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古老的东亚文化共同体面临解体，中日两国由“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睦邻，变成了竞争对手，先是一个要“脱亚入欧”，后是一个要“全盘西化”，彼此轻视，互不信任，两国的文化交流因此而蒙上阴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子恺与日本的“良缘”显得不同寻常，它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悠久的地缘文化纽带并不足随便可以割断的，相近的文化基因也无法任意改变；文化上的亲缘，且使不能超越严酷的民族生存竞争，至少也可为相互认知提供可靠的基础，而在心灵博大、趣味纯正者那里，它将结出丰硕的文化交流之果。
1921年春，已为人父的丰子恺在家境非常拮据的情况下负笈东渡，十个月后，金尽同国。就是这短短的十个月，奠定了丰子恺日后的人生道路，他有幸成为中国漫画的创始人，而他在文坛上的成名，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丰子恺当初是怀着成为一名油画家的梦想负笈东瀛的，到了东京领教了西洋美术的真面目后，这个梦想破灭了。他发现，成为一名油画家的成本，决不是他这样的家庭所能承受的，而油画创作技术上的苦重，也不合他的性情。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留学计划，由画室里的临摹，变成了走马观花式的游学。在东京的旧书摊上，一次随意的翻阅，搅动了他的艺术慧根。那是日本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的漫画，简练的笔墨，将日本社会的人间世相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欣喜不已。丰子恺后来这样回忆：“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
竹久梦二对丰子恺的启示有双重含义：首先是“全盘西化”背景下东方文化特有的诗性对丰子恺艺术灵性的召唤，其次是竹久梦二调合东西的高超手法，示范丰子恺走上一条崭新的艺术之路。丰子恺高度评价竹久梦二的画风：“熔化东西洋画法于一炉。其构图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总合东两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
以此为契机，丰子恺开始了艺术上的转向。回国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丰子恺像竹久梦二一样，用毛笔在纸上描下了“平常所萦心的琐事细故”，这一下不得了，他感受到一种母亲生子后的欢喜，周围的同事朋友见了，也惊喜不已，恩师夏丐尊连连称好，鼓励他多画；文坛风云人物郑振铎见了这些作品，如获至宝，为其“诗的仙境”和“写实手段的高超”所征服，将这些作品发表到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报》上，并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子恺漫画”从此风行全国，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第一位被称作“漫画家”的画家，就这样诞生了。
无独有偶，就在丰子恺将竹久梦二的漫画介绍到中国不久，他的《缘缘堂随笔》也被以同样的方式介绍到日本。翻译《缘缘堂随笔》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吉川高度评价丰子恺，认为他“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这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中，有鹤立鸡群之感。”如果说汉学家的价值天平中难免带有中国情结的话，那么，以惟美著称，不遗余力追求传统“日本美”的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对丰子恺的推崇更能说明问题。在专为《缘缘堂随笔》撰写的评论里，谷崎这样写道：“仅仅读了译本一百七十页的小册子，著作的可爱的气禀与才能，已可窥见，这本随笔可以说是艺术家的著作。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足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稻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丰子恺读到这篇文章后，感到一种异样的荣幸，喜不自禁地发出“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
谷崎的这种解读带着鲜明的日本特色，精到敏锐的同时，与丰子恺的本来面又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如果说《缘缘堂随笔》的艺术风格是“以小见大”，有中国文化浑厚博大的底蕴的话，那么谷崎欣赏的就是将“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变成艺术的“趣味”，体现了日本美学“以小为美”的特色。然而，日本趣味也好，中国趣味也好，都是东方趣味，彼此有着内在的相通。这种相通往大里说是“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生命哲学，往小里讲则是对“生活的艺术”或“艺术的生活”的追求。丰子恺与竹久梦二的强烈共鸣，吉川、谷崎对《缘缘堂随笔》的由衷喜爱，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