂汤，比如称中国的外交“越来越成熟”，建议我们在台湾问题上要克制等。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却不减反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才不断向大陆挑衅。但是对于“共同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是完全可以说是双方正在做的。当前的中美关系比布什上台初期要平稳。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美确实进行了较好的合作。９．１１之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超过很多人的想像。在其他方面中美间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北京已经建立了办公机构等。
第二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确实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美国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朝核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在此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期待和指望还是长期性的。
第三是近来中美军方的交流开始增加。美国新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是国防部，曹刚川国防部长最近访美，直接和美国最保守的一派打了交道，有人称其为中国的“防务外交”。近年来中美的军方交流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军方对我们的封锁是相当严的。现在这种局面基本上打破了。两国军方交流的恢复对化解相互的猜疑、保持沟通的渠道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在经济层面，美国处于经济复苏期，中国现在对亚太经济的增长正扮演一个引擎的角色，这对美国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双方在ＷＴＯ中的合作在加强。这说明中美在拉动世界经济、整合世界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
现在中美关系总起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机遇，而且也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今年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已经两次会晤，这次温家宝总理访美也是一个增进中美关系的很好的机遇。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江凌飞
国防大学国际关系
教研室教授
中美战略关系在新世纪之初能够获得较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顺应了国际大趋势的结果。这个国际大趋势就是全球化。真正意义的全球化应当始于冷战铁幕的拆除。世界被两个对立体制、两个平行市场长期分割的局面终结了，这为全球化扫清了政治障碍。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则为全球化的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手段。在这样两个前提条件下，全球化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所以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几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１９９７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表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第二个是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全球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政治进程、并涉及人类的安全；第三个是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疾病的全球肆虐与防治，表明社会公众领域的事务也深深地卷入到全球化的影响之中。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深了国际关系的深度交叉和相互依赖性，同时，全球化的尖锐矛盾又凸显了“全球问题”对人类和平、发展与安全的威胁。这些“全球问题”，都是由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引发的，又都具有世界范围的破坏性和影响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个大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协调一致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治理和防范，否则就难以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看到，近年来一些大国明显地加强了他们在应对“全球问题”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努力把他们在传统安全领域中的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不能不说是中美合作关系能够得到发展的一个大背景。
美国反恐战略的需求
江凌飞 中美合作关系能够重新恢复好的势头，还同美国反恐战略的需求有密切关系。坦率地讲，冷战结束后，美国按传统思维寻找“新敌人”，始终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视中国为主要挑战对手的政治情结。这些年，中美关系不断被一些突发事件抛入险峰低谷，台湾问题始终麻烦不断，就是这种情绪的顽固表现。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本土和它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遭到国际恐怖主义防不胜防的袭击，以及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陷入始料未及的困境，都使美国改变了它对国家安全主要威胁来自何方以及这种威胁严重程度的看法，使它不得不在建立单极世界霸权的同时，把反恐和维护国土安全的任务放在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的位置。人们戏称，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既不是什么“敌对国家”，也不是什么核武器之类，而是“拉爷”?穴本?拉登?雪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这个重大调整，制约了它在对华政策上的敌对倾向，同时又产生了在战略上加强合作的需求，使它不得不在形势的逼迫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权衡下调整对华政策。从历史上看，中美合作一般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中国弱美国强，中国对美国不构成挑战；二是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相同，中国在政治上是美国的附庸；三是中美相互之间有重大的战略利益需求。蒋介石政府时期，上述三个条件都具备，美国和当时的中国是“盟邦”；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三个条件具备了两个。而现在，中美不同的社会制度差异依然存在，而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力，又成了美国社会右翼鹰派势力的一块“心病”。因此，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关乎全局的、重大的战略利害关系，就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现在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感到它有求于中国。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阮宗泽 在美国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新兴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于是这两个国家必然会发生冲突。有意无意中人们就会拿这种看法来对中美做对比，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就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美国。这种思想现在在美国有相当的市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称不称霸不取决于中国的意图好坏，而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际关系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将必然走向霸权之路。中美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不好说，但是“冲突是必然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有其悲剧色彩”的一面。从过去５００年大国历史的兴衰看，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国际关系的重新洗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也会带来新一轮的力量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特别是和当前霸权国的矛盾。但是中国不会走过去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要走一条和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不一样的道路，这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目前看来任务很艰巨。如何找出这样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实属不易。现在中美关系获得一个建设性合作时期也好，还是获得一定阶段的发展也好，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而在于它首先要对付的是恐怖主义这一更现实的敌人，只是把中国这个潜在的敌手往后移了。何况在这场反恐斗争中，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能够给予美国这样的合作，所以中美关系有了这样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间歇期。但是这个间歇期也有一定的可变性，包括有一些美国人所说的中国人在利用美国反恐的这段时间在大力构筑自己的安全网络，所以也有人提醒美国方面要注意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可能对美国形成的潜在的挑战。美国现在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它不会成太大的气候；另一方面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心存疑虑。美国进入中亚一定程度上也是要盯住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问题说不定在未来某个时期也会转化成热点问题。
两军交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性内容
江凌飞 近年来，中美合作关系的发展，除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军事领域也有所突破，两军关系重新开始热络起来。中美两军的关系历来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脆弱的环节。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两军关系是最后修复的领域；中美关系遭遇挫折，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两军关系。对此，我个人就有这方面的深切感触与经历。１９８７年中美两军的国防大学酝酿互派留学生，我是中方预选对象之一，为此还参加了派出前的培训。“六?四”风波后，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这项计划因此而中断，而且一断就是十多年。１９９７年我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研讨班第一期的成员赴美，这个研讨班连续办了数期，对推进两军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是很有裨益的，“炸馆事件”发生，美方就借故停办了这个班。１９９８年中国国防大学教官赴美考察团应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邀请赴美访问，我担任团长，访问的效果令双方均感到满意，商定继续搞下去，以后又去了第二批。“撞机事件”一发生，这个交流项目也立即被取消。由此看来，中美两军的交流关系不像双方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发展进程，而总是走走停停，形不成规模和气候。这同美台之间的军事关系正好形成严重的反差，表明美方对我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上的不信任感和抱持以台制我的企图不放。但是近一两年，中美两军的关系似乎又恢复了良好发展的势头，高层互访频繁，两军的交流与合作领域也有了一些扩大。在反恐问题上加强了情报合作与相关配合，在对付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海上搜救方面进行两军的联合演习，实现了双方海军舰只的互访，在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的对外开放度上也有所放宽。但两军交流的象征意义仍远远大于实质性内容，其深度甚至还没有达到卡特和里根总统时期水平。因此就两军关系而言，现在还不能说是中美关系的最好时期。尤其是中美两军交流的发展还没有同美台之间军事交流的逐渐减少挂起钩来。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 问题上作出抉择
江凌飞 当前，陈水扁之流在台湾岛内导演的“公投立法”、“公投制宪”的闹剧，制造了又一起台湾海峡危机。这场危机迟早要来。这是因为海峡两岸三方的利益诉求根本对立。大陆坚持要统一，台湾执政当局要“独立”，美国要无限期拖延，三方的利益诉求南辕北辙。因此，冲突的激化只是迟早的事。这场事变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奉行的“不统不独”的政策导致了今天“台独”势力的一意孤行，正是美国声称的为“避免大陆动武”、“维持两岸军力平衡”的对台军售政策导致了动武底线可能被突破。在美国对台实质性政策的暗中怂恿和鼓励下，“台独”势力认为时机成熟，反过来要“劫持”美国了。“台独”向大陆的摊牌，也就是它向美国的摊牌。美中关系所面临的这一次考验对美国来说是决定性的，它必须在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是要台湾还是要大陆？是要李登辉、陈水扁几个死硬“台独”分子，还是要美国在亚太和全球的利益大局？为此，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和美台事实上存在的准军事联盟关系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