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拖累着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国债信用降级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结构更趋复杂，国际银行业海外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迅速上升，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凸显。
除传统国际治理议题之外，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民众不满与社会动荡的国际传染等问题对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发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啸引起的核泄漏，就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生了重大冲击。“茉莉花革命”从突尼斯吹起并席卷西亚、北非，引起全球恐慌，曾令国际油价20日之内飙涨20%。“99%的普通大众反对1%的人贪婪和腐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从纽约一度蔓延至全球数十个国家近千座城市。
乱极思治。无论是直面经济增长乏力、巨额债务不可持续的发达经济体，还是高度依赖于发达市场、因而可能被其经济衰退或政策溢出最终殃及的新兴经济体，都有强烈的意愿，通过改革旧有经济治理机制和创造新的国际公共产品，来改善国际社会应对危机、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全球善治。
有待解决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第二类是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第三类是无关全局但紧迫的问题，第四类是无关全局并且也不紧迫的问题。针对每类问题，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理手段和机制加以应对。
对第一类问题，需要紧急调动不同层次和不同功能的国际治理机制做出综合的快速反应，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类问题之一。短期来看，如果欧债危机得不到遏止，不但欧洲经济体自身将深受其害，出口依赖于欧洲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同样会受到牵连。更严重的是，考虑到欧洲银行业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的国债风险敞口较大，债务危机可能演变为银行危机。由于欧洲银行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如果欧洲的银行体系崩溃，又会影响到全球的银行业，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全球性的、功能性的，还是区域和跨区域国际治理平台，理应高度关注欧债危机，加强协作并积极采取行动。在解决这类问题时，要充分发挥全球性治理平台的核心作用，同时需要区域及跨区域治理机构的协助与配合，争取在短时间内解决或缓解问题。
第二类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容易因缺乏压力而被延误，二是一旦出现前述情况，这类问题很可能转换为或衍生出第一类问题。这类问题较多，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碳减排及气候变化问题、减贫和发展援助问题、贫富差距、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WTO多哈回合谈判等。“占领华尔街”这类和平示威的全球蔓延就属于第二类问题。其背后反映出的阶层对立与社会失范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可能随之尖锐化，以致难以收拾。如果在问题不那么紧迫的阶段缺乏有效的治理安排，这些问题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冲击。应对此类问题，需要治理机制中包含定期的或常规的、具备一定约束力的监测、预警和纠正机制。通过持续的努力，控制和舒缓风险，避免问题的积累。
治理第三类问题，需要区域或跨区域机制的高效运作。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因为影响面的扩大而转变为第一类问题。当欧债危机还只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之时，如果区域层面能够给予及时果断的救助，而不是因为“认为希腊经济体系小，发生债务危机影响也不会扩大”而忽视，后果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第四类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国际治理的大敌。因为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且相对容易解决和取得“成果”，结果可能使治理者将大量的精力浪费到不痛不痒的鸡毛蒜皮之事上，在繁多、冗长而毫无效果的会议、倡议、磋商、参观中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反倒忽视了在全球及区域层面上真正需要治理的那些重大或紧迫的问题。例如，“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意义，是在G20等国际治理平台上与发达经济体博弈时，能够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先行达成政策协调。因此，其议题应当集中在新兴经济体具备共同利益、但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分歧的领域。而将合作社、卫生等问题放到这个机制下谈，尽管能够达成不少共识，但多少有些偏离主题。
综上所述，未来要建立成功的国际治理机制，应以全球性治理平台为核心，对第一类问题做出迅速反应，对第二类问题进行长期监测和纠正。同时充分依靠区域性或集团性治理平台，防止第三类问题向前两类转化，并有效甄别出第四类问题，压缩在其上的资源与时间投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多层次互补的富有效率的国际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