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帆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 小时候看日本电影《啊,海军》,看得心潮澎湃｡后来晓得,那个片子是个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片｡但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的确就是海军崛起的历史｡反观晚清之国防,敌人从海上来,是晚清面临的全新的危机,晚清的失败,也是长期漠视海权的价值观的失败｡
海防是传统中国面临的全新课题｡农耕文明数千年,明清禁海数百年,已经使国人习惯了面对黄土,背朝大海｡赵丹版《林则徐》中林则徐为加强海防而和民兵一起推千钧大炮的情景是小时候的另一个记忆｡后来晓得,原来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击沉一艘英国军舰!林则徐在初期的对外接触中,囿于传统观念,尚且断定英国侵略军为武装押运鸦片的毒品走私船,可见鸦片和岸炮防御同时毒害了一个民族｡
重视海防,必先确立海权意识,即海上力量(而不仅仅是岸防)的相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和海洋“非常重要”的总体意识｡
自魏源始,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这个严峻的问题｡但是,其表现在《筹海篇》中的海防思想如同石沉大海｡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甚至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政府才注意到海防力量的重要性｡
近代海防总体建设始自1866年左宗棠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和水师部队｡但是造成朝野真正震动的,是1874年日本从海上侵略台湾｡长期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然公开叫板大清帝国,此事为千年所罕见｡由是,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海防”和“塞防”之争在清朝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中国高层集体意识到海防问题重要性的开始｡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上呈万言书――《筹议海防折》,其论振聋发聩:“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李鸿章甚至断言“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中法战争的海军惨败,导致光绪皇帝颁布了大举扩建海军的谕令｡随后乃有1885年中国海军衙门成立,1888年北洋水师成为东亚第一海军｡然而,建军后不久即停止了军舰的购买,他们要防范的日本,却在同一时间,加紧了海军扩军备战的步伐｡
日本自幕府末年即开始重视海军建设｡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魏源《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被译成日文,参与开启了日本的海防思想｡
开国后,日本重视外派留学生｡都曾在英国留学的东方高材生严复和伊藤博文(是否同学,目前仍有争议,伊藤年长严复13岁,且只在英国呆过半年即回国,当时严复只有10岁),回国后不同的待遇,暗示了双方对海防重视程度的不同:严复不得已做学问去了,而伊藤博文做到了首相之职｡正是此人,于1895年终结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步伐｡
1886年8月定远､镇远等六艘中国主力战舰访问日本长崎(迄今120年来的惟一一次)｡不知李鸿章此举何意?是吓唬日本人还是考察日本海防?不得而知｡日本人肯定被震惊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那则关于中国水师在305毫米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的故事,这又使日本人看到了希望｡
反观日本,日本政府在长崎访问以后即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用于建造“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以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舰｡次年,日本拟定《征讨清国策》,同时天皇拨皇室经费30万日元用于扩充海军｡
当现代海权论的祖师马汉发表《海权论》的时候(1890年),日本人金子坚太郎倡导日本民众“熟读马汉的著作,奋发图强,使‘日本帝国’掌握太平洋海权”｡当年,日本60%的财政用于扩军｡
中国之输于日本,实输于有海防而无海权观念｡既是象征性地建立了海上防御力量,但是从总体上却没有认识到海军力量对国防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失败的要害｡
孙中山曾在民国第一任海军总长黄钟瑛的挽联中写道:“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数年后,孙中山再次提请国人重视海权,他说:“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
北大诗人海子曾经吟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庸俗一下的话,呼吁一个传统上背对大海的国家,集体面向大海,发出深沉的呼唤:啊,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