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中，苏联人形象多被置于善良、积极的情感基础上，这不单是因为两国的政治与历史渊源，也是所有中国民众的希望，希望两国关系乃至世界所有国家的关系都能放射光彩，共享和平。
自从沙皇俄国把它的领土扩展到整个西伯利亚和太平洋沿岸，俄国就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不论是沙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还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时期。中苏关系（包括中苏两国和两国共产党的关系），又堪称２０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最曲折复杂、最丰富多彩和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件。尽管双方关系的这段历史随着１９９１年８月苏共解散以及同年１２月苏联解体而宣告结束，但是这段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和发生过，并曾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百转千回的大半个世纪留给世界的是无穷无尽的思考，这段抹不去的历史，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时甚至以后很长时间里中国政治、中国国民生活中的许多部分，亦包括中国电影。
但是，比起日本人、美国人形象，中国电影中的俄国人（包括苏联人）形象却显得较少。而且，中国电影中的俄国人形象，总是与两党两国关系（包括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的关系）的变化紧密相连。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若干年内，中苏关系曾经有过短暂但让人难忘的蜜月期。表面上看，那是个充满浪漫情调的时期。那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曾经帮助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又在帮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关系在１９５９年中苏合拍的《风从东方来》中得到典型的体现。
但是蜜月很快就变成了反目为仇，１９６９年双方还发生了武装冲突。但是当时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里，这种变化没有很快反映在电影里。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中国结束了文革，这时中苏关系依然在冰窟窿里，尤其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着中国安全。中国报章上也披露过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活动被破获的消息。
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形象正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拍摄了一批新的“反特”电影，如《熊迹》、《东港谍影》、《猎字９９号》、《黑三角》。与过去的《秘密图纸》、《铁道卫士》等电影中的特务是来自美蒋集团不同，这些电影中的敌人来自另一个国家。有趣的是，这些电影都没有明确地说明这是哪一个国家，只是说“某国”“某大国”。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谁都知道指的是谁，何况电影中的间谍不是“彼得洛夫”就是“伊凡诺夫”，而且电影名就叫《熊（当然是北极熊啦）迹》，等等。
这个时期，中国电影还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再现，唤起人们时刻保持警惕、保卫国家。１９７９年拍摄了历史故事片《傲蕾?一兰》。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两国决定“结束过去，开辟未来”。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变成中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双方终于建立了平等的、正常的关系。这使中国电影开始以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对方，看待双方关系中的种种恩怨。
过去的一切剪不断、理还乱。虽然“老大哥”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其对中国的伤害又是不可磨灭的。在电影《横空出世》中，这种情感被非常明显地表达出来，这也是在那个特定时期内所产生出的特殊感情。在电影中，苏联人的背信弃义，使以前所赋予苏联的种种信赖与景仰顿时被击得粉碎。尤其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后，在我国研发原子弹的关键时刻撤走专家的几场戏，更是将这种氛围渲染得极其浓重。在一个雨天里，总工程师陆光达下汽车撑开了伞，随之下车的苏联专家高傲地指着他手中的伞说：“在这个世界上，伞永远掌握在高个子手上。”这和另一位专家在撤走前指着被我方从火堆中抢出的一小块图纸发出的“预言”――“这一块你们用计算机也得算两年”异曲同工，体现着强国对弱国的蔑视。这些细节不但调动了观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激励了中国人奋发图强，收到了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效果。
但在中国电影中直接表达此种对立式的感情的影片还是少数。毕竟，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得到的最多支持是来自苏联的。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愿意以怀旧的心态去看待北方这位昔日的盟友。如果说《红樱桃》尽管故事背景发生在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但主要情节却在于揭示法西斯的罪恶，那么《紫日》就直接讲述了来华发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苏联红军的故事。
影片中塑造了一个饱经战争创伤并且失去孩子的苏联女军人形象。战争改变了她的命运，将她置于最残酷的生离死别中，在无情地暴露出最原始的求生本能的同时，还经历了仇恨与人生灵魂的拷问。最终所有人都超越了仇恨，展示了人类共同的和平理想。其中有一场戏最感人，也最能反映出创作者对那个时期苏联人的情感：当娜佳听闻苏军获胜、战争行将结束的消息时，兴奋得脱去衣服，冲下山坡，跃入湖中畅游。经过漫漫战争之后重新迎来和平，心头的狂喜难以抑制，这种感情是与当时的中国民众心理相通的。当娜佳在蓝天白云的衬照下，在清碧如洗的湖水中畅游时，人们感受到的是和大地母亲融为一体的壮美。这样纯美的画面也清晰反映出两国人民之间雄厚的情感。
“紫日”寓意为被云彩遮住而无法放射出光彩的太阳。无论中苏关系曾经怎样恶化，在中国电影中，苏联人形象依然被置于善良、积极的情感基础上，这不单是因为两国的政治与历史渊源，也是所有中国民众的希望，希望两国关系乃至世界所有国家的关系都能放射光彩，共享和平。
此时的电影，即使同样反映我国少数民族反抗沙俄压迫的经历，《东归英雄传》的立意也已明显不同于《傲蕾?一兰》。
正如那句著名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随着我们对历史的不断认识与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苏联人出现在银幕上，与我们一同感怀那段难忘的历史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