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争当西部经济之都 几年前，有“雾都”、“火炉”等外号的重庆还是一座以官僚主义作风浓烈和环境严重污染而闻名的庞大城市，而现在，它已经决心与过去告别。人们都在关注：这座拥有3200万人口的西部城市在1997年被宣布为直辖市后，能不能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一次成功体现。
“我们重庆不像上海，也不像香港，重庆就是重庆。”在人如潮水的重庆解放碑广场上，一名漂亮的重庆女孩对身边的朋友说。漂亮、繁荣和现代正在成为重庆的新形象。
重庆的潜力
重庆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自信，并开始千方百计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4年底，几名自称“巴虎”、“棒棒”的重庆人“潜入”成都大街小巷，用照相机捕捉一切难以摆上台面的肮脏景色。随后，他们将“采风”得来的照片冠以《48小时，成都印象》的题目在网络上张贴出来，很快引起众多网友的激烈争论和回复。有媒体评论说：“这起轰动的网络事件，使持续多年的成渝民间口水战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这只是成都和重庆长期口舌之争的最新一个例证。这两个原本一家的兄弟城之间的“暗战”事实上已经路人皆知，并不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重庆市的一名官员说：“民间的争执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两座城市的发展确实是关系中国广阔西部未来的严肃话题。”
就在那些自称“巴虎”的人们在网络上“快意恩仇”的时候，重庆市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对于这座渴望改变的西部城市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2005年1月12日，市长王鸿举在向人大代表们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开门见山：“2004年，是重庆直辖8年来发展最快最好的一年。”
王鸿举表示，2004年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2650亿元(连续3年在西部城市中名列第一)，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9550元；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4％，达到160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02亿元；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8．6亿美元。他说：“2004年重庆在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和城乡居民收入等各个方面，已提前完成‘士五’计划预期目标。这标志着重庆在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迈出了极其重要的步伐。”
现在，重庆已经是中国第三大汽车生产基地和第一大摩托车生产基地。长期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重庆市社会科学院专家田代贵说：“上个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三峡工程建设和重庆直辖等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相继作出，作为中国内陆最大港口城市的重庆，其在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整体带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只有26家在重庆投资了44家企业。但是，许多以前在广东和福建投资的港台商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重庆，除了重庆的政府和企业不断走出去宣传自己，也不断有世界各地的投资考察团来到重庆，其中甚至有不少的外国私人投资者。 重庆的发展究竟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机遇?抗战期间， 400多家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工商企业搬来重庆，初步奠定了重庆工业的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军工企业因为三线建设迁到重庆，一度成为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奠基石，使重庆在全国的工业水平上一直领先。于是，重庆也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落后、贫穷的交通和经济，另外却是富足的工业技术能力。
现在，许多重要的变革已经出现在重庆：一些国防军工工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研究民用产品，一些陈旧落后的钢铁企业纷纷被关闭，劣质的燃煤已经被限制使用，大量的城市建设工程在如火如茶地进行……
从目前重庆已经上马和初见成效的工业产品和生产企业上看，绝大部分生产厂家或多或少带有军工的影子。例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与重庆长安汽车公司的成功合作，再次证明了军工企业仍是重庆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也在实验着重庆军工企业生存、发展的一条新路。在许多人看来，福特和长安的合作更是一种“资本与资源的合作”，重庆军工企业在人才、技术和装备等方面的潜在价值，早被外而许多精明的企业看在眼中。
独特的优势
中国在重庆发展问题上的决心出自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考虑，因为东西部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据2002年世界经合纫织统计，上海人均收入为34547元，是贵州人均收入2662元的13倍。而重庆显然也好不了多少，人均收入属于偏低。
由于缺乏调节平衡的有效政策，这种差距的越来越大已经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目前，已经有5000万至2亿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流动人口。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03年完成的一项关于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培育和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是关键。在考虑西部地区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以及西部目前和未来主要综合运输通道的基础上，专家们确定了西部开发的四个一级经济带(区)，其中之一就是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
重庆在其“十五”计划中提出要着力构筑三个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区：以主城区为重点的“都市发达经济圈”，辐射带动全市经济增长；沿成都至重庆、遂宁至重庆、重庆至贵州等公路、铁路，构筑“渝西经济走廊”，形成全市经济新的增长极；沿长江、乌江流域，在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构筑“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形成全市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支柱力量。在这三个经济发展区中，“渝西经济走廊”的建设及其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与中科院的建议不谋而合。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室教授雷亨顺提出，以重庆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延伸，有成都、德阳、绵阳等城市，“成德绵”是四川省重点打造的产业经济高地。而成都和重庆距离300多公里，交通便利，两地之间又有7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中等城市，在区域经济战略匹配上呈现出互补和联动态势。
他认为，重庆、成都和宜昌三市及其腹地可以构成二个极具发展潜力舶“三角洲”经济带，这个西三角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实现区域间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同时，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这一天然载体，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由中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流动和辐射。
早在2000年9月召开的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东道主重庆就与其它省区市代表讨论了《西南六省区市七方参与西部大开发联，合行动纲要》，就进一步开放市场、联手加强长江和珠江中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及人才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协作措施。
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川渝打破“封锁”而互相协作发展，将有望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津京冀、东北之后的中国第五个经济“增长极”。不过，不论是大胆的猜想还是乐观的推论，决策者们都不应忘记，川渝合作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重庆和成都这对欢喜冤家的关系。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拥有西部最大的王牌：长江上游川江段唯一可以保证万吨级船队全年到达并进行编队作业的深水港区，其将在铁路、公路和河流运输方面成为地区的中心。重庆的战略地位、工业基础、立体交通枢纽、通信信息等，都可在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总部经济”
就在这股合作与竞争交错向前的浪潮中，近几年逐渐流行起来的一个新名词开始围绕一些西部城市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西部几座城市几乎同时喊出了向“总部经济”冲刺的口号。 在西安市提出要建“世界旅游之都”的同时，成都市也提出要建成“东方伊甸园”，且成都相继获得了“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内地最佳商务城市”等称号，这进一步增强了其发展的信心。
2005年1月，成都市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探讨成都中央商务区(CBD)的发展之道。与会人士认为，成都应抓住发展机遇，大力提升中央商务区的建设，迈向新兴的“总部经济时代”。为建设有规模的中央商务区，作为成都中心城区的锦江区则表示，它在成都繁华区域储备了近千亩土地用于CBD的开发和建设，从而为成都市发展“总部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援引重庆市中心城区渝中区官员的话说：“2005年，是渝中区向‘西部现代商贸之都’高地发起冲锋的一年。”随着美美时代百货以及阿玛尼等世界顶端品牌专卖店2004年在此陆续开业，解放碑商圈百货零售业迈入西部高端消费领先行列，作为重庆市经济强区的渝中区显得底气十足，似乎已经基本具备了形成和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
总部经济这朵舶来的鲜花尽管看起来艳丽，也给成渝两个城市较劲提供了新的“战场”，但严肃的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警告。有经济学家指出，总部经济直接由软环境决定，而软环境通常由完善规范的税收制度、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以及完善的金融业服务等方面综合构成。他说：“如果一座城市没有上述的软环境，最好不要操作所谓‘总部经济’项目。”
不少学者相信，和前几年流行的开发区、高新区等建设一样，非市场行为下打造起来的总部经济不仅不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果，还可能助长新的城市圈地行为，从而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专家田代贵说，总部经济实际上就是“中央商务区”，一哄而上地建设总部经济是不切合实际的。其中，重庆可侧重于发挥西南地区制造业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成都应侧重于发挥金融中心和技术创新基地的作用。不过，就成都和重庆而言，从城市自身基础、交通、信息、产业以及幅员面积等综合条件来看，他认为西部地区应当还是看好重庆。
一名长期在重庆工作的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两座城市共同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注定其城际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相当高，一方压倒另一方未必是一件好事，而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最近的一个事实证实了这一看法。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005年1月26日宣布，该行已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将重庆和成都代表处同时升格为分行。汇丰成都代表处和重庆代表处分别成立于1996年和1999年。汇丰中国业务总裁叶迪奇在汇丰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新闻公告中说：“西部大开发为重庆和成都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细节的缺陷
重庆的领导人在加强重庆的吸引力方面一直充满信心。他们希望加快重庆银行领域的开放步伐，争取使重庆成为整个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从而打破在西部已经正在形成的金融三足鼎立局面，超越西安和成都。
截至2004年，中国所有的中资银行在重庆都有分支机构。日前重庆市政府主要抓3家银行，重庆商业银行、万州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2004年8月，重庆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完成，通过吸纳国有和民营资本，资本金从2．88亿元扩充至15．18亿元，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资本金规模在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中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列全国第六、西部第一。
重庆市的一名官员说：“重庆要大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银行，特别是建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否则在资金使用上我们总被别人限制手脚。”目前，重庆市已经在计划将万州商业银行变身为重庆发展银行。
中国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已经突破100家，其中上海就有50多家，但是重庆的数字目前为0，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2005年10月，重庆市将作为东道主主办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为此，重庆投资近70亿元人民币用于峰会的各种项目建设。市长王鸿举认为，大量资金投入后兴建的项目不仅是峰会的需要，也是提高城市运行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需要。本次峰会不仅有助于推进重庆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助于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提升重庆市的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
城市化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文明和发展的象征，但重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与繁华的解放碑商业区一街之隔的十八梯，却依然保持着传统、贫穷的生活方式，而且人们习惯使用一些不太文明的地方语言和旁人高声淡话，他们中有许多是刚失业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人，不远处的繁华和现代似乎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和幸福。如果走得再远一些，还可看见大量山区头学儿童的无助与迷惘，遥远村落里的破房和羊肠小道，许多农村劳动力正在被迫出门打工挣钱。
毫无疑问，重庆是中国西部准备跃起的经济猛虎。在努力缩小与东部城市差距的同时，如何改变自身内部的多种差距同样是重庆市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重庆是中国转型的一扇窗口
从千里之遥的布鲁塞尔到中国西部重镇重庆，人到中年的苏格兰人尼克?马齐(Nick Mackie)作出了生活和事业中这一重大决定。
2002年底到2003年中，尼克先后两次造访中国，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电视新闻报道。第一次在昆明、温州和重庆进行了采访；SARS爆发期间，他第二次来到中国，再次走访了昆明和重庆。
此时，中国正在将西部的大门向世界媒体慢慢敞开。他从重庆市外事办官员那里得知，重庆将成为继北京、上海和广东之后，成为中国第四个允许外国记者常驻的地区。
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出长期在重庆生活的决定远远超出了工作的含义，我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目前为意大利FBC驻重庆记者站首席记者的尼克对记者说，“此前，对中国所有的知识我从未进行过正规学习。”
对于46岁的尼克来说，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一瞬间。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他到过世界上30多个国家，为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因特网等各种媒体做过新闻报道；他也曾先后为德国电视台(DWTV)、BBC、美联社、布隆伯格等世界各大新闻机构效力；他在布鲁塞尔一干就是8年，被业内视为欧盟 (EU)和北约(NATO)、报道的权威，他说，此时他也遇到了许多人都遭遇到的“中年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被两个地方占据：欧洲或中国。一方面，他可以设想作为欧盟和北约报道的专家在欧洲享受舒适的生活，终老其身。另一方面，他可以前往一个全新的“远东世界”。
“我必须思考我的后半生该如何度过，而迎接新的挑战使我振奋。”他说。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像 BBC、CNN这样的全球性媒体却把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没有给予中国足够的关注，或者主要报道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显然这是不正确的，这些地区只是广大中国的一小部分。”尼克说，“但是中国政府对外国驻华新闻记者报道一直有严格限制，这也是西方媒体无法过多介入的重要原因。” 他说，中国正在从各个方面对世界产生影响，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销往世界各地，甚至连他80高龄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从英国给他寄来的圣诞贺卡也产自中国。所有这一切都令西方人对印象中的中国产生了许多诧异和不解，于是他们非常想知道：现在，中国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重庆敞开的大门给尼克提供了报道和记录这些变化的机会。由于BBC当时没有增设驻华记者的计划，他寻找到意大利FBC作为合作伙伴，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私营电视新闻机构授权他常驻中国。
2003年底，尼克将记者站设在了重庆市的文化区沙坪坝。除了维持记者站的运转顺畅，他说他关注的重点就是确保报道的质量，“新闻报道的质量是记者站长期生存下去的基础，你必须保证你的报道准确、客观和公正，这是记者站的生命所系。人们也将通过我的报道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重庆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对于尼克而言，重庆及其这座城市所在的中国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新闻报道资源。他说，与上海、北京、广州等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重庆没有金融领域、政治领域和国际商贸等方面的新闻优势，但是，中国的发展变化并不仅仅反映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并不仅仅反映在上海的金融家、广东的贸易商和北京的政治家们身上，“中国的发展变化更应该反映在广阔西部地区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里。”
他说，在今天的重庆，可以看到迅速崛起的现代化高楼大厦，可以看到成片的低矮破旧数十年不变的民房，也可以看到崭新的经济开发区，驱车几分钟后又可以发现规划整齐的城市背后隐藏的陈旧厂房。在这里可以碰到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也可以遇到在简陋的平房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穷困老人；这里既有成群结队没有任何劳动技能仅凭力气挣钱养家糊口的农村苦力，也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能够在任何地方找到幸福未来的年轻人。“我从沙坪坝驾车到重庆最繁华的市中心解放碑需要20多分钟，沿途就能看到上百条值得报道的新闻。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我观察和记录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口。”尼克说。
尼克颇感自豪的是，他目前是常驻中国西部的唯一一名西方广播电视新闻记者。他说：“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说2005年中国农民将免缴农业税，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们报道的只能是政府的决定，而我在重庆，能直接拍摄到这些政策对西部农民的影响。”
他说，西方的平面媒体也许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电视媒体所给的报道远远不够，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现在在重庆，我用电视影像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一切。我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者和亲历者，而这是真实的中国。”
尼克的报道目前以重庆为基础，延伸到云南、四川、陕西等中国西部其它省份以及广东、上海、哈尔滨等省市。从选题、拍摄、编辑到后期制作，他都是一个人完成。提起一年多来在重庆的生活和工作，尼克颇多感触。
他说，重庆是一座节奏很快、充满发展活力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也面临很多实际的问题。
2004年11月，重庆市有关部门通过媒体对外宣布，由于“火炉”、“雾都”等称谓对重庆市对外形象宣传有负面影响，从当月上旬起，在全市飞机、轮船、火车、大巴等往返重庆的交通工具和窗口行业更新《重庆简介》，不得再提“火炉”、“雾都”，同时要求当地媒体谨慎使用“雾都”、“火炉”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重庆，以免影响重庆的投资环境。尼克知道后对此非常不理解。一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政府部门要求媒体不得使用什么词汇进行报道的事情，二是重庆的环境质量确实比较差，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他戏称这是他听到的2004年最大的“笑话”。
尼克说，现在重庆居住的外国人不多，而这些人中除了来这里做教师的以外，大部分宁愿呆在高档的星级宾馆里，也不去政府指定的外国人居住区。他们一是不满意住宅的质量和舒适度，二是出于安全上的顾虑。在他们看来，重庆在满足国际人士生活的住宿、医疗和学校教育等需求的服务能力上还亟待增强，重庆与真正的国际化都市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他听说，常驻重庆的西方外交官员、职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间有一项硬性规定，那就是凡在重庆工作期间患病需要动手术住院治疗的，除紧急情况外，必须送往上海、香港或新加坡进行治疗。2004年底，一名在重庆工作的西方外交官员患急性阑尾炎需要进行囊尾切除手术，由于担心在送往香港的途中发生意外，才破例在重庆一家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后恢复正常。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在重庆就医。不少在重庆工作的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使得他们大多不愿冒险携家眷同来重庆。
尼克说：“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医生不够资格，他们的态度很好，医疗水平也不低，但是医院的术后康复(post- surgery recovery)记录太差，由于环境污染严重，医院的卫生状况也不理想，很容易造成术后感染。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他说，环境问题其实是中国很多城市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可能是因为重庆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这样的问题才会显得格外受人关注。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限制媒体的用词就改变得了的。
关于中国西部的“战争”
作为常驻重庆的一名西方记者，尼克?马齐敏锐地感受到中国许多西部城市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渴望。他说：“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中国西部的三个主要城市，重庆、成都和西安都希望成为西部的经济首都(他在这里使用了economic capital两个单词)，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尼克说，他从一个可靠的西方观察家那里得知的一件事情证实了这种竞争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重庆和成都都曾竭尽全力邀请德国在自己这里开设领事馆，而德国也一直在这两个城市间权衡。重庆一度非常自信能够与德国达成签署开设领事馆的协议。当时重庆正计划在长江边修建一座标志性的大剧院，经过几轮筛选，最后剩下了分别来自德国和另一家公司的两个设计方案。这名观察家注意到，为了加大影响德国选址重庆开设领事馆的筹码，重庆倾向了德国设计方案。但在最终确定采用德国设计师的方案之后，德国却宣布了在成都开设领事馆的决定，“据说这件事情让许多重庆官员觉得没有面子。”
他说，其实这三个城市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优势。一般说来，外国投资者首先要考虑这个地方是否有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这个伙伴不是一时所需，而是要看他是否能提供专业的人才、有高效的管理方法，是否能进行长期的、可靠的合作，而不是看这个伙伴与当地官员有多少关系；其次他要考虑这个地方是否适合自己的产品生产，是否有健全的税收和法律服务制度，能否保障他的资金安全；再者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产业特点考虑物流的问题。如果是制造业，他很可能选择重庆，因为这里拥有所有的运输条件；如果是服务业，他则可能倾向于成都，因为成都给外国人的印象是拥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同时成都的文化和娱乐活动都非常多。
尼克说，作出投资决定的因素很多，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点。从政策上说，中国中央政府宣称要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只要中央政府在开发西部的进程中始终强调这一点，重庆所具有的政策优势就会保持下去。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各个地区和城市之间都在争取吸引外资，相互之间的优惠政策也都会相差无几。像成都这样的城市，它可能比重庆拥有更多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但重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所必须的要素。
在他看来，竞争才刚刚开始，中国西部未来的“经济首都”将在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中诞生，而这个未来最终将取决于谁能够成为西部金融业的中心。
他说，从环境上看，成都并不比重庆强多少，尽管重庆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环境质量，而环境的改变需要时间。从短期而言，重庆如果希望更多地吸引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简化程序，增强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培养投资者的信心。
他说，投资者希望了解这里的投资环境，旅行者希望了解这里的文化和历史遗迹。世界需要了解中国，而真实的中国社会就在这个国家广阔的西部地区。
尼克说：“就像西方投资者需要了解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一样，他们也希望中国合作伙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我来自一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我所理解的东西与你们可能会有所差异，但我同时也希望能得到你们的了解。”
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在重庆一年多的时间，遇到困难和麻烦时总能得到重庆市外事办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帮助。他说：“我按照苏格兰人的方式行事遇到麻烦发脾气时，我甚至可以直接与外事办的高级官员通电话，从而得到解决问题的建议。”
尼克在重庆的采访多数情况下受到欢迎。但是，比如他在拍摄肮脏的街道、破旧的房屋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尴尬。有一次在丰都，当他想拍摄即将因三峡工程蓄水而淹没的老县城时遭到当地个别官员的阻止。他想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化里爱面子的因素所致。
尼克认为：“在中国目前积极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不可能直接提供实际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可以想办法创造良好的环境。”他说，重庆的官员们应该注意，重庆并不是中国唯一有发展空间的城市，如果不进行改善，将不会赢得更多的投资，“中国的西部城市正在进行一场‘战争’，目的是赢得投资，赢得投资者的青睐。”
他说，他既要报道进步的一面，也要在报道中展示落后的一面，这既是平衡公正报道的需要，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也只有这样，他的报道才能得到世界其它地方观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