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势”，是态势之“势”、大势之“势”。中日关系近来的状况，本质上是两国战略攀升中利益外延而导致的自然碰撞，有现实战略和利益的冲突，也有心理因素导致的泡沫成分。从更深层看，它反映了中日综合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同处上升阶段但也有个速度快慢的问题，折射出中日关系“势”的变化。
冷战后中日关系“势变”的起点是１９９２年，那既是中国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恢复高增长的一年，也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的起始年。从那时起，中日ＧＤＰ之比，从大约１∶１０拉近到将近１∶３。按ＣＩＡ预测，中国到２０１７年将超越日本。对“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冲击最大的，是２００４年中国外贸总量达到１．２万亿美元，超过日本（１．０７万亿），跃居世界第三。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沙希德?布尔基对中国今后２０年年均增长率做出了６％的保守估计。即使如此，中日关系日本一方的“式微”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日本的“高龄少子化”问题。无论是当前的统计，还是对未来的预测都显示日本人口将大幅减少，且高龄化问题突出，到２０２０年，六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在６０岁以上。
从前景看，中国人口可能会相对稳定在１４亿的水平。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充沛，内需量大，同时个人负债水平低，有利于经济继续增长。更重要的，中国外债少，偿还能力强。而日本负债近７万亿美元，人口不及中国１／１０。
从相互依存看，中日在“谁更需要谁”这一点上也有变化。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３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２００４年滑落到欧盟和美国之后。中日贸易额增长１７％，是中美增长３４％的１／２。日本占中国进口市场比例由１９９９年的２０．４％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９％（前三季），同期占出口市场的比例，也从１６．６％下跌至１２．５％。日本在中国贸易对象国中的地位在下滑，重要性降低。相反，日本的繁荣日益依赖和中国的关系。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了７０％，成为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
从无法量化统计的某些关键领域看，中国通过“富邻、睦邻、安邻”政策，逐步构筑起稳定共荣的周边环境，战略辐射力增强；通过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问题等地区热点的解决，国际威信持续提高；在推动区域统合进程中，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些都与日本（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的亚洲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对日本产生震撼，实际上“中国因素”构成了９０年代以来影响日本战略调整的三大要素之一（其他两点是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的保守化和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仅就“中国因素”这一点而言，日本近年来采取的种种动作是属于“反应型”的。有几点基本因素，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敏感。一是地缘因素。日本经济国际属性极强，其海上生命线是由中国沿岸以远一线。二是“优等生意识”。日本是亚洲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战后多年一直以“亚洲代表”自居。三是历史负债。担心中国“秋后算账”，是潜伏在一些政治家心底深处不可言传的“隐忧”。反华、仇华绝对不是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主流，但面对中国崛起，疑华、恐华、厌华意识上升，确实带有普遍性。这些，加上与政治保守化相结合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以及来自美国的扶植、帮衬，特别有小泉这样一位带有“总统型首相”特征的领导人上台，日本对华姿态的变化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说白一些，日本“输不起”了。
日本和平宪法是战后亚洲和平主义的一面旗帜，是世界的财富。可惜的是，目前日本社会、政治中出现了不是追求“上进”，而是“向后看”、“向下比”的病态现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副会长藤冈信胜如是说：日本正在“用未经证实的战时敌方宣传材料教育我们的孩子。显而易见，孩子们会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杀人魔头。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比其他国家更加恶劣”。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是学习好的，而是强调“我还不是最差的”。这是日本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要解决好中日之间的问题，首先要审时度势，才好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时而动。接下来，日本需要把战略头绪理理清楚。战后日本外交有“三根支柱”：对美外交、亚洲外交、联合国外交。小泉上台四年来，“亚洲外交”支离破碎，“联合国外交”成了对美外交的附属品。小泉惟一做得出色的是日美关系。但是，从长期战略看，把宝都押在美国身上并不一定能有效保证日本的国家利益，相反势必激化日本对外战略中的两对结构性矛盾。一是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矛盾，二是追求“正常国家化”与随美的矛盾。毕竟，在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土地上，外国大兵可以横冲直撞，这怎么说也不能算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