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的问题，说到底只是利益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股票――“股票”只是“人”的折射与投影。 2009年4月28日，最新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对机构公布，因故停发9个月的IPO重启，且与创业板启动重合在一个时间段内，由此，新一轮的IPO，无论其时间预期，还是进度预期，均对证券市场构成某种压力，二级市场将迎来IPO的新一轮挑战。
从时间安排上看，新IPO规则已于6月5日征求意见结束；6月10日发布正式意见；6月11日正式实施。周期被压缩得很短，而IPO重启的条件已经具备；6月22日，桂林三金药业正式启动IPO。首轮询价区间，价格下限为17元，上限为21元。
有关IPO的最新机制会否成为牛年市场的“新契机”?
谁对二级市场负责?
对于IPO，应当分清权责，但期望值不可过高。在笔者的梦想中，任何股票市场，首先应是一个真正的企业股权交易市场，是一个对于任何企业均无门槛(至少是最低门槛)的交易市场。
保荐人或机构投资者，是否真能确保企业IPO前后的质量?恐怕不能。因为世上无人有此能力。既然如此，还不如让位市场博弈，让买方选择，让成本说话，更为妥当。风险就是风险。应当封闭掉任何脱卸责任的借口，履行新规则，让位“市场定价”。
对于一些并无企业经历，也无社会经历的个人(比如保荐人)来说，权责不能太大，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因此，把IPO的定价责任交给任何人，比如保荐人，或者机构，远远不如交给市场筛选，更有意义。
IPO的过程，应是一个信息充分披露的过程，要放开手，让买卖各方(包括方方面面的市场人士)说话，只有把话说透，风险才能降到最低。当前是宏观经济低潮期。企业有多难，大家可以想象。此时开启IPO，启动一级市场，能有什么保障?一般中小型企业，经营寿命只有几年，市场淘汰率高。如果信息方面再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对此，逐步放开“双向交易”，试行做市商制度，让上市保荐机构们经历永久性的“发行期”，才有可能真正让资金“话事儿”、让业绩“话事儿”、让投资回报率“话事儿”。谁也别打“包票”，股市才能长治久安，“持续发展”。
中国的投资者们在资本市场交易，虽然历时只有20多年，但也见识过各类企业。有的企业，“朝为拂云花，暮为萎地樵”；有的企业，“一阔脸就变”，以至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正因为这样，现在的投资者，除了成长性，别的一概不信；只有成长性，能带来信心――但也仅是信心而已。
必须承认，一级市场就是“风险”市场。找不到对企业进行明确定性(或定量)的价值判断标准，仅靠“发行制度改革”，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
最近30年来，只有新型企业，能够真正给二级市场带来正向收益，其中，微软、苹果、谷歌这样的公司，才能够成为IPO时代的领先者。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在风投和直投的帮助下，让投资人能在长期投资的过程中获益。这一潮流的关键和根本在于企业，而企业的根本，在于技术创新。
行情走向何方?
在笔者看来，行情的启动，其实不难，难在别的地方。比如说，行情一旦启动之后，又当如何?
两年前，指数正当高位，中国人寿发行市盈率97.8倍；中国平安76.18倍；中信银行59.62倍；中国远洋98.67倍；这些股票，最终跌得一塌糊涂!再比如中国石油，轰轰烈烈地一轮炒作之后，又套牢多少投资者?
IPO的问题，说到底只是利益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股票――“股票”只是“人’的折射与投影。
同时，A股的IPO之所以总搞不好，是因为―直没把买方的利益放在首位，长期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可以依托供股权证完成的价格回拨的工具型产品。近期，汇控的供股方案相当成功，最新股价较之供股之前，超过一倍以上，各方好评如潮。但是，汇控正股(00005)与汇控供股权证(02997)的设计，奥妙到底在哪里?
A股的IPO制度若是真想改革，有关方面就应当试试权证产品――通过发行、买卖认股权证，锁定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之间的差价，只要分散交易(T+O)，IPO风险就小多了。
从图形上看中国的股市，其轨迹就是“过山车”：在高速中大起大落，惊险万端。但是，当一轮行情过去，以近两年的平均价格计算收益，投资者的回报少得可怜。
无论是新股也好，老股也好，大多数已上市及等待上市的企业，总体质量并不高。而且这些企业，均已经在一级市场上获得极高的溢价(保守估计，也在20倍左右)。这些公司在短期内对投资者有博一把的炒作价值，但是其长期的投资价值，很难确定。
IPO的目的是抢钱?
一是新股发行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定价效率，还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或者说，重启IPO，仅仅就是为了拉动经济?盘活企业资产呢?
中国A股市场，当前已经是全球“三大市场”之一，截至今年一季度，深沪两市的总市值为16.1万亿，已经成为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市场――其中上交所一家的总流通市值，排名仅次于纽交所、纳斯达克和日交所，位列第四。就实质而言，排名在前的三者，皆为全天候的全球交易市场。
不但在品种方面，经过股改之后，近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与机构的规模，也有了很大的扩张。目前，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07家，总资产1.4万亿元；净资本3105亿元。基金公司61家，基金总份额2.35万亿份。而且我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已经占全球的1/3。
除此之外，我国期货交易的品种，已经形成了可以维护主要商品期货价格的交易体系。铜、铝、大豆价格，成为全球贸易当中的“定价基准”。2008年，我国主要期货市场，累计成交13.6亿手，成交金额达到71.9万亿元。
由此可见，对于目前而言，其实IPO对于拉动经济，甚至对于企业的资本改制，作用相应弱化，至少，真正好的企业，对于IPO的期待，已经不似前几年的股票市场。最多，一次成功的IPO，也只限于IPO企业，由资产经营转变为资本经营的一个载体，一个过程了。
而自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救市”这一问题上，中国要比美欧表现得更为激进，措施更为坚实。
所以，自去年11月以来，大量的信贷资金借4万亿之名流入了股市和楼市，而有关方面，对此也有各种忧虑。以中国占GDP比重最高的经济刺激方案，同时得到了全球财经领域的一致赞赏甚至感激。因为美欧动用的各种货币政策主要是救他们的金融业(流动性危机用释放流动性对冲)，而中国在自身的金融系统相对健康的情况下，所花掉的每 一分钱，都相当于间接帮了全世界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一把，但是同时，中国企业的负担，以及商品库存量，并无明显的改善迹象。
可见，我国经济的问题绝非金融问题，而是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试图用宏观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微观经济的问题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相反只会加剧原有的不平衡和不合理。其中，特别是以外需为主的外向型的中小企业。
未来受制于人
首先的可能，如果美欧迫于国内的压力和对未来通胀的担忧，在大规模的通胀出现之前，开始着手收回流动性，那么中国经济，即便复苏，也会受到限制(当然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经济发达国家的重要目标，尤其对于欧洲国家而言)。
若此，美元的币值会相对稳定，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趋于稳定甚至回落，则全球出现通胀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是，中国的出口会长期低迷，而4万亿投下去的过剩产能无法消化，肯定还会出现一些半拉子工程。中国经济将进入“受制于人”的漫漫的通缩。
其次，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各种考虑，在收回流动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任由通胀预期导致硬通货(比如美元)持续贬值，进入下降通道，那么，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就不可避免。而我国经济能否经受住未来的全球恶性通胀的冲击，目前很难预料。
老实讲，市场完全明白，本次重启IPO，再次推进IPO的改革，仍然在于增进市场的效率。如果市场的自然发展，本身也可以解决市场的资源错配，那么，IPO制度的改变。就不是仅仅注重其短期效果。
2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其进步有目共睹，但从总体上看，市场基础依然薄弱，市场内在的基础与市场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和国内外市场联动加深的背景之下，利益格局，遭遇到很深的调整。各种新情况、新变化，与原有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明显。重大问题的暴露，也更为直接、更为集中。
因此，借助当前的市场机遇，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和要求，推进市场基础建设，完善价格竞争机制，争取早日建立、健全一个可以“防范市场风险”的长效机制，提高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资本市场，才能长治久安。