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烈日下的小林去推销第一块八宝山灵位时是怀着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她跟我谈起这“第一份工作”时，脸上始终挂着淡然的笑。但我还是从那笑中不费力气地找到几分被克制的黯然。毕竟，她太年轻了，22岁，刚刚跌跌撞撞地闯入社会。
在京城人才济济的就业市场上，小林向那些挑剔的招聘人亮出的“标签”有些触目，又有点难言的尴尬：民办大学生。“我已经习惯了对方那种异样的目光。”她平静地说。
我是在不经意间推开那间小平房的木门。这样的小平房在北师大东门外比比皆是，里面栖息着许多自我调侃为“边缘人”的年轻群体：年复一年考研的、自考的，和“寄人篱下”的民办大学生。
我们真的很另类吗？小林嘻嘻笑着，小巧的身子蹲在狭窄的过道里洗衣服，浸泡在隆冬冷水中的双手越来越红。“天越来越冷了，考完最后一门，我想回家了。这回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她不无担心地念叨着。想到过年，想到浙江老家，小林镜片后的眼睛竟多了层水雾一样的迷离。
流浪的教室，流浪的心
在京师科技学院念了4年书，小林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向认识不认识的人讲清楚校址。她要费很多口舌。时间久了，她也感到困惑：想不到自己就读的是所“流浪大学”！
说起来，这所学校和北师大之间有着天然的“脐带关系”。京师科技学院的创办人和部分师资都来自北师大，校舍和教室也是租借这所公立大学的，这就是姓“民”和姓“公”的本质区别。由于教室都是临时租用的，小林在开学初拿到的课表上从来也找不到教室的地点，一切听从临时安排。
她们的宿舍是北师大校办工厂改装成的简易平房，八九平方米，8个人挤在一起。因为是平房，没有管理员，不管白天晚上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敲门，她们已经习惯了种种可疑的“骚扰”。这儿极偏僻，夜幕降临时，她们纷纷从昏暗的门前小路走向北师大明亮的教学楼、图书馆。这种“蹭教室”、“蹭图书馆”的求学方式，早已成为她们大学生涯的必需组成部分。
很多时候，小林走在那些额角闪着明亮光泽的学子中间，有着说不出的百感交集。是的，她是一个大学生了，这是从前梦寐以求的事，求真知、学本领，和这些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们感受着同一种气息的熏染。但是，又是有所异样的。这种异样，常常让小林颇感苦涩。“没有心理归属感。”她说。这是致命的。心和教室一起流浪。
“很多年后，如果我们想看看母校，上哪去呢？”小林怅然地说。这所拥有1000多学生的民办大学从1995年创办起就面临着“身首异处”的窘境。小林的许多师弟师妹们至今还住在北师大北校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部分栖身在该校本部的地下招待所内。其实，这也是京城大部分民办大学的缩影。由于目前对民办学校的产权界定模糊，即便像新东方这样有雄厚实力的学校，至今也没有购置自己的校舍。
“看上去我们就像是北师大的学生，可是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不是嫡系正传的，而是领养来的孩子。”小林的师妹宋海华说。这种“领养”身份常常让她们面对人们的探询目光自报家门时难免露一分怯。一次，海华报名参加了清华大学组织的扶贫夏令营活动。在讨论会上，海华见到了许多名校学生，还邂逅了一位师姐。轮到自我介绍时，师姐用极快极轻的声音说，她是北师大的。轮到海华时，她的声音清晰而平静：“我是京师科技学院的，也许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校，它是所民办大学……”
海华说当时她能感觉到那些来自清华、北大的同龄人投来的陌生、狐疑眼神。但当她用沉着、自信的语调谈完对这次活动的组织意见后，会场上响起了唯一一次掌声，那些投向她的目光充满了赞许和欣赏。那位师姐当即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其实，我也是京师的……”
海华说她非常能理解这位师姐。常常，仅仅为了获得一种空泛的认同，她们要付出比那些公立大学生更多的努力和代价。
毕业？失业？
一毕业就失业，对于公立大学的毕业生来说简直匪夷所思，但对小林这样的民办大学毕业生来说却成了寻常事。她失业已近半年了。按惯例，7月份毕业就该离校，现在是12月底了，小林还蜗居在小平房里，每月得按时交纳200多元房租。
屋外北风吹得紧，屋里暖气显得稀薄了些。她抬眼看看天，思忖着要不要把衣服晾出去。青苍的天。京城4年，她习惯了灰扑扑的空气和拥挤的车流、人流。往日里只顾把自己埋进书堆，爸妈每年花七八千元的学费把她送到这里，图的就是让她学点真本事。好像是要给自己一个交待，一个证明，她打定主意要在北京立下脚跟。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她不愿言及的原因:京师发给她的文凭一出北京，就更是没人认了。
“我们是被人遗忘的群体，我们习惯了被忽略。我就不懂，国家鼓励发展民办教育，为什么发放文凭、就业上却表现出明显的歧视态度？还有你们媒体，眼睛成天盯着那些名牌大学，什么时候真正关注过我们？我们真的就不是人才，只是废物吗？”小林有些激动。
我很难把眼前这张青春圆实的脸和推销墓位的职业联系在一起。可是，小林这样去做了。“看多了那些轻视、冷漠的眼神，就跟自己较上劲了，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自立！她背着父母偷偷干了一阵子。但不久，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就放弃了。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杂志社招聘助理编辑。她鼓足了勇气敲开了人事部的门。递上简历后她就被晾在了一边，人们在她身边来来往往，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半小时后她终于忍不住上前询问，那个女干事面无表情地撂过来一句话：“民办大学？我们从来不收。”
“助理编辑不就是看看稿子，做做校对吗？难道这个我也干不了？当记者，一定得是名校硕士毕业吗？”她无比艳羡而急切地仰脸问我。
班上的同学靠着北京的门路陆陆续续上班了。像小林这样徘徊在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同学也不在少数，尽管他们中不乏成绩优秀者。
很多个四处奔波的黄昏，小林站在京城的天桥上，看着城市的街灯远远近近地亮了，总有种落水的无力和伤感。青灰的天幕下她觉出了自己的渺小和疲惫。可是，就这样撤退吗？她怎么甘心！
求职屡屡碰壁后，她决定静下心来猛攻“国考”。国考其实就是国家高教自考或者学历文凭考试。由于目前大多数民办大学的学历还得不到国家承认，这些学校的学生要得到国家承认的文凭，必须参加“国考”才能拿到正规的“硬通货”。尽管他们谁都知道，这种相当于另一场高考的考试内容并不能给自身带来多少技能或知识上的实质性提高，但他们别无选择。
“只差这一门就能拿到自考本科文凭。到时，工作说不定要好找些。”小林掰着手指头庆幸地轻声说。有些同学还要熬上一两年才能全部通过国考。没有人知道为了应付这种马拉松式的考试，就在那些公立大学学生们享受优游自在的校园生活时，他们开始了另一种近乎“卧薪尝胆”的日子。在偏僻的大学围墙外，在荒凉的巴沟村，在那些由薄薄的板壁隔离成的简易工房里，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自考大军”，他们大多来自京城和外地的民办大学。能不能在三四年内拿下国家承认的大专或本科学历证书，成为这些民办大学生们对于自己和父母最现实的交待，以及对于未来生活最严肃的一份担当。
户口是困扰他们的另一死结。因为就读的是民办学校，政策规定他们的户口不能像公立高校的学生那样迁入北京，除了现在经常要遭遇查“暂住证”外，还意味着即便以后留京，他们还得背着“黑户”的牌子。而他们的学生证，如同毕业文凭，在种种政策的壁垒下也不过是“纸糊的灯笼”，回家买火车票时就少了那么一份底气，到现在他们还不能购买半价火车票。
助学贷款对于他们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就读北京文化大学的陈义来自内蒙，父亲几年前病故，母亲又下岗了，但为了他上大学，硬是向亲戚东拼西凑地借钱送他到北京。他说他最怕的是开学的日子，这个书他念得很沉重。“我们咋就贷不了款？真的我们就是二等公民吗？”他疑惑地发问。
生活在边缘。他们觉出了自己的“另类”，然而并不甘心。
“我们没有光环，
一切得靠自己！”
“我看好民办学校的发展前景，以后有机会，我就想从事民办教育！”海华清秀的脸上露出的自信使她在灯光下显得光彩迫人。
“我们很‘边缘’吗？”她从容、率真的反问倒让我有些局促起来。这个来自江苏江阴的四年级京师大学生，迥异于我所见过的民办高校学生。
的确，海华每天的生活和一个“正规大学”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她学的是外语，上课、吃饭、自习都是在北师大校园里，除了身份。这个让她的很多同学颇感沉重的话题，却让海华不以为然：“我总是相信实力，实力能够证明一切。”
客观地看，海华的信心并非没有坚实的基础。就拿课程设置来说，民办大学更接近市场的需要。实用型、技能型课程早已成为大多数民办高校追求的方向。而海华的师姐师兄们毕业后的不俗表现，更让她对于将来的就业充满信心，跃跃欲试。
海华坦承自己的自信来自于当初选择民办高校后的“心态调整”。她认为许多人因此而背负的心理压力，除了有外部的客观因素制约外，个人的“心态调整”绝对很重要。
“我们不需要同情，不是弱势群体。不错，我们没有光环，一切得靠自己！不管是受教育环境，还是社会待遇，我们只需要和公立大学学生一样的平等对待，那样的竞争才是公平的。”海华的这段表白成为我的整个采访中至今仍记忆犹新、最耐人寻味的片段。
我不由得想起好学的海华常常溜进一群北师大学子间旁听时睁大的渴慕眼神，这种联想让我的心绪有种难言的复杂。我也不知道小林现在是否找到工作了，只清楚地记得她最后定格在镜头里的青涩微笑：“希望我们能像公立大学的学生一样沐浴相同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