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资进入中国,有关“外资与中国经济安全”的讨论就不曾停息过,有时甚至表现为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只是用那句人们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的话――“外资犹如一把双刃剑,或者说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来做个什么结论的话,对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几乎没什么意义了｡
外资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进中国,由此产生的问题已越来越复杂,我们处理起来也越来越棘手｡而一些跨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时的三个“必须”――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预期年收益必须高于15%,更是让我们感到背上凉嗖嗖的｡本栏目之所以推出“中国经济安全吗”这个系列,就是想通过对这么多年来中国在这方面遇到的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使大家认清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现状有个了解｡如果可能的话,作者将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对策或政策建议｡――编者手记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媒体就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并购纠纷炒得热火朝天｡多位学界骚人费评章,熟是熟非争得不可开交｡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娃哈哈与达能各自的是非都很明显,管理者或代理人的一己私利不仅是矛盾的重要肇始,也使并购纠纷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学者无法代替或担当仲裁者与执法者,但学者的道德水准､立场观点会影响相关舆论,甚至影响相关决策与仲裁｡一些学者还不甚清楚问题的原委,便劈头盖脸地“就是娃哈哈的不是”,大声疾呼要仲裁者与执法者“一视同仁,公正对待,否则影响到吸引外资”｡联想起先前某部门高官“外资遭遇不公正待遇”等莫名其妙的言论,本着职业习惯,我不禁要想:一国的法律､政策到底为谁的利益服务?我们的某些学者甚至某些官员,在类似纷争中为什么会有在本国百姓看来“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
全球化导致“经济无国界”?
“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是有一定的思想渊源的,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经济无国界”论｡为什么在一些学者那里会出现“经济无国界”的幻觉呢?约略推敲,主要有以下缘由｡
战后,世界出现了一股跨越国家边界､超越民族藩篱的社会经济文化潮流,这一潮流80年代后呈加速趋势,理论家称之为“全球化”｡由于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习惯唤之“经济全球化”｡为之提供有力佐证的是:国际商品贸易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增加;企业全球生产营销布局,跨国公司纷纷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员受雇于跨国公司､国际机构,从事国际业务活动,游走于国家之间,成为“国际公民”;领导人峰会不断,国家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如火如荼,在西欧一向被无比珍视的国家主权被重新审视,一个超越国家的联盟在逐渐生成｡而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因实施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力证实了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便可以有效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经济无国界”不仅有实践明证,而且更有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者就是“经济无国界”的积极鼓吹者｡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虽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但在被政治化､范式化以及功用近似无限放大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充分利用其占据的理论高地与国际话语权,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持续地为他国培育了一大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高级人才,并千方百计地利用国际组织施压,诱导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在美国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经济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正因如此,国际上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化｡
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国人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意志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由此生成了相关利益集团,强化了相关部门利益｡然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劳动者生命健康､社会矛盾加剧以及民族产业受到空前挤压､民族文化遭到严重侵蚀等诸多方面的代价｡但是,在某些学者与官员眼中,只有获得巨大好处的美丽光环,而没有付出重大代价的阴影｡在利益集团､部门利益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持续影响下,出现了更危险的倾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日渐模糊淡薄,代之以消费者权益至上､股东权益至上｡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力扩张､境外利益集团的积极游说,一些学者也不断呼应国际思潮,认定“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跨国公司增加了中国的GDP,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民族企业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全球化下,只有民族文化,而没有民族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中,是没有民族认同､民族归属问题的,而只有利润认同､利润归属”;等等｡
民族国家依旧是世界的基础
笔者有过多次经历,当进入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境时,这些国家的关检人员对他国人员的检查要比本国人员细致得多､严格得多｡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长年累月都有长长的､等候签证的队伍｡这些都在暗示:世界上不仅国家界限分明,而且国家大小､强弱､贫富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相关公民､企业在国际场合也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尊严感受也不尽相同｡游走于国家间的所谓“国际公民”,从国际组织或不同国家拿取薪水,其地域与国家观最为淡薄,但这些人在发展中国家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一般非富即贵｡然而,一旦出现重大麻烦时,他们还是得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对于绝大多数公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来说,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无法游走于国家之间,无法在海外开设账户,无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上学就业｡他们只能固守本土,全身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把全部的希望与本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敏感地捍卫着本民族的利益与国家尊严｡
公民有国籍之分,企业同样有国籍之别｡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哪里有利可图,企业的身影就活跃在哪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但即便如此,企业仍然有着明确的国籍｡不仅企业有法人注册地与出资人国籍的差异,而且跨国公司赚取的利润都有比较稳定的流向,那就是母国｡尽管为了发展需要,跨国公司通常也能部分反映与满足东道国的利益,但它对母国的认同远远超过对东道国的认同｡一旦东道国的利益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大的冲突,跨国公司会毫不犹豫地站到母国一边｡
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即便国际合作欣欣向荣也未能动摇这一趋势｡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国际竞争存在于各类市场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之间,不仅个人､企业､机构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政府､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增强｡当今国际,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实力､发展意愿､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局限,一般停留在商品､资源等低层次竞争上,有些甚至为既定的市场规模而怒目相对,打得头破血流｡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强国,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与垄断地位,在规则､标准､话语权(如知识产权､贸易规则､金融市场准入等)上展开竞争,谋取稳定或更大的主导与垄断地位,由此坐享其成,取得一本万利的经济收益｡旷日持久的WTO谈判就是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一个缩影与集中体现｡
综上所述,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幻想甚至妄想｡只要有国家边界,就有经济国界;只要有经济国界,就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竞争､财富分配的竞争,这在宏观上越来越集中于经济战略的竞争､规则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在微观上则越来越集中于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竞争､技术管理竞争和品牌竞争｡国际商品与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国际公民”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反而使国家利益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争夺得更加激烈｡各国政府也都是从本民族､本国战略利益出发,制订对外经济政策｡2005年,当出现百事可乐欲以300亿欧元收购达能的传闻后,立即激起法国从上到下的反对,法国总理就此向法国公众表示,他已向达能公司CEO保证,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护法国达能的利益,确保达能在法国的未来”｡不知我们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否从这个事例中得到一些信息｡
阅读背景
创建于1987年的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目前为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也是全球第五大饮料生产企业,宗庆后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法国达能集团为欧洲第三大食品集团,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设厂,以“达能”为品牌的酸奶在广州及上海均居于领导地位｡1996年,娃哈哈与达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共同出资建立五家公司,生产以“娃哈哈”为商标的包括纯净水､八宝粥等在内的产品｡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百富勤将股权转让给达能,这使达能跃升到51%的控股地位,娃哈哈持股49%｡此后,娃哈哈集团一边与达能在合资项目中保持合作,使合资公司从五家发展到39家;另一方面,又绕过达能,以娃哈哈职工集资持股等形式投资了61家非合资公司,到2006年,这些公司的总资产达56亿元,当年利润10.4亿元｡2006年9月,达能以这些非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未经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擅自使用“娃哈哈”商标违反合同为名,要求以40亿元人民币收购娃哈哈集团下属非合资公司51%股权｡2007年4月3日,一篇《宗庆后后悔了》的文章,将达能与娃哈哈的并购与反并购之争公之于天下,从而拉开了媒体大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